晚明徽籍印人的兴起缘由浅析

文人篆刻艺术，自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王冕诸贤倡导以来，至明代中晚期文彭、何震主导之宣德、弘治年间，实现了由实用功能向艺术审美之蜕变。此番变革，除沙孟海于《印学史》中所论及之印材由金属向石质之革新外，亦受科举制度调整和文人参与、商品经济之勃兴、印谱流传盛行等多元因素之合力驱动，客观上极大地激发了篆刻艺术之创作热情与受众基础。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除文彭外，余者皆出身徽地，此现象深刻揭示了徽州独特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对篆刻艺术发展之深远影响。

一、印工至印人身份转变

明晚期科举制度变化，众多文人因科举无望而纷纷转向其他领域。相较于明代初期的压抑氛围，中晚期社会形态更为开放多元，各种思想交织碰撞，为文人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精神乐园，同时也为篆刻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和人员基础。

在宋前，印章主要使用者为官员、将军等身份显赫之人，其功用多为凭信和身份象征。宋代文人开始大量用印，印章的鉴赏、收藏越发得到文人的重视，米芾《印史》道：“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我太祖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 ^[1] 但多为书画款印、鉴藏等功用，且多为文人写印稿、刻工代刻的阶段。

《春秋·谷梁传》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2]篆刻工匠即当时的“工民”，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士人文艺与印人工艺之间开始彼此通融交流，印人地位进一步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印工逐渐转变为印人，他们不仅掌握了精湛的篆刻技艺，更在艺术创作中融入了个人审美和情感，从而推动了篆刻艺术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二、商品经济下的篆刻艺术市场

明晚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书画数量激增，市场需求促进了篆刻艺术的普及与发展。印章在宋前主要作为实用凭信或配饰，至宋后，诗书画印逐渐融合，书画市场的繁荣带动了书画用印需求的增长。同时，印章在书信往来中也广泛应用，无论文人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皆有用印之习，可见印章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明末清初的艺术家多以出售作品为生，篆刻领域也出现了职业化印人和半职业化印人。何震作为明末较早走向鬻印道路的职业化印人，陈岩称“何震是篆刻艺术走上市场的第一人”[3]其成功为徽州人树立了榜样，徽州人纷纷以印章为业，走出家乡，客居经济发达之地以鬻印为生，占据了明末印坛的大半江山，并对篆刻艺术风格有所开创。

何震的楷模身份在经济作用下被确立，形成了大规模的卖印热潮。其印章风格被全社会广泛认可，学习其风格的人大增，进一步扩大了何震的名气。周亮工的《印人传》载：“自何主臣继文国博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久之而黄山无印，非无印也，夫人而能为印也。又久之而黄山无主臣，非无主臣也，夫人而能为主臣也。”[4] 在何震的带动下，印人们治印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开始向下层社会转化，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三、徽州地理与徽商崛起

明代商贾群体对篆刻市场化起到了资金扶持作用，其中徽商表现尤为突出。徽商对书画篆刻艺术的赞助，历经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长达三百年的岁月，这一时期恰好是徽州商业最为繁荣的阶段，同时也是徽派篆刻艺术最为辉煌的时期。

徽州地狭人稠，农耕粮食匮乏。万历《歙县 . 货殖》云：“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5] 面对困境徽州人穷则思变，纷纷外出经商，徽商群体由此壮大。徽商善交际，尤与上层官员，借此得声望、地位，更利商途。同时徽商重文化修养，清代大儒戴震对徽商评价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6]徽商“贾而好儒”，在徽商家族的家训中，“读书”更是其中关键的一条：“世间物可以益人神智者，书。故凡子孙不可不使读书，惟知读书则识义理，凡事之来，处置得宜，如游刃解牛，自有余地”[7]

徽商为艺术品市场主力，徽州市场亦繁荣。黄崇惺《草心楼读画集》中记载：

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8]

吴其贞《书画记》忆徽州盛景，休、歙二县古玩之风炽，商贾闻风而至，所得皆为名器。徽州富藏，精品迭出，黄崇惺《草心楼读画集》记徽州名族收藏，卷册极盛，鉴赏家称道不已。徽商不仅藏印，更助印谱出版，为印学发展添翼。

四、印材革新与印谱盛传

明代以后，中国玺印艺术逐渐进入质材与篆刻等方面的更新期。除朝廷颁发的官印仍维持铜铸造传统外，书画家们开始抛弃坚硬难刻的铜、玉、骨、角等印材，转而采用软石，开启了石章时代。周亮工在《印人传·书文国博印章后》中言：“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9] 这一转变，不仅为印章融入了更多的艺术审美特性，还促使文人亲自操刀治印的现象渐趋普遍。文彭发现灯光冻石后，青田石作为刻制印章的新材料在文人中广为流传，其质地细腻、易于受刀的特点，使得文人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迅速形成了明代印家纷纷涌现的格局。

印材的转变，它不仅刺激了文人篆刻家的创作热情，还促使他们更加深入地表达内心世界，为明代文人印学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文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对印章艺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催生了大量风格独特、艺术价值极高的印章作品。

在印谱方面，明代文人对于印谱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使得篆刻艺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播。明代印谱制作之盛况空前，其分类精细，主要涵盖集古原拓印谱、摹刻印谱及创作印谱三大类别。集古原拓印谱领域，佳作频出，诸如顾从德所辑《集古印谱》、范汝桐同名之作以及郭宗昌精心编纂的《松谈阁印史》，此三者均广搜博采，共汇聚古玺印数千余方，原印铃拓，精准传神，再现了秦汉印风的古朴韵味，为明代印人追摹秦汉、研习印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与实物资料。

印材革新与印谱盛传共同推动了文人篆刻艺术的蓬勃发展。在明清时期，文人篆刻家们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以及对新印材的熟练掌握，创作出了大量风格独特、艺术价值极高的印章作品，使明清篆刻艺术成就继秦汉印章高峰之后，再次攀上了新的历史高峰。

结语

综上所述，晚明时期徽籍印人的兴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人篆刻艺术繁盛的背景下，徽籍印人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实现了从印工到印人的身份转变，地位也随之提升。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篆刻艺术市场的繁荣，为徽籍印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和市场需求。同时，印章内容的多样化、印材的革新与印谱的盛传等因素也共同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为徽籍印人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晚明篆刻艺术繁荣发展的多元动因。

参考文献

[1] ( 宋 ) 米芾《书史》，见（宋）左圭辑 . 左氏百川学海 [M].民国武进陶氏据宋本景刊.

[2] ( 宋 ) 孟元老（著）、姜汉椿 .( 译 ). 东京梦华录全译 [M].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

[3] 陈岩 . 明代篆刻市场初探 [J]. 中国书画 ,2011.(2).

[4] 周亮工撰；汪启淑撰. 印人传[M].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

[5] 李琳琦. 论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史学，2014（02）

[6] 陈志超 .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M]. 大学出版社，2001.

[7] 刘艳琴 . 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 [J]. 明清小说研究，2004（04）.

[8] 王世华编；王世华，李琳琦丛书主编 . 徽商家风 [M].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 黄宾虹，邓实编 . 美术丛书 01 初集辑 [M].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