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天津分行在法币改革中的角色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银两与银元并行，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地方私铸货币致使币值紊乱，加之国际银价受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冲击剧烈波动，国内通货紧缩加剧。为掌握货币主权，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率先终结银本位，初步实现了货币标准化。然而白银危机迫使政府推行法币改革，废止银元流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唯一法定货币。终结了地方货币发行权分散的状况，缓解了通货紧缩。

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工商业萧条，资金大量外流。从1934 年7 月至10 月中旬的三个半月内，白银外流接近2 亿元以上。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国内白银储备可能耗尽。为此，财政部实施征收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旨在阻止白银外流。虽然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非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1935 年，世界银价继续上涨，政府为稳定金融，要求银行停止白银出口，配合政府稳定金融。然彼时国内白银储备已呈锐减态势，加之本位货币实际价值远高于外汇牌价，导致民间私藏及白银外流现象再度猖獗。私运白银事件发生后津市各银行即行限制兑现，所以市面现银日见减少，各私运现银者，因市内已无现银之来源，只能向四乡搜罗，而乡民除中、交两行钞票外，均拒绝使用，故各运银者，赴四乡收买现银时，均携有巨额之中交钞票，因此亦限制中交钞票出境。然而仍有私运者赴附近乡县收集现洋，向东北贩运，每百元得利由最初的15 元增涨至50 元，因此私运者愈多，白银流出亦愈巨。据调查，4 月份每日携银出境之密输团员，平均为70 人，5 月份每日平均75 人，6、7 两月份每日平均150 人，8 月份每日平均120 人，9 月份100 人。私运现洋最初为夹带性质，每人只5、600 元，但携带过多，易为人识破，因此最后每人至多不过800 元。津市日总领事派日警官在车站协同防止，抄获现洋，并交津市正金银行保存。

白银储备加速耗竭使国民政府认识到，唯有革新货币制度，方能确保金融的稳定。随后颁布了法币制度：（一） 稳定外汇，约以当时外汇市价为标准；（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各银行所发钞票逐渐收 回。以后各行不得续发新钞票，所有已印未发之新钞，应交存中央银行；（三）白银国有；（四）改组中央银行为中央准 备银行，俾成超然机关，以全力保持全国货币之稳定；（五）健全商业银行制度，设法增加其活动能力；（六）整理财政。 中央准备银行保管各银行之准备金，经理国库，供给各银行以再贴现之便利，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之业务。停止中 国、交通、农民三行印制新钞。

1935 年11 月，国民政府发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法币1 元等于英币1 先令2.5 便士，法币100 元等于美币29.75 美元，法币发行面额有1 分、5 分、1 角、2 角、5 角、1 元、2 元、5 元、10 元、20 元、25 元、50 元、100 元共 13 种票面。1936 年2 月财政部赋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法币特权，以一万万元为限，与法币同样行使（未在天津发行）。但农民银行不论资历、信誉，都比不上中、交两行。中交两行在成立时，就属于国家银行，历时十余年。修正条例以后，两行的性质虽稍有变更，但仍代理部分国库。根据法币发行办法，中国、交通两行的钞票作为法币，只以两年为限，因此财政部想出了折中办法：即不将农民银行作为法币发行银行，但其钞票可作为法币使用。因中国旧有辅币复杂，又公布辅币条例，令中央造币厂鼓铸辅币。又为便利商民起见，将铸造半元、一元银币，以完成硬币之种类。同时宣布白银收归国有，中、中、交三行纸币不再兑现，其他各银行发行的纸币也限期收回，华北一带虽仍流通，但不再发行新的纸币。

截至11 月3 日，库存钞券种类数目及现金数目，均应查明，设有中央银行地方，由央行负责召集当地银行银钱业报告财政部，无中央银行地方，由中、交两行负责办理，转报财政部。因我国幅面辽阔，交通多有不便，中中交三行钞票及其他银行钞票未必各地均有流通，一时无法兑换各地，由税收机关暂时收换，运送各地兑换。为便利偏远省区及法币流通尚未充分地方，将兑换期限延展至1936 年5 月3 日。

为巩固法币，财政部特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并公布了《发行准备委员会章程》。规定以中央银行总裁为主席，负责法币发行、法币收换、保管法币准备金、检查法币准备和编造检查报告表，指定中、中、交三行之库房为准备库，委员会每月检查准备库一次，将发行数额及准备种类、数额公告，陈报财政部备案。平津金融界曾建议在天津设立现金保管分库，津市金融界为防止现金流出，相约不以现金支付，所有各行存银，均列表记数于银行公会。

法币政策得以在天津顺利实施，离不开卞白眉的支持，他在接奉改革币制法令后：“决定： （-） 遵令照办； Θ 各行往来冲算仍照旧，由公库代办；（三）河北省银行等六行钞票亦由三行照收，并与商协济及整理办法。”天津的银行业与钱业公会经过商议，作出决策：一将严格遵守政府为完善货币体系的措施；二是天津同行间的转账业务依旧通过公库处理，且采用津三行的钞票支付，而公库存放的现银则由两公会与三家银行共同封存管理；三是自11 月4日起，所有银行开具的票据上均需注明“国币”字样，这些票据的收付也统一使用津三行的钞票。

为便利市面，财政部设立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指定周作民为天津分会主席。所有分会一切事务，由上海发行准备管委会处理。津分会委员多数来自银行界，而津平商会及钱业公会则未参与。鉴于当地各界对法币准备金保管情况了解有限，卞白眉建议财政部增派六名委员，将津平商会和钱业公会的核心成员纳入，以体现公平。随后，天津分会要求各银行涉及发行准备的部分，由津三行接收并保管，营运资金部分全部兑换为法币，外商银行的银元和生银由银钱业公库代为兑换。成立检查委员会，负责对各银行所存现金进行检查和集中管理。

有关法币兑换办法，津三行规定，以分量不足之银币来掉换法币，辅币以十二角掉换一元。在1935 年11 月4日以前当地十足通用之现银币或银条来行兑换法币者，不论数目多少，视交通运输等情形，酌情给手续费，每100元以给4 元为限。11 月4 日以前兑换法币者，应照兑换法币办法第三条“按其成色估定兑换”之规定办理，不给予手续费。生银、银锭、银块或其他银类，应送交中中交三行兑换法币，如有藏匿或转付其他用途者，以侵占罪论处。每月所付手续费数目，应于每月底开具清单，各自呈报总行。中中交三行汇款手续费河北省内每 1000 元5 角，省外每1000 元1 元，为便利同业调拨款项，兼顾三行运输法币成本，除三行汇款仍收取手续费外，所有同业汇款按每千元收费2 角5 分，省外每1000 元收费 5 角。

1935 年12 月20 日，津行经理李达向发行准备管委会天津分会送上两项开单，包括11 月3 日以前已报之所存现金数，与截至现在未报之数，分别发行准备与营业两项。

数据来源：天津市档案馆：《改革币制》，档号 401206800-J0129-3-005342，1935 年 11 月.

1936 年7 月8 日，冀察政委会特派胡毓坤等人，会同平津两市府所派关系人员检验，发行准备保委会天津分会各库保管数目如下：

数据来源：《平津现银封存数目》，《申报》，1936 年7 月29 日.

为协助稳定币制，维护英在华投资利益、抗衡美日势力扩张，英国派遣其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调查中国财政情形。除此之外，英国在华投资各铁道，多未能按期偿付债务，研究铁道之情况，亦为李滋罗斯主要使命。据当时报纸刊登，“实行银国有令设保管准备委员会后，表面保管，其实送中央之现洋，己达相当之额。29 日午前津行，由津浦线密送南京大洋三十万元，乃为事实，似与李滋罗斯在华北工作有相当之深关系。”根据卞白眉在日记中的说法，央行不仅不将钞票运津，还将钞票存于上海。这表明华北白银的隐蔽输送，实质可能是为伦敦市场套汇提供筹码，确保法币汇兑稳定，李滋罗斯的介入则凸显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家货币主权受制于列强。

政府规定法币的现金准备占六成，保证准备占四成。现金准备主要由金银和外汇构成，其中白银至少需占发行总额的 25% 。天津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规定，普通商业行号、公司或个人以现银兑换法币，可享受全额兑换，并酌情支付手续费及运送、包装等费用。1937 年7 月5 日，天津检查委员会完成对各银行所存银元、生银的检查，总计现银元 40172384.86 元（包括辅币 132670 元）及银 124 两 8 钱 7 分，津行本库为 148192 元。1937 年6 月底，法币发行总额如下：

1942 年6 月30 日，四国家银行钞票由中央银行接收并统一发行

数据来源：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949（上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第655-657 页.

津行作为国民政府在天津推行法币的重要机构，联合中国、交通银行（津三行）确立法币为唯一货币，参与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监督白银回收与法币承兑，加强了中央对货币的垄断，稳定了金融市场，津行的实践成为近代中国货币主权建设复杂性的区域缩影。

参考文献

[1]天津市档案馆：中央银行天津分行 全宗代码：J170 共有档案1216 卷，形成于1931-1949，主要内容有：该分行复业、停业及设立分支机构函件，该行同人录；该行有关废两改元，组织兑换委员会办理银、元兑换函电；经营外币、外钞、外汇业务文书；该行关于被日伪劫持银行申请复业及收复清理办法等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 年。

[3]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 辑 1924-1949[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4]天津市档案馆等编.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1937-1945[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 1927-1937[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 辑 第1 编 财政经济 4[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7]洪葭管编著. 中央银行史料 1928.11-1949.5[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8]石涛、何品编注.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机构卷：中央银行[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年.

[9]殷梦霞，李强选编. 民国金融史料汇编 [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10]郭凤歧总编纂，刘兆福主编，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志 金融志[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11]寿充一，寿乐英编. 中央银行史话[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2]沈大年主编. 天津金融简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13]孙德常，周祖常主编. 天津近代经济史[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14]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编写组编. 中国金融史[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

[15]祝尔娟，蒋耀福. 北方银都再兴 天津金融中心的历史、现状与发展[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6]刘慧宇著. 中国中央银行研究 1928-1949[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17]孔祥毅主编. 中央银行通论[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5 年 第2 辑 总第 106 辑[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9]洪葭管著. 中国金融通史 第4 卷[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20]石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 年）[D].复旦大学，2010.

[21]洪葭管.“四行两局”之首——中央银行[J].中国金融，1988，（09）：68-69.

[22]申艳广.天津银行公会与废两改元在天津的实施[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2（02）：48-5

5.

[23]申艳广，王欣.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考述[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4（03）：68-75.

作者简介： 袁易（1999-），女，重庆人，河北师范大学硕士三年级，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金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