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像中探寻刘国枢绘画的风格变迁史

引言：一位艺术家的风格变迁往往伴随着人生中的重大变故亦或是社会环境的巨变。刘国枢出生在1919 年，从最开始家庭氛围的影响临摹《芥子园画谱》再后来进入武昌艺专（重庆分校）追随唐一禾先生学习“新古典主义”式绘画，最后“苏派”绘画的风格的形成。图像视域下的变化往往反映出各个阶段的社会需要，刘国枢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他的图像中也会出现与一些时间节点无法吻合的图像，但他也在极力地将风格与当时的社会相结合。所以刘国枢如何处理自己的风格问题，他的风格变迁是否能在图像中完全体现？笔者选择艺术家各个时期的图像进行比较，旨在探寻其风格变迁史。

刘国枢绘画风格的继承

刘国枢是中国川渝地区的油画家、教育家之一，是该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因为父亲懂得一些音乐与美术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从小便受到家风的影响，学习绘画知识。初中毕业后开始了他的教学之路，他先是在一家小学教美术课程。一次专访时他回忆到：“武昌艺专是我一直想去求学之地，但是奈何家境窘迫无法支撑我继续求学，不得作罢。”1938 年时对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武昌艺专也难逃战火纷扰，教学楼被炸后也随即西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直接袭击了沈阳北大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开始了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的步伐。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东三省，国民党少数军队虽有抵抗但如以卵击石，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东三省的快速沦陷加紧了日军对华北、华南的侵略，武昌艺专也难逃日军的轰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武昌艺专南迁至大后方——四川江津（现重庆江津）。1938 年已经20 岁的刘国枢经过选拔考试顺利成为新校搬迁后的第一批学生，开始了他为期近7 年的求学之路，于 1945 年顺利毕业。同时，侵华日军于1945 年 8 月15 日正式宣布投降，标志着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武昌艺专也于1946 年顺利地搬回了原校址。但刘国枢在武昌艺专的学习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延续到如今的川渝地区。武昌艺专时期他受到了唐一禾先生画法、理念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深刻影响。他说：“不论是画画还是教学，唐老师都是我一生的榜样。”

唐一禾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油画艺术家，1928 年在北京美术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受到闻一多先生的爱国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之后先后任职于第六军政治部、武昌艺专。唐一禾于1931 年远走法国求学，并且与法国新古典主义艺术家劳伦斯学习油画，1934 年完成学业并回到中国。回国后，唐一禾积极组织学生进行抗战宣传画的绘制，为抗战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五四运动爆发时，唐一禾先生仅仅 15 岁，受到了当时崇尚民主、科学的社会思潮，并且深受其兄长唐义精的进步思想影响。

留法期间他去接触新古典绘画是不无道理的，劳伦斯大师所崇尚的现实主义绘画与唐一禾先生的社会经历将他彻底的绑在了绘制现实主义作品的这条路上。即使他是留法艺术家，学习的也是“新古典主义”式绘画，但他的爱国心理驱使使得他创作出一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语境的“新现实主义”绘画。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描绘的对象也大都是人民大众。比如《“七七”的号角》是其绘制于1940 年的作品，图中共十人，左边第一排为一人，而后的两三人结伴而走，他们全部表现为大跨步的前进姿态，呈现给观者一种队伍的行进感。

唐一禾“新古典主义”中对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风格显著地影响着刘国枢，为刘国枢以后的创作——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埋下了一颗种子。刘国枢前期的作品中观者可以明显看到他作品中的“新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他也坚持要求画家的思想与创作的艺术品必须与现实社会、人民群众相关联，这也成为他以后从“新古典主义”绘画风格转变到“苏派”绘画风格的原因之一。

除了唐一禾先生，他还在武昌艺专（迁校时期）受到了冯法祀先生的创作风格影响。

二、人物肖像画中对“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探索

古今中外的大批画家都在为人民画像，也出现了一大批因人物肖像画发迹的艺术家。无论是法国被称为农民画家的米勒，工人画家的库尔贝，西班牙宫廷画家的委拉兹贵支，还是中国写实主义风格画家徐悲鸿、蒋兆和等。刘国枢艺术作品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恩师唐一禾的影响。唐一禾酷爱画肖像，因为武昌艺专在川渝期间办学的费用十分的紧缺，写生的人体模特更是奇缺，所以肖像课程在当时的授课中最受重视。

因家庭氛围影响，武昌艺专求学期间的刘国枢已经非常娴熟的掌握了肖像画技巧，在审美观上也与唐一禾相似。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大量的人物肖像画，他专门刻画出了一组底层人民的肖像面孔，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如油画作品《乞妇》、《盲婆》、《挑碗工》、《流浪汉》等。刘国枢对于特殊人群的关注也并非偶然，他紧扣唐一禾提出的现实主义艺术的体系观念，坚持将大众化、写实化以及民族化相结合。他在武昌艺专学习期间绘画基础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夯实，最主要的是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坚持关注现实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努力揭示出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这些特殊群体的群像极为符合他对社会批判的心路历程。而这些表现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作品与其老师创作的作品《祖与孙》、《穷人》、《村妇》、《田头送茶》等作品极为契合，风格上可以明显感觉到刘国枢对唐一禾的继承，对“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再现。

三、历史革命画中“苏派”风格的显现

1956 年，刘国枢前往广州、武汉、北京进行较为系统的“苏派”绘画的学习。同年武汉举办了“苏联经济文化成就大型展”，刘国枢为了更好地吸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绘画风格，临摹了展会上的一些作品。并且他也直接接触到了苏联画家梅尔尼柯夫和马克西莫夫的讲学。20世纪50 至70 年代，刘国枢创作了许多带有主题性的油画作品，如《飞夺泸定桥》、《县委书记》、《送饭》、《解雇》等，尤其是《飞夺泸定桥》一画，奠定了他的全国影响力，并且因入选中国义务教育教科书而家喻户晓。这些绘画中观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绘画风格的转变——“新古典主义”转向“苏派”绘画。

飞夺泸定桥是在红一军进行长征时经历的一次激烈的战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1934 年10 月被迫在瑞金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是因为博古及其一部分国际共产者的错误导向使得国民党对中国苏维埃临时政府的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成功突破国民党的围剿，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顺利会师陕北革命地红军。1936 年 10 月，成功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红军会合，宣告了长征的胜利。

红一军的一些战争至今耳熟能详比如血战湘江、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等。其中在四川境内的战争异常猛烈，以飞夺泸定桥最为惨烈，在该战役之前，红军战士先是取得了大渡河战役的大捷，而后抢夺泸定桥。据《战士》报186 期记载——这也是两场战争最早被记载的史料—报头下写着《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采集并收录着七条战地消息，分了六列排版，具体内容如下:“1.占领安顺场……该行动开始了渡河胜利的第一步。……2.左路军田湾大捷……这一胜利保证了顺利夺取泸定桥。3.红军连夜急行二百四十里夺取天险泸定桥……为取得渡河全部胜利的提供保证。4.右路军击溃敌一团……开辟了…胜利北进的道路。5.龙八佈击溃敌一团……保证我全部安全的渡河。6.化林坪击溃敌一旅……7.‘牺’工作连消灭敌一连……”在战报中可以看到，这两场战役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35 年 5 月 25 日大渡河战役正式开始，17 名勇士强行渡江后占领据点为飞夺泸定桥奠定基础。飞夺泸定桥在小报的第3 条报道中出现，因为渡江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得知后紧急增援泸定桥。红军为挫败国民党企图，决定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快速抢占泸定桥。廖大珠等22 名突击队员——现被称为22 勇士但至今查明身份的只有 12 位——攀踏着光秃秃的铁索突击桥对面。当红军战士靠近桥头时川军故意放火阻拦，但是突击队英勇地穿过火焰，迅速歼灭守桥之敌，并掩护后续部队占领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部分溃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 周年之际，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下达了一批革命历史画的创作，西南美术协会邀请刘国枢进行画作创作。之后刘国枢便着手开始《飞夺泸定桥》的绘制。正式创作之前，他先去了泸定县进行了 10 天的考察，返校后又邀请一批模特扮演红军，同时进行相关文献的查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历时大半年才创作出这幅作品。《飞夺泸定桥》中的战士们处在铁索之上，他们视死如归地向桥对面冲锋。画面中的硝烟战火与河中巨浪相呼应。他并未将 22 位勇士全部放入画框之内而是采用再创造的方式进行绘制。与他之前人物肖像画对比明显带有“苏派”绘画风格的转变。

《送饭》创作于 1953 年，绘制的是当时重庆钢铁厂的现状。此时他还未系统学习过“苏派”的绘画风格。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此时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奉行“一边倒”的策略。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上受到了苏联与东欧的援助，国内处于生产建设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为了工业化建设与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画面背景中的机器作为工业文明的表征符号，象征着工业化体系正在稳步推进。占据了中央位置的是一位女性，其他几位男性分散两边。画面中，他既想表现新中国工业的欣欣向荣，又想表达人民群众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刘国枢在努力地模仿“苏派”画风，但图像中的内容与形式却有些主次不分。与《飞夺泸定桥》的对比下可以明显感觉到《送饭》“苏派”风格的稚嫩感。

1965 年，他创作了《解雇》，此时的他已系统学习了“苏派”风格。当时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变革，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而此时的文艺政策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建设服务。这幅作品的绘制，可能是画家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性精神在驱使着他。这幅画主要内容是反映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失业问题，与《送饭》一样，既想表达出社会风气，又将现实感融入。画面中人物表情的麻木呆滞得以自然的展现。可以看出刘国枢此时“苏派”风格绘制画风已趋于成熟。

四、结语

刘国枢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新时代的到来。他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索新的艺术语言形式，从“新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到对“苏派”的模仿，再到对“苏派”的系统学习，最后到油画与水墨画的结合。他的艺术语言中总是充满着对人民的关注，充满着对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建构。正是唐一禾先生的影响使得刘国枢从一开始就坚定的走向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关注全体人民大众的道路。即使他在转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但他心中为人民立心，为天地立命的人生观是无可厚非的。同时他身为四川美院油画专业的核心创始人，作为一位油画教育家，“四川画派”的创始人，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油画艺术家。他的图像风格转变史正是他一生心路历程的记录，无论是新古典主义风格还是“苏派”风格，他都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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