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藏建藏视域下西藏脱贫影像的叙事策略探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西藏脱贫影像以影像的方式，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农村地区脱离贫困，走向小康的艰辛过程，成为新时代国家叙事的重要载体。西藏脱贫影像既是边疆治理的影像见证，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叙事冲突。本研究选取 2018 年-2023 年间的部分经典文本，如《雪线》《雪莲花盛开的地方》等电视剧作品、《回西藏》《藏草青青》等电影作品、《厉害了，我的国》《我们是第一书记》等纪录片作品。通过剖析西藏脱贫影像在"国家话语转译-民族身份交融-社会变迁投射-共情机制建构"四个向度的叙事突破，解码高原脱贫故事如何利用视听语言实现从政治话语到文化记忆的创新转化。

一、政策投射与国家符号交融的政治叙事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揭示国家不仅依靠暴力机器（如军队、警察）维持秩序，还通过意识形态机器确保统治的合法性。西藏脱贫影像作为意识形态的视觉装置，通过“政策视觉化”与“符号仪式化”的双重路径，建构起具有边疆特色的政治叙事体系。政治叙事依托西藏脱贫故事、符号和话语体系，不仅实现国家治理方略的转译，也在文化地理维度上强化了“国家-边疆”的政治秩序。

影像化呈现与空间化演绎，创新脱贫政策的可视化路径。2015 年，党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脱贫攻坚”总目标要求，包括易地搬迁、产业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网络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危房改造等等。[1]脱贫政策出台标志着国家“治理技艺”从制度设计向空间实践转型，在典型人物和具体举措的微观展演中，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可视化的影像图景。首先，影像文本通过典型人物的具身实践，将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解码为可感知的治理叙事。驻村书记、援藏干部、支教教师等角色作为“移动的治理装置”，其身体轨迹实质上是国家意志在边疆地理中的空间铭刻，以角色的经历、见闻或感受投射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其次，依托影像空间生产机制，将脱贫攻坚举措具象化、可视化。《我们是第一书记》中岗巴羊养殖合作社的建立，将“产业扶贫”政策转化为“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产业重构。光伏矩阵的科技景观和传统牧业的并置，构成传统与现代的空间对话。《厉害了，我的国》中搬迁至安置点，在藏式新居、产业园区与自然环境的拓扑关系中，形成“居住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的易地搬迁政策的空间再造。《回西藏》中水坝建设工程的影像呈现，将“科技援藏”政策落实至基础设施建设。混凝土结构和转经筒的视觉并置，演绎着现代技术装置与传统空间的共生逻辑。

以国家符号与仪式化场景，强化国家在场感。国家符号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载体，在政治叙事中能建构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通过符号编码将抽象的国家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象征系统，并借助仪式化传播实现符号强化。国家符号可分为显性与隐性，两者在西藏脱贫影像中均有呈现。首先，显性国家符号实现政治图腾的视觉铭刻。《厉害了，我的国》中安置点户户悬挂的国旗构成“红色矩阵”，其色彩政治学在藏地苍穹下形成强烈的视觉规训，借国旗强化国家在场感，也隐喻国家脱贫政策为藏族同胞带来福祉；《藏草青青》的俯拍视角把国旗与自然景观并置，将国家主权符号嵌入边疆地理空间，强化国家认同和归属；《我们是第一书记》中，旺青罗布书记佩戴的党徽作为“移动的政治图腾”，通过服饰符号的日常展演，将“党民同心”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可见的身体政治学，建构“党民一体”的视觉认同。其次，隐性国家符号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村口“消除贫困”的双语公告栏——汉语象征国家意志的普遍性，藏文象征文化自主的特殊性，在语言文字的双重编码中实现“民族平等”与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增值；光伏板矩阵、统一规划的藏式新居、高效运转的水坝工程等举措作为政治隐喻，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具象化，也隐喻国家对边疆地区治理的显著成效。最后，在显性符号和隐性符号的叙事编码中，通过仪式化场景和情感化表达强化国家符号意义。罗桑旦达变迁前后的表情变化，在“皱眉-笑颜”的辨证对比中，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国家政策的身体证言；拉姆曲美的致谢场景，通过“凝视镜头-标准普通话-程式化台词”的仪式化展演，将个体感恩叙事升华为对国家政策的集体效忠。

二、复合视角勾勒共同体图景下的民族叙事

叙事学理论中的叙事视角通常可分为：全知视角/上帝视角（叙述者>人物），内视角（叙述者=人物），外视角（叙述者<人物）[2]。上帝视角意味着叙事者对叙事内容的全知全能，内视角是叙事者本人的讲述，外视角是基于个体经验出发的认知、观察和判断，较容易形成主体经验和个性化认知。少数民族电影题材中常会出现从民族社会外部参照系中观察民族生活的“外视角”与站在民族自身立场观察外部世界的“内视角”。西藏脱贫影像在内视角与外视角基础上，产生对话性的“复合视角”——消除主客体对立的跨文化对话视角、贯穿传统与现代的精神对话视角、时间纵深维度的历史与现实对话视角。对话性视角的建构，将民族叙事从单一文化表达提升为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性话语实践，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

跨文化对话建构文化协商图式。每个地区都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总体交流框架。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态系统，西藏地域空间在影像叙事中既保持着文化传统的稳定性结构，又通过叙事的创造性转化，建构出动态的跨文化对话场域。《藏草青青》通过韩松与藏族同胞的双向文化适应，解构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叙事范式。韩松从工具理性驱动的“镀金者”，逐渐被藏族学生求知目光、朗措为他改造卫浴空间的文化细节触动，其身份位移轨迹不仅折射出汉藏群体在饮食、服饰、居住等物质层面的互动，更催化了深层的价值认知转型，使单向度的“教育扶贫”转化为双向的文化启蒙。《回西藏》则通过汉藏双主角的复合叙事，形成更具张力的文化对话。孔繁森的现代性治理思维与久美的传统生态伦理观迥然不同，在瘟羊处置、水坝修建、曲珍奶奶临终救治等叙事节点形成文明范式碰撞。两者在文化博弈的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融合，最终达成文化妥协。《回西藏》在双向的文化去魅与赋魅中，既避免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沼，又超越简单的现代性叙事，在文化差异中共建新的价值共同体。

精神对话实现信仰共振与价值共生。西藏脱贫影像的精神对话场域，突破了物质层面的帮扶叙事，编织出更深维度的信仰共振与价值共生的意义空间。崇高性转化将个体牺牲升华为集体信仰，《藏草青青》里朗措对抗盗猎者的牺牲、韩松扎根雪域高原的人生抉择、梅朵守护学生的默默奉献，共同铸就了超越民族身份的精神图腾；《回西藏》中孔繁森“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援藏信仰与久美“躯体犹如躯壳，何亡亦无憾”的藏族哲学形成互文，在“使命与信仰”的精神共鸣中，将民族融合升华为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精神联结；生态智慧转化催生发展新范式，《我们是第一书记》形成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发展理念的精神互鉴。旺青罗布推动养殖合作社，既遵循市场规律，又恪守西藏生态禁忌。影片多次将雪山与合作社并置，隐喻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共生平衡。

历史与现实对话重构集体记忆图谱。西藏脱贫影像在新旧对比的历史框架内，通过物理空间迭代（土木房/安置房）、生产模式转型（游牧/合作社）、社会关系重组（个体/集体），形成“旧村-新村”“贫困-富裕”的二元结构对立，建构了“历史贫困止于现实脱贫”的叙事逻辑。《厉害了，我的国》将罗桑旦达从牧区土木房到藏式新居的居住空间迁徙，编码为“民生工程符码”，通过建筑形态的符号化对比，使国家政策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诗学”，形成民生改善的效能对话；《藏草青青》开端的漏雨教室与结尾新校舍的宽敞明亮隐喻对比，在“教育扶贫-认知提升-代际脱贫”的底层逻辑中，形成教育发展对话；《我们是第一书记》建构了“前产业时代与后产业时代”的认知框架，通过养殖合作社的经济收入数据形成更具说服力的证据链，将抽象政策转化为可量化的脱贫叙事，形成贫富收入对话。

西藏脱贫影像基于多维的对话视角，突破单向度的“他者”或“自我”，在影像肌理中编织出民族团结的温情纽带。其民族叙事不仅展现出地域特征，还通过对话性表意机制，在文化差异性与情感共通性的辩证关系中凝聚成共同体想象，实现了民族融合叙事从符号表征到价值共生的美学跃升。

三、以个体际遇呈现社会变迁的微观叙事

脱贫攻坚作为国家战略，被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与中华民族发展史、奋斗史紧密勾连。脱贫影像紧跟时代命题，但普遍避开宏大叙事，通过扶贫人物与帮扶对象的生命轨迹折射社会变革。这种微观叙事策略既实现了作品与受众的情感共振，又凸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价值。西藏脱贫影像以个体选择映射制度演进，以家国情怀赓续精神血脉，以双向互动深化民族交融，在雪域高原谱写具有时代温度的社会变革史诗。

个体选择与社会变革的同频共振。社会体系与个体命运始终处于双向建构的动态关系中，社会规范为个体发展提供行为框架，个体能动性选择又推动社会制度创新。西藏脱贫影像通过典型人物的选择蜕变投射国家政策在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藏草青青》聚焦教育扶贫过程，韩松从城市青年到支教教师的身份转变，折射出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深刻统一。当艰苦条件与学生的求知渴望形成强烈反差时，韩松在自我价值评估中实现从“适应者”到“奉献者”的蜕变。此外，影片还通过校舍环境迭代、师资力量增强等细节，将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感知的影像符码。在《我们是第一书记》与《厉害了，我的国》西藏篇中，罗桑旦达搬迁态度的转变、尼辖宗措村养殖合作社的集体选择等情节，见证着帮扶对象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也印证了易地搬迁、产业扶贫政策的实践效能。

结语

西藏脱贫影像倚重“兴藏建藏”美好愿景，在政治话语的仪式化编码与民族文化符号转译中，建构了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的双重话语体系；并以个体经验为纽带，在微观叙事中将具身化的情感政治嵌入宏大历史叙事，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柔性传播。同时，我们在研究中也发觉西藏脱贫影像当前存在的叙事缝隙：存在叙事结构的权力失衡，影片在政治叙事驱使下，使其过度依赖宏观政策叙事，忽视对个体生命经验的深度挖掘，导致个体经验沦为体制话语的附庸；文化表达的符号化与浅显化，影片对藏文化的呈现停留于表层符号，未深入文化肌理，缺乏对精神内核的探索；叙事视角的同质化与创新匮乏，帮扶主体的叙事篇幅往往大于帮扶对象，不能充分展现帮扶对象参与脱贫工程的能动性。未来，西藏脱贫影像需在叙事维度持续深耕，以更具艺术张力的影像语言记录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智慧，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

参考文献

[1]武新宏,张可欣.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纪实影像呈现——以中国脱贫攻坚纪录片为例[J].未来传播,2024,31(02):103-110+130.

[2]Tzvetan Todorov.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