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逆向混改的动因及效果分析

一、研究背景及案例介绍

（一）研究背景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优化国企治理、提升竞争力。政策背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目的是引入非公有制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国有企业通过引入民营和外资企业参股，推动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本放大、保值增值和竞争力提升的目标 [1]。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混改定位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提出“三个允许”：交叉持股、非国有资本参股、员工持股。2015 年国务院发文鼓励多元资本参与，并支持逆向混改（民企引入国有资本）。2018 年后逆向混改加速，尤其在环保、房地产等行业凸显。

（二）案例企业介绍

比亚迪（1995 年成立，深圳）是横跨电子、汽车、新能源及轨道交通的高新技术民企。从电池业务起步，2003 年收购秦川汽车进军汽车业，现为全球新能源车龙头。2020 年，比亚迪通过定向增发引入国有混改基金（持股 6.89% ），成为 " 逆向混改 " 典范。混改后，其刀片电池、海外布局等成效显著，2023 年新能源车销量全球第二，印证了国有资本对民企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为逆向混改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

二、比亚迪逆向混改动因及路径

（一）混改动因

1.战略资源获取需求。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为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主动寻求关键资源的控制权 [2]。比亚迪作为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其逆向混改的核心动因在于获取资金、产业链和政策资源，以缓解资源依赖压力。在资金层面，国有资本注资 299 亿港元直接推动比亚迪研发投入从2019 年的84 亿元跃升至2023 年的325 亿元，解决了高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引入股东后，股东不仅能为企业带来一些显性的财务物质资源，也能给企业带来一些隐性的非财务资源 [3] ：在产业链层面，国有股东的协同效应帮助比亚迪锁定锂资源供应并加速半导体业务独立，降低了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

2. 政策红利与市场准入优势。国有背景显著提升了其新能源商用车的政府采购份额，并增加财政补贴。在海外拓展中，国有资本提供信用背书，助力比亚迪赢得英国 1，000 辆电动大巴订单并加速欧盟认证。此外，比亚迪通过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刀片电池技术纳入国家动力电池安全标准，掌握规则话语权。与国家电网等国企合作还强化了充电基建与 V2G 技术协同优势。这一过程印证了制度理论的”强制性同构”效应，使比亚迪从”政策跟随者”跃升为”规则参与者”，有效降低市场壁垒。

3. 风险分担与融资成本优化。在风险对冲方面，国有股东帮助锁定锂资源长期供应，并提前应对补贴退坡。从融资渠道来看，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民营企业都面临着系统性融资歧视，表现为融资规模受限和融资成本高企的双重困境 [4]。国有股东的入股则帮助比亚迪实现信用评级上调、融资成本下降，以及通过国开行 200 亿授信替代高息融资。国有资本的 " 耐心资本 " 特性支持研发投入提升，并建立研发风险准备金。

（二）混改过程

比亚迪逆向混改分四阶段推进：2018-2019 年酝酿期应对补贴退坡，通过引资降负债（ 68.5% ）；2020年实施期定增299亿港元引入国有资本（持股 6.89% ），王传福团队持股 26.4% 保持控股权；2021-2022 年整合期改组董事会，联合国企拓展产业链及海外市场；2023 年成效显现，负债率降至 62.3% ，融资成本降1.5个百分点，销量全球第二，形成 " 民营机制 + 国资资源 " 模式，为民企混改提供范本。

三、比亚迪逆向混改后的绩效分析

（一）市场绩效分析

销量从 2019 年 22.9 万辆跃至 2023 年 302 万辆，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冠军；构建" 王朝 + 海洋 + 腾势 + 仰望" 品牌矩阵，单车均价提升 22% 至18.6万元，高端车型占比从 8% 增至 25% ；欧洲销量三年增 460% ，泰国基地投产，出口量达24.2 万辆；品牌价值破千亿，NPS 达 62% ，复购率 28% ；三电自供率95% ，研发占比 8.3% ，主导 27 项行业标准。核心驱动为：325 亿研发投入、国资助力 " 一带一路 " 市场、高端化战略及规模效应，形成 " 技术→产品→市场→研发" 正向循环。

（二）财务绩效提升

比亚迪逆向混改后财务绩效实现全方位提升，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在资本结构方面，资产负债率从 2019 年的 68.5% 持续降至 2023 年的 62.3% ，2022年获得AAA 主体信用评级后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公司债利率从 5.1% 降至 3.4% ，2023 年发行的 50 亿元绿色债券创下民营车企最低利率记录。现金流状况根本性改善，经营性现金流从 147 亿元跃升至 521 亿元，货币资金储备增长 277% 至 498 亿元，现金比率提升至 0.68。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毛利率逆势提升 3.9个百分点至 20.2% ，研发支出资本化率优化至 28% ，专利转化收益率提升至 1：2.6 运营效率显著提高，存货周转天数缩短 26 天至 52 天，单位产能投资成本下降18%_o 。股东回报方面，分红金额增长近 4 倍至 28.6 亿元，港股总市值从混改时的 2500 亿港元增长至 6800 亿港元。这些财务改善源于三大驱动机制：国有资本注入降低融资成本、国资管理经验提升运营效率以及政策红利转化带来的规模效应，充分验证了逆向混改的价值创造效应。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研究以比亚迪为例，系统分析了民营企业逆向混改的动因及效果，得出以下结论：逆向混改是民营企业在资源约束和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选择，其核心动因在于获取国有资本的资源支持、提升制度合法性以及优化风险分担机制。比亚迪通过混改实现了多维度的效果提升：短期改善财务结构，中期增强市场竞争力，长期优化治理效能，形成 " 财务修复—市场扩张—治理升级 " 的递进式发展路径。其成功关键在于构建"国有资源+民营机制"的双向赋能生态，既保留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又借助国有资本的政策与信用优势突破发展瓶颈。

参考文献

[1] 何瑛 ， 杨琳 .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程、成效与 展 望 [J]. 管 理 世 界 ，2021，37（07）：44-60+4.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1.0091.

[2] 王斌 . 股东资源与公司财务理论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0，35（02）：9-21.

[3] [1] 马博林. 民营企业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综述[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5，（13）：106-109.DOI：10.13665/j.cnki.hzjjykj.2025.1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