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作品中的“反叛者”形象研究

一、引言

历史从不缺乏大人物的丰功伟绩，但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边缘群体的反抗实践也是历史浓墨重彩的一部分。马伯庸笔下的“小人物”具有反抗传统的勇气和魄力。《两京十五日》吴定缘表面上是历史洪流中一个颓废的“小人物”，实则通过其矛盾的行为与选择，完成了对传统的“忠孝”深刻反叛。他的反叛性并非直白对抗，而是在身份撕裂、道德困境与权力压迫中，以个体意志解构并重构了传统价值观。吴定缘的反叛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自己身份宿命的反叛。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权威的反叛。《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是一名“死囚”，他的罪名源自诛杀自己的上级，这看似滔天大罪的背后，是张小敬为自己的好友报仇的善念。张小敬的反叛一方面是对当权者的反叛，另一方面是对长安构成威胁的“敌人”的反叛。

二、清醒的沉沦者

吴定缘的沉沦来自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得知真实身份后的矛盾性。首先，吴定缘在得知自己并非吴不平亲生之后，开始自我否定，自暴自弃，以“篾蒿子”的市井身份自嘲，甚至对养父吴不平疏离与怨怼。但是，当看见养父吴不平牺牲生命保全自己时，他继承父亲的遗志，跳出“养子”身份的枷锁，为守护一方百姓奋不顾身。其次，吴定缘的真实身份是靖难忠臣铁铉之子，“他与太子之间应该是血海深仇”，[1] 这一血统本应将他捆绑在“为父复仇”的宿命轨道上。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他刻意遗忘“铁福缘”之名，用颓废掩盖对家族悲剧的无力感。这种自我放逐，是对“忠臣之后必须复仇”传统逻辑的无声反抗。当白莲教以“铁公血脉”之名煽动他复仇时，他清醒地拒绝被利用，冷笑道：“铁铉是铁铉，我是我”，颇有子君的风范。他否定了血统决定论的道德绑架，挣脱宿命的枷锁，肯定了脱离身份之外的自我价值。事实上，吴定缘在挣脱“宿命论”的基础上，吴定缘跳出血缘桎梏，完成了对传统“孝道”的解构，实现了对“孝”的重构。

吴定缘与朱瞻基的羁绊表面来源于宝船爆炸事件，更深层来源于两人身份的对立。在护送太子回京途中，吴定缘由不情愿的“被动”转为坚定的“主动”。吴定缘从未将太子视为至高无上的当权者，甚至称太子为“大萝卜”。他将天子的棺椁踏在脚下当船，把天子的排位戴在身上当“挡箭牌”，漠视“天家威严”，在一众上位者的围堵中，杀出一条血路。体现出对传统权力权威的反叛。吴定缘起初护送太子的理由仅仅只是因为钱财，而非权力的压迫。身为铁铉之子，他本应仇视朱棣一脉。但是，在大逃亡的过程中，吴定缘看到了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看到迁都背后众多势力的利益纠缠和权力的相互制衡、看到了朱瞻基由沉迷享乐到一心为民的转变，选择保护太子朱瞻基。这种看似“不忠”的行为，实则是为了天下安定而超越私仇。在与权力体系的对抗中，完成了对“忠义”的解构，实现了对“忠”的重构。

三、孤独的破局者

张小敬本来在狱中等待死亡的审判，但是狼卫企图毁灭长安的计划，需要他的帮助。他本是西域都护府第八团的老兵，他曾拼死守护过长安，守护过这城的主人，尽心尽力的为这个国家尽忠。可是，张小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平正义。长安城的达官贵人依靠他们手中的权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长安城，如果你不变成和他一样的怪物，就会被它吞噬”，[2] 你就是这样一个长安，把一个有能力、有军功的人迫害入狱。张小敬对长安城的当权者失望至极，自然也不想帮助靖安司办案。但是，为了长安阖城百姓的安全，为了长安的百姓能过着普通的生活，张小敬最终接受了靖安司的任命。张小敬的“忠”从守护天子转到守护普通百姓，把人当成人看，珍视每一个生命，愿意为了长安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付出任何代价。只是，这次不是为了天子，而是为了长安城以及生活在长安城的每一个人。张小敬打破了为天子效忠的传统之“忠”，具有现代的人权意识。

当张小敬发现毁灭长安城的主谋之人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萧规时，当他知道好友因为朝廷的暴戾而四处流浪时，张小敬开始了内心的挣扎。一面是长安城，是当年他们第八团拼死守护的地方，一方面是昔日的战友，和他同样痛恨当权者的“同盟者”。张小敬面临了艰难的选择。当他知道萧规想要天子的命时，当他知道有那么多人因为朝廷的重压下而家破人亡时，当他知道萧规此行是为了一个说法时，知道萧规此行必死无疑时……张小敬有过动摇，但是当他看到因为萧规的计划而死了一些无辜的人时，张小敬还是选择了守护长安的百姓。虽然，张小敬从不被人理解，但是他最在意的依旧是人命，人命是不可以拿任何东西去衡量的！最终，张小敬找到破局之法，阻止了萧规的计划，及时挽救了长安城和城中的百姓。张小敬打破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传统之“义”，但同时他也拯救了他的朋友，没有让他继续错下去，没有让他犯下不可弥补的罪过。天子与百姓，孰轻孰重？张小敬一直都有肯定的答案。因此，他才会毫不犹豫的去守护长安，从前是，现在也是。张小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众人的不理解中，再次诠释了他心中的“仁”。

四、结语

吴定缘和张小敬的反叛解构了传统的忠孝仁义，在他们的反叛过程中，时代背景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往往限制的他们的反叛过程。吴定缘背负的家族的血海深仇、张小敬对朝廷的深恶痛绝。吴定缘与太子之间的朋友之义，张小敬与萧规之间难以割舍。无数羁绊之下的反叛，导致了吴定缘的沉沦和张小敬的孤独。但是，他们个体的独立意识和清晰的自我认知最终支撑他们完成了对传统的反叛，展现了现代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他们的反叛撕开了历史宏大叙事的缝隙，在历史可能性写作中，马伯庸通过“小人物”让被遮蔽的平民声音得以显现。吴定缘和张小敬的反叛是对自我命运的绝对掌控、自我选择的绝对坚定和对传统权威绝对蔑视，他们的“反传统”，本质上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投射—在价值多元的当下，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叛者”，需要在打破与重构中寻找自我的坐标。

参考文献

[1] 马伯庸：《两京十五日》下册，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16 页。

[2]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上册，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 103 页。

作者简介：张美（1999—），女，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23 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