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策略研究

在信息技术高速迭代的当下，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转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但其开放性、匿名性与虚拟化特征也催生了复杂的信息安全问题，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网络虚假信息凭借极强的复制与传播能力扩散至各个角落，持续削弱公众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与信任度；不良思想则潜藏于网络信息流中，潜移默化地消解公众的主流价值认知。这两类负面因素相互叠加，不仅严重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更对社会道德秩序、和谐稳定根基构成极大威胁。

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仅靠单一手段难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风险，需构建“法制规范—企业担责—教育赋能—国际协作”四位一体的系统化应对体系。这四大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动态互动的有机整体：完善的网络法制为其他措施提供制度依据，互联网企业的责任践行是法制落地的关键环节，公众网络素养的提升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保障，跨国合作则为抵御外部渗透提供支撑。唯有推动四者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屏障，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一、完善网络法律法规

网络空间的有序运行与意识形态安全，离不开健全的法制体系作为支撑。近年来，互联网以爆发式速度渗透至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各领域，既是高效的信息传输通道（实现数据跨地域实时流转），也是多元思想的交汇场域（汇聚不同群体的观点与诉求），更是意识形态博弈的关键阵地（主流与非主流思潮在此动态交锋）。

然而，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与虚拟化犹如“双刃剑”：一方面加速了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另一方面也为违规行为与不良思想提供了滋生空间。在匿名性掩护下，部分公众摆脱现实约束，表现出反社会倾向——或散播未经核实的谣言、实施网络暴力，或组织煽动性网络冲突；极端分子借网络传播激进思想，涉黄涉政等违法信息屡禁不止。这些行为不仅扰乱网络秩序，更直接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完善网络法律法规既是规范网络行为的必要手段，也是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的核心举措。

健全的网络法律法规能明确网络行为边界，为公众提供清晰的行为准则。当前网络空间中虚假信息泛滥、网络暴力频发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早期法律约束的缺失。以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为例，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发生后，不实信息常通过社交媒体快速扩散，引发公众恐慌与社会信任危机。而明确的法律条款（如对造谣传谣责任、网络暴力处罚的细化规定）能形成强大威慑，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警示心存侥幸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作为维护网络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里程碑式法律，明确禁止任何个人或组织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权、传播暴力色情信息、编造虚假信息等行为，并规定了违法者需承担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该法律的实施显著遏制了网络违法乱象，改善了网络环境，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安全有序的空间中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奠定了基础。

从防御外部意识形态渗透的角度看，网络法律法规更是重要武器。部分西方大国凭借网络技术优势，将网络作为意识形态渗透工具：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其政治理念、操纵舆情挑起社会对立，或借国际热点事件发布歪曲报道误导公众、破坏我国国际形象。完备的法律法规使行政执法机关具备了“有法可依”的处置依据——可对境外势力散布有害信息的账号、平台依法采取封号、拉黑等措施，将其清除出我国互联网空间。

同时，法律法规也对国内网络媒体与平台形成约束，要求其在信息传播中坚守正确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避免成为错误思想的传播载体。通过定期检查、违法惩戒等机制，可倒逼平台履行内容审查责任；而明确的法律要求（如信息安全、内容审核标准）也能推动互联网企业加大技术与管理投入——许多企业已投入大量资源开发审核技术、组建审核团队，确保平台信息符合主流价值观，这既促进了网络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为意识形态工作拓展了有利空间。

二、增强互联网企业责任意识

互联网企业作为网络信息的供给者与传播者，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其用户规模庞大、信息传播力强的特点，决定了企业的行为直接影响网络舆论生态与意识形态安全——以Facebook、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为例，全球用户量均达十亿级，每日信息发布量数以亿计。若企业放弃内容审核责任，虚假信息与不良思想将如脱缰野马般扩散，形成冲击社会舆论安全的“网络巨浪”。

在热点事件传播中，平台审核漏洞引发的问题尤为突出。例如，自然灾害发生后，部分网络平台因把关不严，充斥着“受灾人数远超实际”“救援进展缓慢”等不实信息。这类谣言借助社交媒体的强传播力，短时间内便能引发公众恐慌，甚至激化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破坏社会稳定。此类问题的危害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扭曲公众认知，使其无法获取真实信息；二是引发社会信任危机，阻碍社会和谐发展。

对此，互联网企业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构建“人工智能 + 人工”的双重审查机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平台海量信息进行快速筛选与初步检测，再由人工对筛选后的信息进行深度分析，最终确保发布内容真实准确、积极正向。这种机制既能兼顾审核效率与质量，也能有效遏制不实信息传播，维护网络传播秩序，为社会安定和谐提供保障。

此外，互联网企业的算法推荐功能也对用户思想认知存在隐性影响。部分企业为追求流量与商业利益，过度依赖算法推送构建“信息茧房”——根据用户浏览偏好推送同质化信息，使用户长期处于“观点闭环”中，难以接触不同视角的内容。例如，部分新闻客户端仅向用户推送其感兴趣的新闻，导致用户思想逐渐极化、认知片面化，不仅不利于社会思想的交流融通，还可能加剧社会群体间的对立。

针对这一问题，企业需主动优化算法设计：通过后台技术检测算法缺陷，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增加多元化信息推荐权重。以今日头条为例，其通过提升优质、多元内容的推荐占比，推动用户接触不同观点的文章与视频，帮助用户打破认知局限，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体系。这种算法优化既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也能长期提升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度，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

具体而言，互联网企业责任意识的提升可通过三条路径实现：

（一）加强行业自律

互联网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制定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行业规范与自律公约，引导企业自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例如，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自律公约》，从信息服务、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维度对会员企业提出明确要求，并通过举办行业交流活动分享内容管理经验，推动企业间相互借鉴，营造良性行业氛围。

（二）完善监督机制

政府需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对企业的内容管理、算法规则等进行定期检查，对传播不良内容、违反规则的企业依法实施约谈、罚款、关停等惩戒，形成有效震慑；同时，构建公众举报反馈机制，鼓励公众举报平台违法违规内容，并要求企业对举报问题及时处理，实现政府监督与公众监督的协同。

（三）引导履行社会责任

通过政策引导与表彰奖励，激发企业参与网络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对传播主流价值观、弘扬正能量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扶持或“网络文明建设奖”等表彰，树立行业榜样。这种激励机制能推动更多企业将社会责任融入发展战略，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注入持续动力。

三、加强网络教育与引导

提升公众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是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后防线”。在海量网络信息中，虚假信息、不良思想等“病毒信息”层出不穷，若公众缺乏辨别能力，便如同在信息海洋中失去航向的航船，易被不良信息侵蚀——不仅可能动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甚至可能被误导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加强网络教育与引导，需从学校教育与社会宣传两方面协同推进。

（一）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强化青少年网络素养

青少年是网络信息的主要受众，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群体，需将网络安全与信息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并根据不同学段制定差异化教学方案：

中小学阶段：通过多样化活动开展启蒙教育，如组织网络安全主题班会（讨论网络谣言、网络暴力危害）、举办知识竞赛（激发学习兴趣）、开展实践模拟（如模拟网络诈骗场景，让学生掌握防骗技巧）。部分学校通过播放网络安全宣传片、邀请技术人员讲解网鱼邮件、网络中奖等常见诈骗手段，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安全意识；还有学校通过“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互动中掌握网络安全技能。

高校阶段：针对不同专业设置分层课程——信息安全专业开设《网络安全技术》《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等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理性思维；非专业学生则通过网络安全通识课程，系统学习信息辨别方法。此外，高校可举办网络安全大赛，鼓励学生创新思维，提升技术能力，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培养后备人才。

（二）以社会宣传为延伸，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社会层面的网络安全宣传需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新媒体等多元渠道，让网络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常态化宣传：制作网络安全科普视频、知识文章与讲座，通过官方账号、社区公告等渠道推送；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举办展览、演讲、在线答题等活动，吸引不同群体参与——例如，针对老年人易受网络诈骗的问题，社区志愿者可上门讲解诈骗手法、协助安装反诈软件；针对青少年过度上网问题，通过公益广告引导其合理使用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通过媒体专题报道、专家解读等形式，培养公众对网络信息的批判性思维——教公众分析信息来源（如辨别官方媒体与自媒体的可信度）、验证信息真实性（如交叉核对多方信源），避免盲目转发。在热点事件中，媒体可通过深入调查、邀请专家解读，为公众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引导理性讨论。

此外，需鼓励公众参与网络信息监督。网络平台均设有举报机制，公众发现虚假信息、不良内容后，可第一时间举报，平台需及时清理违规信息。这种“全民监督”模式能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抵制“病毒信息”对网络空间的污染，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营造清洁的环境。

四、加强跨国合作与信息共享

在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及境外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仅靠单一国家难以应对。加强跨国合作与信息共享，既是构建网络安全共同体的核心纽带，也是维护各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选择。

（一）跨国合作：联合抵御全球性网络威胁

网络极端主义与利用网络的跨区域特性，将其作为思想传播、人员招募与活动策划的工具，对各国社会稳定与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此，各国需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情报联合共享：建立跨国情报分享机制，实时交换网络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信息（如人员构成、行动轨迹），并基于情报制定联合打击方案。欧洲多国在恐怖主义威胁下，通过加强情报共享形成反恐合力，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扩散；此外，可建立统一情报信息库，为反恐行动提供数据支持。

技术协同研发：联合研发先进的检测与防范技术，如共同开发网络监控系统与人工智能分析工具，对网络中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信息进行实时监控— —一旦发现异常内容，立即封堵传播渠道，防止极端思想扩散。

（二）跨国合作：共同应对外部意识形态渗透

部分西方国家凭借网络技术优势，将网络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社交媒体散播谣言、制造舆论混乱，或借国际热点事件发布片面报道，抹黑他国形象、误导国际舆论。面对这类威胁，

各国需通过跨国合作凝聚正义力量：

联合打击不良信息：对境外散布不良思想的网站、账号实施联合封禁，切断渗透渠道；在国际舆论场中加强沟通协调，共同驳斥歪曲报道，维护舆论正义。例如，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发声，有效反击了西方国家的抹黑，让国际社会听到真实声音。

推动国际规则制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框架下，就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议题加强交流，共同制定国际规则与准则，避免个别国家滥用网络优势破坏国际秩序，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的稳定。

（三）信息共享：跨国合作的“桥梁与保障”

信息共享是跨国合作的基础，也是应对网络威胁的关键支撑。各国可建立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实时共享网络安全事件的攻击方式、防范措施等信息——若某国发现新型网络攻击手段，可通过平台快速通报其他国家，帮助其提前部署防御措施；同时，各国可通过平台交流网络安全保护经验，相互借鉴技术与管理手段，共同提升应对威胁的能力。这种信息共享机制，既能提高跨国合作的效率，也能推动构建安全可靠的全球网络环境，为世界和平发展保驾护航。

文章为泰安校区思政理论研究课题（编号：25TAXQSZZD04）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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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庆远，男，副教授，山东济南人，主要研究方向：思政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文章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编号：20CSTJ1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