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合到意合：英汉语言表达差异的文化溯源及翻译实践

Abstract：T he English and C hinese languages exhibit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 hypotaxis” and “ parataxis” at the syntactic and discursive levels: English relies on formal markers such as conjunctions and prepositions to construct grammatical relationships, while C hinese emphasizes semantic logic and context to achieve coherence. T his study approaches from a cros - cultural perspective, integrat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s to systematically reveal the cultural roots of hypotaxis- parataxis differences and construct a translation strategy system with practical guiding value. By adopt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cros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case- based empirical method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form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 hinese are es entially the linguistic externalization of Western logical- analytical thinking and C hinese holistic- intuitive thinking.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it is neces ary to follow the “ hypotaxis- parataxis” transformation rules, seek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linguistic form conversion and cultural image transmis ion, and provide solutions with both theoretical depth and practical operability for cros -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Keywords ∵ Hypotaxis; Parataxis; C ontrast; T ranslation

一、引言

形合与意合作为英汉语对比研究的核心议题，历来受到学界关注。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 中指出，汉语 “意合” 特征表现为 “语词衔接不以形式为务，而以意贯之”；奈达(EugeneNida) 则从翻译视角强调，英语 “形合” 结构依赖 “显性语法标记” 实现逻辑连贯。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语言形式对比，对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探讨不足。随着跨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语言是文化的镜像” 这一命题日益凸显，亟需从文化根源阐释形合意合差异的深层动因。

本研究旨在揭示英汉语形合与意合差异的文化哲学基础，构建 “文化思维影响语言结构”的解释框架；为翻译实践提供 “文化适配” 策略，解决 “形式忠实” 与 “语义连贯” 的矛盾。其理论意义在于突破传统语法对比的局限，将语言现象与文化认知关联；实践意义则体现于指导译者在跨语言转换中实现 “形合” 与 “意合” 的动态平衡。

二、英汉语言形合与意合的文化溯源

2.1 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

西方文化根植于逻辑分析型思维，强调演绎推理与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强调 “大前提 - 小前提 - 结论” 的演绎推理模式，这种思维倾向外化为语言时，形成对“形合”结构的必然性依赖。印欧语系社团由概念，判断和推理即三段论组 成其思维的基本形式。 这在言语表述上体现在倾向于采用严密的、纯形式逻辑的表述风 格（ 祖 林、 刘 倩、 朱 蕾 2012）。 以 英 语 定 语 从 句 为 例，”The scientist who developed thetheory won the Nobel Prize.” 通 过 关 系 代 词 who 明 确 界 定 修 饰 关 系， 使“ 科 学 家” 与“ 提出理论”的逻辑关联获得形式上的确定性，体现“先形式框架后语义填充”的表达逻辑。中国文化则以整体意会型的思维为特征，受道家“得意忘言”与儒家“举一反三”思想影响，形成以直觉感悟为特征的整体思维模式。汉语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无需“如果“”那么“等连词，读者可凭借语境补全条件关系，体现出“先语义后形式”的表达习惯。

2.2 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

从柏拉图 “理念论“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西方哲学始终以 “主客二分”为认识论基础，这种思维导致语言成为精确描述客观世界的工具。英语时态系统中“过去完成时”的严格界定（表示“过去的过去”），以及定语从句标记 that/which 的强制性使用，本质上是西方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在语言中的具象化。

中国哲学 “天人合一” 的辩证思维弱化了“形式逻辑”的束缚，强调“立象以尽意”的表达智慧。庄子把“一”的理念推崇至“天人合一”的境界，认为天与人、物与我可合而为一，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一”的观念反映了朴素的整体观，主要体现在文质合一和体用合一（马绪光 2010）。《周易·系辞》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观念，使汉语形成“意合优先”的表达传统。典型如汉语流水句“他拿起茶杯，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山峰”，以话题“他”为轴心串联动作，无需介词 with 显化伴随关系，也无需连词 then 标明时间顺序，读者可通过“动作链”自然领悟语义逻辑。这种表达与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相呼应，体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追求。

2.3 文字与文化心理的关联

英语作为拼音文字，其构词完全依赖 “ 形符” 系统：前缀 un-（表否定）、后缀 - ness( 表抽象名词 ) 等词缀，以及 in/on/at 等介词，构成严密的形式标记网络。以短语“in accordance with” 为例，三个介词的组合使用显化了 “ 依据” 的逻辑关系，无需依赖语义联想。这种文字系统使英语在长期发展中形成 “形式优先” 的表达习惯。汉语象形文字以 “意符”为构字基础，如 “休”（人倚树）、“明”（日加月）等会意字直接传递语义概念，这种 “见形知意 " 的文字特征培育了汉民族 “重意象联想” 的思维习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九个名词无任何连接词，却通过意象并置构建完整意境，这种表达在英语中需转化为 "The withered vine, the old tree， the crowat dusk..." 并辅以定冠词 the 显化指称关系。

三、英汉语言表达差异的形合-- 意合对比

3.1 句法结构的对比

英语的形合特征在复合句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其句法结构如同 “树形网络”，通过关系代词、连词等形式标记将各分句紧密连接。以定语从句为例，”The book that I borrowed from thelibrary yesterday is a bestseller”中，关系代词 that 不仅充当从句宾语，更在形式上明确界定了“书”与 “借阅” 的修饰关系，这种 “语法显性化” 的表达确保了语义逻辑的精确性。状语从句中，连词的使用更是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 ——”Although she was tired， she continued to work” 里的although 强制建立让步关系，排除了语境歧义的可能。英语较之汉语，其形合的特点比较明显，汉语重“意合”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比较的结果是汉语的形合少于英语，而不是汉语的“意合”比英语多（孙文选、杨淑云 2023）。从时态角度看，英语 “过去完成时 + 一般过去时” 的组合( 如He had left when she arrived) 通过动词形式变化，在句法层面直接显化 “过去的过去”这一时间逻辑，这种形式标记的强制性在汉语中完全不存在。

汉语的意合表达则呈现出 “流水型” 特征，句法结构依赖语义逻辑自然串联。如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类经典表达，无需 “如果... 就...” 等连词，而是通过 “远虑” 与 “近忧”的语义对立，引导读者自主补全条件关系。再如 “他推开门，走进来，放下书包”，三个动词短语通过动作发生的自然顺序形成连贯，无需 “然后” 等连接词显化时间逻辑。这种意合句法在古汉语中更为典型，《论语》中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完全依赖 “学习- 复习- 愉悦”的语义链条实现连贯，句法形式上几乎没有任何逻辑标记，充分体现 “以意统形” 的表达特质。

3.2 语篇层面的衔接机制对比

英语语篇的衔接如同 “建筑施工”，依赖显性连接词搭建逻辑框架。学术写作中常见的“Firstly, secondly, finally” 不仅标明段落顺序，更强制划分论证层次；”However, furthermore，consequently” 等逻辑副词则负责构建转折、递进、因果等语义关系。以环境类语篇为例：”Climatechange affects biodiversity. For instance, rising temperatures force species to migrate. Moreover, extremeweather disrupts ecosystems. Therefore,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re urgent.” 该 段 通 过 for instance/moreover/therefore 形成严密的“现象 - 例证 - 递进 - 结论” 链条，每个连接词都是语篇逻辑的“”承重柱”。这种显性衔接使英语语篇呈现出“线性展开、逻辑外显”的特征。

汉语语篇的连贯更似 “水墨渲染”，通过话题延续与语境暗示实现语义融合。《红楼梦》中 “宝玉听说，忙下了马，赶至树前，只见杏树繁叶茂，已将花谢尽了，叶间已露些小杏”，全段以 “宝玉” 为话题，通过 “下马 - 赶至 - 看见”的动作链自然推进，无需任何连接词。汉语新闻语篇中也常见此类表达：“ 神舟飞船成功着陆，航天员状态良好，地面科研团队热烈祝贺”，三个分句通过“ 事件 - 主体 - 反应” 的语义逻辑形成连贯，读者凭借共享认知背景完成意义整合。这种意合衔接使汉语语篇呈现出“话题流动、意境内蕴”的特质，与英语的“逻辑外显”形成鲜明对比。3.3 文化思维在语言中的具象映射

西方文学对形合结构的青睐，本质上是逻辑理性精神的语言投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通过 or 连接词构建二元对立，破折号强化结论关系，形成“思辨 - 结论”的逻辑闭环，体现文艺复兴时期对理性论证的重视。弥尔顿《失乐园》中长句嵌套现象极为普遍，如 “High on a throne of royal state, which far exceeded in splendour all thethrones of oriental monarchs”，通过 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过去分词 exceeded 等形合手段，构建层层修饰的复杂结构，象征上帝权威的宏大秩序，这种语言形式与西方“以逻辑构建体系”

的思维深度契合。

中国文学的意合表达则浸润着“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四句纯用意象并置：雨后空山、傍晚秋气、松间明月、石上清泉，无任何逻辑标记，却通过 “空 - 新 - 明 - 清” 的意境共鸣，构建出空灵澄澈的自然图景，读者在意象联想中完成 “景- 境- 情” 的审美建构。这种意合美学在宋词中尤为突出，可见中国的思维方式注重归纳，有直观性，而英语作为拼音文字，文字与意译的关系不密切（张咪 2021）。这些词汇体现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四、形合意合差异下的翻译实践策略

4.1 英译汉：形合到意合的转化艺术

英译汉的核心在于“解构形合框架，重建意合逻辑”。当处理英语法律文本中常见的长 形 合 句 时， 如 “The contract, which was signed by both parties on January 1st, 2024 and whichspecifies the terms of payment and deliver, shall be legally binding”，需将其切分为三个意合小句：“本合同由双方于 2024 年 1 月 1 日签署，其中规定了付款与交货条款，具有法律效力。” 这种转化不仅省略了 which 关系代词，更将英语的树形结构转化为汉语的流水句，通过话题“本合同”的延续实现连贯。在文学翻译中，这种转化更需兼顾语义流畅与文化意境，如翻译狄更斯《双城记》开篇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时，严复译为“是时也，为有史以来最昌明之世，亦为有史以来最黑暗之世”，通过 “是时也”的话题引入与“亦为”的隐性并列，在汉语意合框架内复现原文的对比张力。

杨宪益翻译《傲慢与偏见》时深谙意合转化之道。原文 “If, however, he does earnestlylove her, I shall think better of him” 中，if...however... 的双重形合标记构建了严密的条件 - 转折逻辑，而译文“不过，要是他真的爱她，我对他的看法就会好一些”仅用 “不过” 和“要是”弱化形合标记，将英语的逻辑论证转化为汉语的语境推断，使译文更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标记省略，而是基于对汉民族“意合思维”的深刻理解，实现逻辑关系的隐性化重构。

4.2 汉译英：意合到形合的补偿技巧

汉译英的关键在于“显化意合逻辑，构建形合框架”。翻译《论语》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时，需增补连接词显化因果关系：”He who by reviewing the old can gain knowledgeof the new is fit to be a teacher.” 其中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by 介词短语、is fit to be 的系表结构，共同构建英语形合所需的语法关系，使汉语的隐性推断转化为英语的显性论证。在处理汉语流水句时，这种补偿更为必要，如“他生了病，没去上课” 需译为 “As he was ill， he didn’t goto class.” 通过 as 连词显化因果逻辑，was ill 的时态标记强化时间语境，使汉语的意合表达在英语中获得形式合法性。

就形合和意合的两个特征来讲，英语注重词语的形态变化以及句子之间的结构规范，注重语句之间的连接，关注于语法，结构明显（李晶 2016）。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时，采用了独特的形合补偿策略：”Pages full of fantastic talk, penned withbitter tears.” 表面看是名词短语并置，实则通过过去分词 penned 显化被动关系，with 介词短语补充方式状语，在英语形合框架内保留了汉语意合的意象密度。这种处理既满足了英语的语法要求，又通过“形合标记隐性化”的技巧，避免了逻辑显化对诗意的消解，实现了 “形合框架内的意合再现”。

4.3 文化意象的跨语言转化

诗歌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形合 - 意合转化尤为复杂。《红楼梦》“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蕴含着中国传统的 “物我交融” 意境，杨宪益译为 “Over the cold pond a heron flits itsshadow, The cold moon buries the soul of flowers.” 这里 over 介词构建空间关系，a/heron/the 等冠词明确指称，flits/buries 的动词形式赋予动态感，这些形合标记共同构建英语可理解的语法结构，同时通过 cold pond/cold moon 的意象复现、flits( 掠过 ) 与“渡”的动作呼应、buries( 埋葬 ) 与“葬”的情感共鸣，在形合框架内传递汉语意合的空灵之美。这种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文化思维的跨语言重构。

成语翻译则需要在形合显化与文化传真间寻找平衡。“守株待兔”源自《韩非子》，意合表达中蕴含 “偶然 - 必然” 的哲学思辨，译为 “Stand by a tree stump waiting for a hare to 撞死 itself” 时，通过现在分词 waiting 显化目的关系，to 不定式标明结果逻辑，使汉语的隐喻表达在英语形合体系中获得逻辑自洽。同时，tree stump/hare 等意象的保留，确保了文化典故的可识别性，实现了“逻辑显化不损文化意象”的翻译目标。

4.4 翻译伦理与文化适配原则

在科技翻译中，形合 - 意合的转化需遵循 “逻辑优先”原则。汉语科技文献中常见的意合表达如 “催化剂加入后，反应速率显著提高”，需译为 “When the catalyst is added, thereaction rat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添加 when 连词显化时间关系，is added/increases 的时态语态强化科学表述的精确性，这种形合补偿确保了科技信息的跨语言准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