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 中明代商业的繁荣及其文化特征

自明代起，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的地位愈加凸显。随着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持续提升，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的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均是其具体体现。本文旨在穿透《西游记》神魔叙事之外壳，从商业角度剖析《西游记》所承载的明代商业繁荣景象，进一步明晰其深刻的文化意涵。

一、明代商业繁荣的文学再现

（一）商品流通

《西游记》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明代多层次、跨区域的商品流通体系。《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圣僧夜阻通天河，金木垂慈救小童”中指出，陈家庄之买卖热闹非凡。丰富多样的日常物资、奢华的高档消费品皆是对商品流通的生动书写。在明代社会发展中，商铺中的日常物资同高档消费品共存，表现其商业文化对民众思想的深刻影响，使得基层社会依然有广泛的商业交易[1]。

广泛发展的商业贸易离不开商品流通，这意味着在明代已有比较发达的跨区域商品流通。《西游记》第六十二回中指出，龙王女婿九头虫常带金珠宝贝献给龙王。虽然文章内容实属虚构，但确与明代的现实情况密切关联，表明在明代已有比较发达的长途贩运贸易。商业版图的扩大必须有完善的商品流通网络，跨区域商品流通的出现实属必然，更可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例如明代时期福建的茶叶、山西的盐铁、江南的丝绸等，均能够依靠当时相对发达的交通网络运输至全国各地。且明代商品种类丰富，在文中第八十回至第九十回，对玉华州的市井景象加以书写，其中商品繁多，如纸马、香烛、米面、茶酒、牛马等。文中所提到的商品多以手工作品为主，其与明代时期手工业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促进了不同区域手工业的蓬勃发展”[2]。且明代出现了比较细致的手工业专业化分工，进一步丰富商品种类，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商业空间

商业空间作为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西游记》中具有重要体现。文本中虽对商业空间之描述甚少，但仍展现明代商业空间发展的繁荣景象。

按照层级由低到高的顺序看，具体包括乡村市集、区域性市镇、国际性都会等。乡村市集在明代的商业空间中处于最底层，在《西游记》第十五回中有描写，即“里社人家”买卖场景。在历史研究中，与明代的“乡落市集，间日一集”相符，表明商业发展已深入基层；区域性市镇不仅是商业体系的中间层，也在明代社会的商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西游记》第三十六回，文中对宝象国都城的商业发展加以描述，如宝象国都城中的各类商业设施（当铺钱庄、酒肆茶坊等）。相对于商业而言，此类区域性市镇是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下逐渐形成的，具有依托手工业中心或交通要道的特点，承担着商品集散与交换的职责，成为城乡区域的经济节点；国际性都会是明代商业空间的最高层级，在《西游记》第一回中有关于东胜神洲傲来国都城热闹景象的描写，傲来国都城繁荣的商业景象是明代苏州、南京等大都会商业景象的缩影。相比乡村市集和区域性市镇，此类大城市是国内经济重镇，亦承担着外来贸易之任务，具有极大的商业辐射范围。另外，除常规的乡村市集、区域性市镇和国际大都会等商业空间外，文中也对专业市场有所描写，例如在第五十回中有关西凉女国的描述，国内设有“换绸缎”商铺。在历史研究中，与明代的布市、丝绸市等专业市场的兴起与发展相呼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专业市场的高度发达。

（三）商业主体

从《西游记》中了解明代的商业发展情况，不仅需要关注商品流通和商业空间，更应关注商业主体。《西游记》中商业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了完善的明代商人阶层图景。具体而言，其商业主体包括行商、坐贾、牙人。行商在明代商业主体中占较大比重，从商业发展整体层面而言，行商对推动商品流动、商业格局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3]。在国家层面，明代对商业的重视度较高，其推出“持引贸易”制度，为行商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此外，行商活动繁荣并延伸至全国；坐贾不同于行商，属于在固定场所的经营者，例如各种市井门面便可称之为坐贾。在《西游记》第三十七回中，宝象国对坐贾形象加以深刻书写。其中描述道：“店面齐整、生意兴隆”。相比于行商，坐贾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商业头脑，能够借助专业的商业经营在当地形成稳定的客源群体，并注重商品质量与服务；牙人是商业主体的一种，更像是如今的中介商，能够在商业经营中发挥“中间桥梁”的作用例如在《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师徒路经火焰山，需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其中孙悟空向樵夫打听铁扇公主住处并支付谢礼，便体现出了明代牙人中介服务的存在。相比之下，牙人群体比较特殊，有较为广阔的人脉关系，对市场情况的了解比较深入，能够在消费者和商人之间建立联系，获取酬金，大幅提高了交易效率。

二、商业繁荣的文化投射

（一）价值观念转型

明代商业的发展及繁荣，促进了全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具体是指从重农抑商到农商皆本。在历史的发展中，商业繁荣推动价值观念的变革是必然的。儒家思想“重农抑商”之观念深厚，孔子在评说颜回和子贡两人时 ,讲到 :“回也其庶乎 , 屡空。赐不受命 , 而货殖焉 , 億则屡中”[4] 孔子指出，颜回道德学问精深，但“屡空”，子贡善于经商却“屡中”，可见孔子时代商业地位同样得到承认，但仍重视“重农抑商”之思想观念。此观念使我国在古代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商业处于比较滞后的发展状态[5]。随着汉、唐等朝代与其他国家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深入，社会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自明代起，从重农抑商向农商皆本转型，《西游记》中对农商皆本的理念加以细致书写。在第六十七回中，孙悟空称赞卖糕老者买卖公平，表明广大群众对商人的“末业”观念的转变，更多的是认可感；伴随着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名人”为商业发展发声，例如王阳明、李贽等思想家主动为商业正名，加速推动了社会对商人看法的转变，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思想层面的推动力。不过在思想观念转变的同时，仍旧带有传统观念的印记，例如在《西游记》第九十八回，阿傩、伽叶向唐僧等人索要“人事”，该部分内容体现出了当时人们对“不义之财”的否定，同时也反映出了社会观念转型期间“重义轻利”思想的深刻影响。

（二）商业伦理构建

在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及繁荣进程中，商业伦理的构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游记》等文学作品中皆有明显体现。所谓商业伦理，是指在商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西游记》中关于商业伦理的描写主要包括诚信精神和契约精神。在《西游记》第八十四回中指出，玉华州铁匠依期打造兵器、灭法国布店老板提供上等好布，均体现出了明代时期的诚信经营。诚信经营的深度落实形成良好的商业信誉，体现了诚信经营在明代商业领域的深入影响，为明代商业之繁荣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西游记》第六十八回的描述中，孙悟空为朱紫国国王治病前订立了文书，表明在明代的商业中，早已重视诚信与契约，体现了契约精神之重要性。交易双方对公平交易、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同亦是契约精神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在制定契约时，需至官府备案以体现其公平性。契约的建立为商业领域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然而，尽管在明代已经构建相对完善的商业伦理体系，但仍有其缺陷性。例如，孙悟空偷吃人参果后推倒果树、小妖怪强买农户牛羊，均表明明代商业活动交易中违背商业伦理道德之现象。综上所述，商业伦理的构建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不仅需要道德教育、制度约束，亦需要参与者认知之自觉性。

（三）商业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融

明代商业的繁荣发展，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融。《西游记》第八十五回，村民以酒食款待唐僧即是商业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的具体体现。村民的款待虽是一种民俗礼仪，却体现出明代商业繁荣发展的社会中，明显的、世俗化的“人情往来”[6]。在明代历史研究中，诸多史料记载了明代商人以宴请等社交方式维系客户关系。再如，第九十一回中写道，在金平府元宵灯会时，商贩趁机销售商品，表明商业活动与世俗文化的深度交融。在明代相关的史料记载中，上元节时商贾趁时牟利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世俗文化活动已成为商业发展的平台。明代“广告”亦初具雏形，如《西游记》车迟国故事中，道士“悬榜招贤”、招揽香火即是一种早期的广告形式，这不仅表明明代时期商人之商业智慧，更体现了商业与世俗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三、《西游记》中现实到艺术的生成

《西游记》是明代时期的文学巅峰作品，与《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并称“四大名著”。在作者吴承恩的创作中，其经历与商业感知，共同铸造了《西游记》这一文学巨著。吴承恩居于淮安府，该地整体十分发达，属于明代的漕运枢纽城市，因此在其日常生活中，对商业活动的观察与体验较多，因此在创作《西游记》时，能够自然而然地将商业元素融入其中。吴承恩终日为生计奔波，以卖文为生长期参与商业活动，对商业活动及商业发展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吴承恩能够转变观念，客观、真实地书写商业活动。

《西游记》创作于明代发展的黄金时期，文本是对当地商业繁荣景象的真实反映。此书成书于万历年间，商业发展迅速，市镇众多，人民日常生活方式及观念亦发生改变。随着商业活动的出现，以及商业繁荣景象的展现，吴承恩积极从发达的商业社会寻找书写素材，以神魔故事为载体加以艺术创作。同时，阳明心学的兴起，导致传统的束缚思想被持续冲击，商业发展得到新思潮之支持。鉴于商业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相互渗透及相互影响，文学创作方向亦发生改变。由此，《西游记》等文学作品突破题材限制，助力文学作品发展。

四、结语

《西游记》以神魔故事为载体，展示明代商品流通、商业空间以及商业主体的发展。文本基于作者吴承恩对商业活动的体察，展现了明清时期价值观念转型、商业伦理构建、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交织。可以说，《西游记》不仅是文学著作，更是文学艺术；其客观反映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状态。此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方式，为我们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之深刻变革及文化意蕴，提供了 重要的文学镜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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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平：《〈金瓶梅〉与运河文化论略》[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02）.

[3] 常璐. 精神与现实的双重空间：出版业兴起下的晚明书肆 [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 2024, 32 (07): 1- 8.

[4] 杨伯峻 . 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15.

[5] 白俊亚, 刘洪, 岳涛. 明代拳经图谱“ 图文并茂” 论绎 [J]. 体育学研究,2023, 37 (04): 109- 122.

[6] 吴飞鹏.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 夹处” 心态及其影响 [J]. 中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23, 29 (04): 176-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