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亭亭《女勇士》对中国形象的传承与重塑

一、汤亭亭与《女勇士》

汤亭亭的创作大都深受中华文化的滋养，根植于华夏文明的沃土，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原著或英译版，使得她在英文小说的角色塑造上更倾向于选取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华人形象，并且尽量运用汉语的韵律风格，模拟出中国式的叙述方式和对话模式。在《女勇士》这部小说里，她成功地将小说、自传、神话等多种元素融汇贯通，形成了一种汤氏特有的表达方式。整本小说皆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展开叙述，使用自传体的手法撰写而成，由五大部分构成，展示出主人公——即书中暗指的作者本人在华人圈摸爬滚打的成长历程。作者以自身家族及其他华人的生活与命运为主线，把众多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内容，通过“说书”的方式有机融合为一体。从“我”的视角出发，小说不仅让读者看见了中国传统中了熟于心的各类典故，还用灵巧的笔触改写了别样的传统人物，塑造出独特的“女勇士”形象，另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光彩。

二、中国形象的传承与重塑

汤亭亭的文字绝不是中西文化的生硬糅合，而是有意识的再创造。她对传统故事的主动改写是为了更好的向西方讲述记忆中真正的中国，传递正面的华夏文明，重塑西方人眼中带有偏见的中国。同时，她的作品往往也促进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交融，使得这两种不同色彩和风格的元素得到延伸和拓展，引发了更多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也因此逐渐搭建起了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

（一）封建真实——女性反思

小说开篇由“无名女人”的故事为线索引出主人公所接触的封建时代。母亲口中的那个无名姑姑，虽从未谋面，但其事迹却已传遍全村，她虽坚守着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仍抵不过命运的残酷——她在丈夫外出时遭遇强暴意外怀孕，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极其耻辱的事件。“吃人”的封建社会似乎对女性格外的严苛，人们并不在乎那个所谓的罪魁祸首，而是把所有辱骂和唾弃的矛头指向本是受害者的无名姑姑。母亲用无名姑姑的事迹警戒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女人，华人圈的女性无论是身在何处，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总是伴随着封建女人的一生。然而，“我”并不是直接接受了母亲即社会强行灌输给我的这种思想，而是在自由人权的影响之下，反思了起来。在小说当中，汤亭亭讽刺地写到：“在饥荒年月，身为女人，生个女儿，就已是十足的浪费……旧中国的女人没得选择。是某个男人命令她与他睡，成为他见不得人的罪孽。我很想知道，那男人跟别人一起抄他家的时候，有没有蒙着照面”[1] ？在当时社会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针对中美传统当中皆有的性别歧视观念，汤亭亭一方面揭露出华人女性备受折磨的深刻现实，另一方面，又以“我”对社会现状的讽刺与实际反抗书写顽强坚毅的中国女性形象，摆脱相夫教子的禁锢，呼吁女性更多的关注自身、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二）参军为国——父权解放

小说移植了中国传统神话中“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将“我”塑造成现实生活中又一个活生生的木兰。然而，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差异，其中，汤亭亭首先改写的便是木兰“替父”的意图。传统故事中花木兰从军之举其实是是为了完成作为传统意义上妇女孝顺父母、维护家庭的使命。但小说中的“木兰”并不是为了小家之孝，而是为了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大国之义。在汤亭亭的叙述当中，木兰随军出征、奋勇杀敌的举动“不再是为父尽孝，为皇尽忠，而是扫除邪恶、斩除奸佞”[2]。“我”的“参军”之举，不再是被迫“替爷征”，而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站在侠义的一面。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固守成规的封建观念嗤之以鼻，他们印象当中的中国还是那样的故步自封。而汤亭亭重塑的花木兰正是为了修正偏见。“我”正如重生的木兰，开始为自己而活。从小到大，笼罩在我周围的一贯的性别歧视令“我”彻底觉醒，为了摆脱屈辱的现实，为了打破数百年来封建礼教对女性的非人禁锢，“我”选择跳出束缚，逐步成长为自己心目中的“女勇士”。作者对木兰从军缘由的改写重塑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女性形象，让读者感受到中国女性女性鲜活的灵魂和炙热的生命。

（三）女性从军——身份认同

除了尽孝，在中国传统观念当中，木兰作为女性参军杀敌的行为本身是不被认可的。在军队当中，木兰始终以男性身份示人，直至最后换回女性梳妆时，会有“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戏剧效果。除此之外，木兰从军前一直待字闺中、本分度日，为尽孝道，她隐藏女儿身替父从军，任劳任怨、征战沙场，立下汗马功劳。而当木兰军队一行人凯旋而归接受圣上嘉奖时，她却“不用尚书郎”，而是“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恪守女子本分。这样看来，传统故事虽歌颂木兰英勇的气概，但忽视了人们在本质上建立的女性“不如男”的思想前提，且从未跳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捆绑与束缚的思想牢笼，认为女性无论何种英勇杀敌，只有最终回归家庭才更值得赞扬。汤亭亭显然并不认可这样的木兰，她将女性解放、独立和强大的思想代入，将被迫出征的花木兰重塑成一个自愿冲锋陷阵的大将军。文中的“我”从未有过隐藏自己身为女性的想法，相反的，“我”从一开始便以女性身份凭借自身优势作了部队的领头人，是人尽皆知的、货真价实的女英雄。“我”并没有被相夫教子的魔咒禁锢，而是一步步成长为我心目中的女勇士。这段成长与转变，除了“我”自身独立而坚强的内心选择之外，也有母亲对“我”的作用。小说中的母亲似乎是充当着封建顽固思想代表的角色，向我灌输着伦理道德，害怕“我”走上无名姑姑的道路。即使是这样的母亲，仍然愿意将女勇士的歌教给我，从心墙的裂缝中透出一丝希望的光。被传统礼教牢牢束缚的花木兰在女性主义思想传播甚广的美国社会是无法接受的形象，而小说展现的是白虎山学艺、领兵起义推翻暴政的“女勇士”形象，来适应主流文化的心理期待。

三、结语

在中国文化传播的视域之下，汤亭亭始终秉持着文化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互鉴的态度重塑中国形象，改写中国神话传说。她对花木兰的改写是将古老的中国英雄故事融入其基于西式教育的新解读，展现了其对中西方文化的独特理解与融合。这个新版花木兰，实际上深刻映射出以汤亭亭为代表的一代华裔群体的心之所向。小说中持剑冲锋的花木兰，更像是作者的化身——她以纸为盾，以笔为剑，打破了文学界对华人形象，尤其是华人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挑战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传统“误读”，并借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华裔群体建构起新的文化身份，为他们开辟出一片新的文化家园。汤亭亭与她的这部作品已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参与着全球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汤亭亭 . 著；王爱燕 , 译 . 女勇士 [M]. 新星出版社 , 2018.

[2] 柳娟. 汤亭亭小说中的中国想象[D]. 华中科技大学, 2019.

[3] 刘青.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书写与传播[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 2023, 7(04): 165-169.

作者简介：刘颖（ 2000-) ），女，汉族，重庆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