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时：日记所见政局动荡下知识人的生计挣扎与内心焦虑（1948-1949）

1949 年初，当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北平城下，这座千年古都已成为新旧交替的历史漩涡中心。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后，北平陷入战略合围之势，傅作义麾下 25 万守军在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的钳形攻势下，已然成为困兽。这场军事对峙不仅是兵力较量，更折射出两种政权的命运走向。正如黄炎培在致钱永铭信中所言，“此非单纯政权更迭，实为社会再造之始”。[1] 政治领域的博弈在此刻达到白热化、经济崩溃在北平尤为触目惊心。而在社会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正在重塑人心。

一、解放前夜社会风云汹涌澎湃

在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颓的背景下，政治格局在悄然发生变化。蒋介石于 1949 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试图以“和谈”拖延战局，中共则提出以“惩办战犯”“改编军队”等八项条件为基础的谈判框架，展现彻底革命的决心。北平城内，国民党特务加紧搜捕进步人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被特务严密监视，知识群体在白色恐怖下噤若寒蝉。

政治权威的真空催生多元力量博弈。喻世长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对新政权的期待。他痛恨“内战”，痛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认为这场战争是“把人民害到如此”的罪魁祸并认为自己生活在“变态病重生活”中。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深感愤懑，甚至在日记中控诉：“我早已不能忍耐了，两个罪魁，我夜里想，此后该把他们的名字写到痰盂与尿罐之上，永久受着唾骂，不顾百姓血肉！”。[2] 战时体制下的北平陷入多重混乱， 水电供应中断、戒严令反复变更、真假消息混杂传播。“市场外号外”与“捏造粉饰的新闻”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信息管控体系崩溃后的话语权争夺。市民在“不知道何时戒严”的恐慌中，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将炮声密集程度作为判断战局的晴雨表，这种荒诞的日常正是秩序解体的表征。

社会心理呈现集体性焦虑与期待的矛盾共生。“没有一块温暖的石头”的冰冷感，与“希望有一个‘变’”的强烈渴望，构成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心态。“病得不可开交时中国就快得救”的黑色幽默，实为对旧秩序彻底绝望后的反常宣泄。普通民众则在“漂泊”感中重构身份认同，从“有房子没有家”到“忍受苦难等待变革”，昭示着传统社会纽带的断裂。

战争的走向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喻世长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战争走向的猜测与担忧，战争的胜负似乎已经逐渐明朗，但过程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喻世长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国民党军队取得胜利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往往与现实相悖。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逐渐失去了主动权，其兵力从战争初期的430 万人下降到365 万人，可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仅有 174 万人。[3]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则从 127 万人发展到 280 万人，战斗力显著增强。报纸上矛盾的信息让他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他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可能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明朗，而这种不确定性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担忧。随着战争的推进，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组织涣散，而人民解放军则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当我写完 1948 年的日记时，国民党已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德克·博迪在日记里精锐地指出了国民党的处境。[4]

二、困顿式生存：生计与心灵的双重煎熬

内战的烽火在全国蔓延，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经济的衰颓更是让民众的生计陷入困境。1948 年，北平的物价飞涨成为普通民众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国民政府将财政资源优先投入军事，导致民生领域资金短缺，教育机构被迫裁员，形成“战争—经济恶化—社会失序”的恶性循环‌。国民政府滥发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据《北平物价日报》记载，1948 年 12月至 1949 年 1 月，面粉价格暴涨 47 倍，普通市民需用麻袋装钱购买生活用品。德克博迪在日记中记录“现在，金圆券（新发行的货币）是毫无疑问的暴跌了。只有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还在说什么金圆券的发行是极大的成功。”金圆券的发行，本质是国民党为维系内战而对民众财富的最后搜刮，连作为旁观者的博迪都清晰意识到其“成功”宣传的荒诞性当政府将经济政策异化为政治工具，用谎言掩盖制度性腐败时，其统治根基已摇摇欲坠。

“物价疯狂我唱了”、“你会相信吗？一个礼拜，物价没止休地跳！跳！跳！……我对着这受物价狂风吹迷了的市民，我在默祷‘你们快好了！’我自己早已甚至疯狂了。我在街上不知为什么唱着！好伟大的时代呀！”。[2] 这将抽象的经济危机转化为具象的感官冲击。1948 年 8 月，国民政府推行“金圆券改革”，但不足三月即告失败，上海物价指数在 1948年 9 月至 1949 年 4 月间暴涨 ‌135742 倍‌，北平米价一日数涨，市民需用麻袋装钱购物‌。喻世长以个人视角记录的“物价跳跃”，正是宏观数据背后的鲜活创伤。货币已丧失价值尺度功能。国民政府滥发纸币导致法币、金圆券沦为“废纸”，民众被迫回归以物易物（如用面粉、银元交易），甚至出现“工资按小时结算、到手即抢购物资”的荒诞场景。作为知识人，喻世长“在街上不知为什么唱着”的异常行为，反映了知识分子阶层在生存危机下的尊严溃败，传统士大夫“安贫乐道”的价值体系被通胀摧毁，理性思考让位于生存本能。这种“疯狂”既是个人精神崩溃，也是旧秩序伦理瓦解的缩影‌。“受物价狂风吹迷了的市民”出现了群体性心理麻痹。据 1948 年《大公报》调查，北平普通家庭需将 ‌80% 以上收入用于购买粮食‌，民众为抢粮甚至发生踩踏致死事件。长期高压下，市民从初期“恐慌性抢购”逐渐沦为“麻木旁观”，喻世长的“默祷”实为对人性异化的悲悯‌。国民政府曾以“戡乱建国”自诩，但经济治理的无能彻底暴露其统治危机。1948 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经济问题比军事更严重”，而民间则流传“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你们快好了”的祈祷暗含对新政权的期待。中共在解放区推行“折实单位”工资（工资与粮、布、油等实物挂钩）、打击投机资本，1949 年进入北平时更以“两白一黑”（米、棉、煤）稳定物价。喻世长的日记里虽未明言，却通过渲染国民党统治的荒诞，为共产党“救世主”形象的建构埋下伏笔‌。

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也未能缓解这一困境。“币制改革”一施行，金元券大量发行，游资冲击市场，物价飞涨，刮起一阵抢购风。[5] 不到半个月，北平 面粉价格即上涨半倍；到12 月，又上涨了 10 来倍 ...... 市场物资被抢购一空，工厂、商店被迫停工关闭，工人、店员大批失业，生活极为悲惨。”高校教员薪资严重贬值，“北大的 87 位教授集体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有双倍的工资，而且扬言如果得不到答复，就将举行三天罢课。”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之子朱乔森回忆：“父亲每月工资领来，要买成实物才能维持生计，否则转眼就成废纸。”教育系统陷入瘫痪，学校因缺乏经费被迫停课，学生们饥寒交迫，在寒风中发起“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就是这样来了一个‘突变’，便我的生活又失了常，又在第二天早上写日记。我不愿用突变二字来形容这件事，不过是一个“最后挣扎”而已——就是政府宣布改革币制了。”新发行的金圆券迅速贬值，物价继续上涨，甚至一日一个价。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金圆券发行后的物价变化，认为这一改革“完全是投降黑市”，而“最关心的公务员待遇，也没提高多少，顶多能买一袋面”。[6] 市场上物资短缺，物价进一步上涨。“当涨价时，物价虽涨，但当时还不过是‘贵’与‘贱’的问题，待存货卖光后，物价纵令不涨，接踵而来的却是有’与‘无’的问题”。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使得喻世长和其他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领煤啦，买合作社的东西啦，买配给面啦，生活，生活，一看报，全国各地都成了真空了，谁也买不到日用品，这是改币的‘结果’”。[7]

三、迷茫式展望：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希望探索

失业危机成为 1948 年北平民众面临的一大困境。以喻世长为代表的普通知识人面临着失业的困境。1948 年初，喻世长经历了短暂的失业，对于前途、工作陷入焦虑与迷茫。喻世长 1948 年初的失业并非个案，而是国统区经济崩溃的必然结果。1948 年北平失业率高达 ‌27%‌，知识分子、工人、职员共同陷入“恐慌性失业”漩涡。1947-1948 年，国民政府将‌75% 财政支出用于内战‌，教育经费仅占 ‌0.87%‌，北平高校普遍拖欠工资，北大教授月薪仅够购买 ‌20 斤玉米面‌。教育机构萎缩导致知识阶层失业率激增，喻世长“三月份找不到职业”的恐慌，实为知识分子生存空间被系统性压缩的缩影。如何解决当前的就业难题？选择“找周先生谋北大职位”，暴露正式就业渠道的失效。1948 年北平高校职位多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如学派、同乡）分配，喻世长“满口应承”的背后，是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权力以求生存的屈辱。这种“恩庇- 侍从”关系取代专业能力评价，标志着学术独立性的彻底沦丧‌。[8]

知识分子在生存压力下价值撕裂，在他眼里“勉强走上北大职位也很苦”，反映了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路径崩溃，喻世长既需北大职位维持体面，又因“自己的努力离学术远了”产生负罪感。这种精神分裂状态，印证了涂尔干“失范型自杀”理论中社会纽带断裂导致的个体迷失。‌入职北大后的“应该大书特书”，这是对旧秩序的反讽。国民政府标榜“尊重知识”，却让学者陷入“求职需跪求”的境地。与之对比，中共在解放区推行“知识分子归队”政策，1948 年华北大学公开招聘教师超‌2000 人‌，以实物工资保障学者尊严。喻世长的入职狂喜，实为对国民党治理无能的无声控诉。‌同时期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白》中写道“学问不如一块窝头”，巴金《寒夜》描写知识分子咯血求职，共同构建起旧秩序崩塌的文学证言。

“我面临者一个转变的问题。我是变呢还是不变呢？”，在“旧生活”与“新时代”之间，知识分子在历史夹缝中陷入身份焦虑。“夜里当然要失眠，于是我的血又在流了，当想到新时代就要来临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过去在文艺上的种种努力，现在看来虽然不许多是跑道儿，但也不该就一笔抹杀，再想到在研究所虽然是个“有前途”的事，但是那里人事上是那样的艰涩，没有融融之乐时，我甚至又想换一个环境了，且忍耐片时吧。”[2] 喻世长既批判旧社会“造成错误道路”，又难舍北大文研所的学术身份，映射出雅斯贝尔斯所谓“临界境况”下知识分子的存在主义困境‌。

“罗十分满意，这是我不想改变的第一个动力”，“住房问题我不再存什么野心，把楼上的第二间抹上泥也能住就算了，于是我的改变就不起劲了”，从“突变幻想”到“渐进改良”，在知识分子中，妥协机制逐渐形成。将“暂时不能突变”归因于“旧环境逼迫”（“社会造成错误”），实为回避行动责任的认知协调。这种“外归因”模式与鲁迅笔下“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国民性批判形成对话，反映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前的普遍怯懦。“本身改变的是起了动摇，这是一种矛盾，但结果终于是失改了，就是暂时不能有什么突变的，只能在读书与思想上渐渐在学习下去”，‌强调“读书与思想中渐进学习”，本质是构建缓冲地带以延缓政治抉择。但中共早在 1948 年《关于争取知识分子的指示》中已明确：“必须打破其对‘纯学术’的幻想”，喻世长的“渐进”设想注定在新政权下遭遇冲击。‌而“惭愧今日未能行动”“结果终于是失改了”的忏悔，暴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动悖论：越是清醒认知变革必要性，越因患得患失陷入“过度反思性瘫痪”。这种状态恰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批判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10]‌

日记中喻世长对“新时代就要来临”的朦胧期待，与北平市民“盼天亮”的隐语形成共振。这种不指向具体政党的抽象希望，实为 1948-1949 年国统区的主流民意。傅作义秘书回忆，北平守军中 ‌83%‌士兵认为“换谁都比现在强”，喻世长的迷茫恰是政权合法性真空的微观映照。这种徘徊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复杂心态，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十字路口，更是旧知识分子向“人民知识分子”蜕变的必经阵痛。1950 年喻世长参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筹建时“彻底抛弃旧治学方法”的宣言，正是这种“迷茫”孕育出的历史新生的最佳注脚。

参考文献：

[1] 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10 卷1947.9—1947.12），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年。

[2]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上）、（下），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年。

[3] 宋柏主编：《北京现代革命史》，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31 页。

[4] 德克·博迪著、洪菁耘、陆天华译：《北京日记》，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

[5]莫文骅著：《回忆北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年。

[6]刘恒著：《窝头会馆》，北京：作家出版社，2024 年。

[7]刘金田著：《北京194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24 年。

[8]杨奎松著：《忍不住的关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9]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年。

[10]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

[作者简介] 朱丹洋（1999—），女，汉族，福建漳州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