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精神对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

摘要：屈原对后世文学、政治、思想、社会风俗产生了相当巨大、深远的影响。继续阐释弘扬以个人志节、探索精神、爱国情怀、廉洁自爱等为内涵的屈原精神，对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屈原精神；思政教育；价值

屈原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其文学成就、文化意义、历史价值，堪称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高峰之一。（梁启超曾断言，“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1]）其作品久经传承，其人格备受推崇。两千多年来，屈原、屈原作品和屈原精神一直被不断阐释，对后世文学、政治、思想、社会风俗产生了相当巨大、深远的影响。一个稍具知识水平的中国人，对屈原的事迹、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有所了解，而在人格教育上，无不受或大或小的影响与感奋。这不但可以概括为“屈原现象”，也可以用“屈原精神”来凝练他的思想、精神特质，以展示他在中国史上的独特价值。在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中，其个人志节、探索精神、爱国情怀等，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即在当前，继续阐释弘扬屈原精神，对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

屈原的精神特质——远迈儒道

屈原投身汨罗，践行了个人“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2]的意志，宣示了个人对“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3]政治环境的决裂，突显出个人独立不迁、“不能变心而从俗”的坚贞品格。为什么要特意强调“个人”，因为在屈原纵身一跃前，已经借由渔父之口，表达了当时流行的思想观念，建议他“与世推移”，不要走绝路。屈原被流放后，理论上，他可以全真保性，如《卜居》所言，做一个“行吟泽畔”的游方诗人。但如果以此推论，便陷入了以己度人的旧病，因为我们并非屈原本人。屈原最终选择了自杀，不管是为同姓政权殉葬，还是为楚国文化殉葬，或是对楚国高层政治幼稚、无能、荒诞的绝望，对楚国民众可能遭遇苦难的无助，都有一定道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屈原生时，绝对称得上是君子，但他的纵身一跃，则远远超越了儒家的君子人格。因为，儒家除主张“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勇于赴死的果决外，还留下了“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转圜空间。毫无疑问，屈原处在一个无道的政治环境中，隐遁避世并没有什么可供指摘之处。在《渔父》的对话情境中，渔父劝屈原“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说明当时这一思想有相当市场和包容度。但屈原的回答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对这种思想作了回复，与人生作了诀别。通观屈原作品，极少提及“仁”，可见他并非口头上的儒家信徒，但他在作品中屡屡称述尧舜禹、商汤、文王、吕望、伊尹、伯夷等贤哲，这都是儒家所称道的立德立功立言楷模，可见屈原十分看重事功。他热心政治，以变法图强为己任，是顺理成章的事，显然与道家自隐无名、无为而治的主张绝然不同。通过言与行的比对，屈原远迈儒道、特质鲜明、出类拔萃，这是毋庸置疑的。

屈原“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他可以保持“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道德鄙弃，以及“超然高举以保真”的事外超然，无需背负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与压力。以屈原的能力和声望，他可以选择“去国”，像同时代士子一样在其他国家建功立业。退一步讲，即使出于对楚文化、楚政权的坚守与忠诚，不愿为他国所用，也可以选择蛰伏隐逸、乘桴浮海。但他最终选择了最刚烈、决绝的方式，划清了自己与楚怀王之流的界限，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自杀的诗人。屈原的自杀，更多是对楚政权、文化、民众即将面临灾难性后果的一种绝望（不管这种绝望是否准确），而不仅仅是殉于一姓政权。屈原的肉体难以寻觅，但他的精神却获得了永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财富，涵养中华民族的血气、骨气、志气，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做民族脊梁，实属民族之幸、文化之幸[4]。

屈原精神的多重涵义

1.“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的志节坚守。屈原从政，以国家富强为己任，“精色内白，类任道兮”[5]。在遭受嫉妒、诬陷、排挤、打压的情况下，内心充斥着不解、苦闷、抑郁、彷徨。他深知不变心从俗的后果，必然是“固将愁苦而终穷”[6]，在“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7]的大环境下，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8]，不向当权者低头，不与其同流合污，展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树立了“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9]的君子形象。

2.“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屈原所处时代，士人不为母国所用、周游列国建功立业者不胜枚举，但屈原始终心怀母国，念兹在兹，展现出纯粹的家国情怀。“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出国门而轸怀兮”“哀故都之日远”，眼看楚国日暮途穷，局势危急，屈原没有逃离，以死亡宣誓与楚国腐败政治的决裂和对故土的不舍。

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屈原的探索精神，主要体现在《天问》中。既有“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天地起源之问，又有“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的天体运行之问，还有“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的兴衰治乱之问，表现出屈原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4.对人民真挚的同情与热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屈原出身贵族，但这并没有隔绝他对普通民众的关注，对民生民命的同情与忧患，始终是屈原精神困境的核心。

5.洁身自好的“廉洁”品格。屈原所处的环境，“众皆竞进以贪婪兮”，高官贵族渔利自肥。“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的屈原与他们的对立、决裂是必然的。屈原的廉洁品格具有广泛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对任何朝廷、政府来说，廉洁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纪底线。在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中，以往都突出其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实则廉洁也正是他爱国的一大表现，毕竟，一个贪婪无度者绝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爱国者。

屈原精神的可学之处与落地之道

屈原的伟大，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不是高不可攀的。在遭受政治打击后，他的反映与常人并无二致。通观《离骚》《卜居》《远游》《抽思》等作品，愁苦、抑郁、困惑、矛盾等情绪充斥其中，均为正常的情绪反映。在“心烦虑乱、不知所从”的情况下，屈原求助于太卜郑詹尹，发出“正言不讳以危身”，还是“从俗富贵以偷生”的终极追问，而太卜“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只能由屈原本人做出选择。须加以甄别的是，屈原自杀有其特殊的文化、历史、个性原因。身处新时代，优质大学生是国之栋梁，“怀才而遇”“报国有门”的机会和舞台比比皆是。正视、解决人生道路和职业生涯中的痛苦和困难，这才是屈原精神的首要可学之处。屈原的自杀，与个别大学生经不得一点风雨挫折，动辄寻死觅活的巨婴行为迥然相异，也与遇事不知排解、意志消沉不同。巨婴行为固然要加以批判，而遇事不知排解轻于自戕、意志消沉的行为更需要慎加识别、引导、教育、帮助。

屈原的若干志节特征，有其内在逻辑关系，又能以爱国主义相统领，这是屈原精神可学之处的又一方面。以道自任，怎能不上下求索？怎能不关心民众疾苦？又怎会贪婪竞进、役使于物？进一步言之，以道自任、上下求索、关心民众、不役于物，必然是一个坚定爱国者的精神旨归和行为法则。很难想象，一个随波逐流、不思进取、漠视民众、贪婪无度的人会成为哪怕口头上的爱国者。

那么，可学之处如何落地，以尽量符合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笔者以为，参照屈原精神，结合大学生主责主业，做好以下几点，庶几离道不远。

一是树立坚定“大”理想。大学生之大，不仅有异于小学、中学的阶段之别、知识之别、年龄之别，更在于打破个人小世界，心有他人、社会、国家、天下的格局之大，暨胸怀国之大者；二是上下求索做“大”学问。大学不是职业院校，不能满足于学好一门、几门技能。要不断充实知识结构，抱定学无止境信念，养成终身学习习惯。要聚焦国家社会重大需求，关注国情民生，两耳要闻窗外事，不能只做自了汉；三是做光明磊落“大”丈夫。要正确认识大学生涯中的荣誉和金钱，靠个人优秀的综合表现争取、维护正当权益。要树立正确价值观，生活中不攀比、不浪费，不为物欲所累，这同样是大学生廉洁教育重点。要落实以上几点，需要宣传、教育、管理、服务各方面的持续探索实践，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将屈原精神学好用好传承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资料：

[1]梁启超.屈原研究

[2][3][5][6][7][8][9]等均出自屈原作品

[4]程世和.屈原阐释的文化意义.从孔子到谢灵运：唐前士人精神史探索.中华书局.2019年12月

臧传永，男，197903，籍贯山东五莲，汉族，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刘金岭，女，199202，籍贯山东莱州，汉族，青岛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兼学工办副主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