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史编纂75年的实践与思考（1949-2024）

[作者信息：杨中曦，男，汉族，湖南长沙人，海南师范大学档案馆，档案馆员，从事档案编研及地方文献研究。韩燕萍，女，汉族，海南海口人，海南开放大学党政办公室（档案保密室），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书写作与档案管理研究。周丽，女，苗族，海口琼山人，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档案副研究馆员，从事档案管理研究。]

基金资助：海南开放大学（海南省远程职业教育研究基地）科学研究项目“开放大学校史编纂现状及趋势研究”（项目编号：HKJD2022（YB）-03）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高校的校史编纂实践的回顾与梳理，将其归纳为“正史型”、“资料型”、“专门型”、“学术型”四大类，这是校史编纂由单一向多样、由单薄向深层发展趋向的表现。各类校史虽然各有优劣，但客观性与真实性，仍应该是校史作为一种专门史首先应具备的特性。

关键词：大学校史；分类；评述

我国历来有重视修史编志的传统，历代对于各类历史都较为注意保存。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亦极为重视校史的编纂。作为文化教育重镇，我国古代书院十分重视编纂志书，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书院志，如著名的岳麓书院，自从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刊行《岳麓书院志》以来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岳麓小志》，四百余年间修志十部 ，使得岳麓书院的历史得以完好保存。其数量之多，甚至超过很多地区的地方志数量。不仅重要的书院有志书的编修，即使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如海南，也有不止一所书院编修有书院志 。

随着清末学制的更改以及高等学校兴起，原有的书院志逐渐衰落，为各高校校史所代替。民国时期高校校史多为学校简史，是学校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常见于报刊、招生启事及毕业纪念册中，篇幅不长，内容单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而大学的校史也开始了真正的编纂。

1、正史型校史

所谓正史型校史，是指由学校官方组织人员编写的、系统的本校通史或断代史。它以档案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回忆而成，书写学校发展的重大事件，属于官方性的权威话语。

1.1、“文革”前：零星的校史编纂

彼时的中国高等学校经历了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以及历次大小运动，仍在不断进行调整与适应，难以集中力量开展对本校校史的编纂。虽然如此，但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设立校史研究室。

直到1958年，毛泽东同志的母校、当时还是中师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早于全国绝大多数高校编写了本校的校史。在曾任本校教师的革命前辈徐特立、谢觉哉的倡导下，编修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书主要叙述了“革命史实和人物活动”，但是“没有突出教育史特点”，因此并未付印成书。 直到1979年，该校才重启校史编纂，至1983年最终编成《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最终的成书中，教育史与革命史的篇幅大致均等，同时也兼顾了学校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但没有配置照片。

紧接着，北京的三所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自1959年开始先后启动了校史编纂工作。然而，三校的编纂成果由于“文革”的开始，不得不陷入停顿，最终并无一本高校校史面世。

1.2、20世纪七八十年代：校史编纂的重启与发展

“文革”破坏了高校历史的资料，冲击了学校的重要人物，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严重破坏。虽然上述各校没有一本正式出版刊行的校史问世，但在“文革”前进行的资料积累却幸运得到了保存。这为“文革”后重启校史编纂奠定了基础。一些重要高校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积淀，各界希望了解它们的校史，同时为了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高校校史编纂工作得以重新开始。

为了纪念建校60周年，南开大学于1979年编成了《南开大学六十年》一书。该书分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阶段来叙述校史，由于成书较为仓促，行文简略，只是搭起了较为简洁的框架，并没有过多的铺开叙述。但这毕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部高校校史。在这一基础上，经过十年的准备，在1989年南开大学70年校庆时，终于将前三十年的校史重新出版，相应部分的页数也由50多页扩充至447页，成为一部详实的校史。

同样是为了校庆做准备，清华大学于1978年重新恢复校史编纂工作。本次校史的编写是在1965年完稿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至1981年正式出版。该书采取“总—分”的模式，对学校不同时期概况、学制、管理以及各个院系学科的情况都作了叙述。在此之外，还有对于建筑、经费、人事、图书设备专题记载，这是之前新中国高校校史编纂中所未曾注意的地方。同时，该书展示了38张不同时期的校史照片，并配有较为细致的学校平面图，使读者能更为直观地了解该校的发展历史。“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编出系统的校史资料。” 《清华大学校史稿》的编纂，为其他高校校史的编纂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1978年开始重启校史编纂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其目的之一同样为了迎接80周年校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高校开始注意本校校史的总结与编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相继完成校史的出版。而1984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文革”以前建立的高校着手组织力量编写校史，使得校史编写工作在全国相关高校先后展开。不过由于去“文革”不远，这一时期的校史编纂较为谨慎，加之缺少编纂经验，不少高校的校史仅为解放前的断代史，或以“文革”为下限，没有涉及当代。

除了普通高校开展了校史编纂外，一些新兴的高校，如成人教育的高校以及各级电视大学，也都有不少开展了校史的编纂。

1.3、1990-2024年：飞速发展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各高校所撰校史大多以通史的面貌呈现，而以那些最初以断代史出现的校史也在之后得到了续编。

1990年以来，校史的编修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一方面是一些解放后成立的高校经历了时间的积淀，到了需要进行总结的时候，另一方面，校史作为建校逢十年大庆的一项宣传工作与政绩工程，也得到了学校的重视。校史的数量与规模较前一时期有了巨大的增长。

1.4、特点与不足

正史型校史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是权威性。作为由校方撰写的系统的校史，它能够经官方组织起庞大的编写队伍，利用大量的学校档案进行编写，最后经学校领导审核把关，成为学校官方对本校历史的基本态度。

另一个特点是系统性。由于占有大量资料，同时拥有无数老教师与校友，正史型校史能够根据这些材料构建一个合适的编写结构，使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学校发展的历程。

第三个特点则是政治性。很多学校的校史都是在建校逢十年大庆时编纂的，是一项政治目的极为明显的活动。

不注明文献来源则是这类校史的通病。由于编纂者大多为行政人员，学术素养不够，对此绝少加以注意。这容易导致行文错误而无法查证，最终向读者传递出错误的信息。因为不用注明出处，甚至有一些高校为了追求正面形象的展示，在校史中有意无意对一些历史进行忽略甚至歪曲，从而影响了校史的准确性。殊不知，校史首先必须是信史。

一些校史缺乏深度，缺乏提炼与裁剪，常常将原始材料直接放入书中，成为资料汇编。而一些裁剪失当则使所表达的意思是残缺不全，易产生歧义。

而对系统性的追求，往往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的，导致这类校史缺乏温度，主动阅读者寥寥，遑论通读。介于此，一些高校推出了简明校史或校史读本。

2、资料型校史

除了正史型校史，资料型校史也是数量较为庞大一类。

《文史资料选辑》是新中国的一项极有影响力的历史编研活动，它侧重于政治史、革命史与战争史的回顾。它的刊行，对资料型校史的编纂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初的资料型校史就是在《文史资料选辑》零星发表的。 这些校史文章推动了校史编纂的热情，陆续有高校开始撰写中篇校史或者校史片段。然而，《文史资料选辑》所收录的这些高校校史，更像是作者的回忆录，所记之事多为作者亲历亲闻，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所撰写的这些校史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与局限性，难以客观反映高校发展的历史；同时，由于《文史资料选辑》体裁的限制，主要刊行的是解放前的内容，因此这些校史也并不全面。随着“文革”的开始，这些简明的校史也被迫停止了。

“文革”结束后，为了更好地编纂校史，一些学校在编纂校史之前进行了校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部分高校共编选了101部校史资料，数量稍逊于“正史型校史”。 这些校史资料选编的类型，逐渐由单一的回忆性文章集、档案资料选编，发展为史料长编、专题汇编，甚至是专门丛书，其体量也愈发庞大 。

除了数量的扩充，在传统的《文史资料选辑》式的校史资料外，还出现了体裁的创新。如华东师范大学娄岙菲主编的《大夏大学编年事辑》是一部效仿“纲目体”而编纂的资料型校史 ，以大事记的结构将零散的相关档案、报刊、文章等一一编排于相关条目下，使得每一条大事记都言必有据，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始文献，保障了准确性，从而成为精准的资料汇编，同时也起到了保存零散文献的重要作用。

3、专门型校史

为了弥补正史型校史的枯涩与资料型校史的不够系统，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图像史、人物传记、学院史及学校建筑史、口述史等专门型校史。这是校史编纂向深入发展的表现。

这类校史研究对象较前二者来说更窄，更容易集中获取材料与论述，带有明显的专门史痕迹。由于需要从整个校史中摘取某一个部分进行重点叙述，因此，开展这类专门校史编纂的高校，则以历史悠久、实力强大的高校为多。同时，由于论述面较窄，对于资料的选择与判断也往往较正史型校史更准确，从而保障了作品的客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高校将拥有较长的历史，从而也将有进行专门论述的空间，“代表了大学校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向和今后的研究重点”。

4、学术型校史

除了国内高校对本校校史进行编纂外，一些国（境）外学者也对中国高校的校史，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高校历史，进行编纂和重构。他们对于中国高校史的研究并不是出于行政的命令，而是在其学术研究过程中对相关高校的历史逐渐产生兴趣，利用其平素所积累的知识，广泛参阅史料，从而撰写了相关高校的校史；抑或是在偶然间得到了大量集中的文献，从而得以对此展开叙述。这些由学者独立撰稿的校史，较之国内由行政牵头编纂的“献礼型”校史，具有更强的学术规范性与客观性；既是成系统的校史，同时也是对该校校史的研究。

琼籍台湾学者苏云峰一直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他在一次赴台湾“教育部”档案室查阅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仅仅存在四年的私立海南大学的档案全宗，由此撰写了海南最早创立的高校的校史——《私立海南大学》。该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突出了档案文献的重要地位。由于私立海南大学存在时间短，纵向（时间）论述空间不足，加之参考文献有限，为构建合适的叙述结构，书中通过大量篇幅引用该校档案全宗，在横向上展开叙述，展示了一种扁平化的校史叙述结构。同样，由于凸显了档案的重要性，该书在精确性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与之相反的则是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W. Israel）所撰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易社强的研究“聚焦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政治与学运的历史”，从他研究抗战前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到撰写《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其时间跨度超过三十年 。在撰写这部西南联大校史时，他不仅拥有大量文献可以参考，同时还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大量正式与非正式的采访，通过对多种文献的梳理，最终向人们展示了极为生动的联大校史。

除了学术性强于国内一般的校史，这些著作的可读性（文学性）亦颇值得称道。苏氏《私立海南大学》在描述学校人物及校园生活时，既征引了活泼的书信，还引用了他人的回忆，可读性大大增加。而《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则对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有着墨，尤其是从学生日记与信函中提取出的精神与心理活动，刻画生动，从而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与国内所撰校史有着显著的区别。不过由于一些高校档案的不易获取，使得这类校史编纂展开并不容易。

5、余论

通过回顾我国高校75年来的校史编纂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参与修史人员的多样化，校史编纂呈现出修史高校和所撰校史的数量不断增多、校史类型多样发展、校史质量逐渐提高的趋势。而全国高校校史研究年会的召开，使得校史编纂的经验得以总结，理论得到发展，从而推动高校校史编纂工作的发展。

上述几种校史类型各有长处，也有各自的不足。校史编纂并不存在最佳体裁，不应该强求整齐划一。类型的多样化，能够使校史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出来，从而使读者能从在不同角度了解高校的历史，这正是校史编纂者所应追求的。在类型多样化的同时，不能忽视校史的深度，缺乏深度的校史，最终只会被人遗忘。校史是为了“昭示后人毋忘前人办学之功，发扬光荣传统与加强凝聚力”的 ，不论何种类型的校史，都应该把求实摆在第一位。毕竟，不实之言，又何以昭示功绩、凝聚人心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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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资料（第1期）》，1981年。

娄岙菲主编《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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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社强著、饶家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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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主编《中国大学校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