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沉默的大多数:二本学生中的时代镜像唐浩
黄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
二本学生是中国高校学生中数量很多但又常被忽略的群体。他们大多来自普通家庭,承载着家庭和个人改变命运的双重期望。以这些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我的二本学生》充满人文温度,不仅记录了国内二本学生的成长与挣扎,也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的深层关系。该书的作者教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普通年轻人生活的窗口,让读者对教育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书籍背景与作者视角:双重身份的凝视
《我的二本学生》的写作,源于作为“局内人”与“旁观者”的双重焦虑。作者能做到这点的原因,是因为其自身成长经历与观察对象高度重合。1992 年,黄灯经历下岗潮后通过自考、考研、读博完成了人生的突破,最终在 2005 年进入广东金融学院任教,开启了作为教师职业生涯。这种从“底层突围”的路径,让作者能对二本学生的困境感同身受。同时,作者任教普通二本院校的定位,又让其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教育体系中“沉默的大多数”,即那些既非顶尖名校精英、亦未被社会彻底放弃的普通青年学生。
在广东金融学院执教的十余年间,黄灯教授的教学实践超越了课堂。她通过批改作业、课下访谈、社交媒体跟踪等方式,积累了 4500 余名学生的成长档案。这种“田野调查式”的记录,不仅包括学生的职业选择、购房压力,还深入原生家庭的代际创伤、乡村留守经历等隐秘角落。如此细致的观察既带有社会学者的冷静,又饱含人文关怀的温度。结合这些材料,作者最终将 2006 至 2015 级学生的集体命运编织成了一部反映社会变迁的微观史。
在这部论著中,黄灯的写作风格带有社会学者的清醒。她认为“我的学生不是 985高校的天之骄子,也不是流水线上的‘工具人’,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典型的样本。”书中反复出现的“房子”“考公”“原生家庭”等关键词,正是国内过去二十年社会剧变的缩影。作者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始终以“在场者”的姿态介入其中,既痛陈体制弊端,又坦言自己作为教师的无力;既揭露结构性问题,又为学生的务实选择辩护。这种双重视角使作者的观察超越了单纯的教育批判,转而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棱镜。
二、核心主题与观察:在洪流中沉浮的青春
(一)结构性困境:被房价与出身锁定的命运
在黄灯的记录中,广州的房价如同一把精准的尺子,丈量着不同届学生的生存空间。作者任教学校的 2006 级学生中尚有人敢畅想“在广州买房”,而到了 2015 级,学生们认为房价“连测算都显得多余”。二十一世纪初,深圳平均房价从 2006 年的每平米9230 元飙升至 2015 年的 33426 元,涨幅达 262% 的房价直接暴力改写了年轻人的选择逻辑。该校计算机专业的林俊锋放弃深圳互联网公司的高薪职位,选择回到家乡粤西县城当公务员,因为他发现在深圳租房十年也攒不下首付。中文系的吴志勇在毕业五年后仍与妻子蜗居在城中村生活,他苦笑着说,尽管身处城市之内,城市的繁华似乎与自己毫不相关。
此外,原生家庭的境况与代际传递构成了另一重枷锁。黄灯通过对比两组学生的境遇揭示了残酷现实,一组是“赶上末班车”的城市中产家庭,父母一般在二十一世纪初已购置房产,于是子女往往能获得更多试错的机会。例如 2012 级的陈雨婷在家庭提供首付后,得以留在广州继续从事热爱的戏剧策划工作,尽管月薪仅 8000 元,依然能有不错的生活。另外一组是“被甩出轨道”的农村贫困家庭,父母基本靠在城市打工勉强维持生活,没有条件购置房产,也无法给子女提供更多机会。2010 级的王海波来自河南农村,毕业十年间辗转东莞、佛山工厂打工,为攒钱买房每天工作 12 小时,却在2020 年发现家乡县城房价突破每平米一万元高价。他在随笔中写道,“我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但石头滚落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分化反映出相比教育,家庭出身对学子人生选择的影响更大,而当教育回报率持续走低时,贫寒学子的负重将愈发难以承受。
(二)教育困境: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
在日常的教学中,黄灯用“疲惫”形容学生的精神底色。进入大学前的中学阶段,这些学生们基本被训练成“答题机器”。来自湖南的学生李敏曾回忆自己的高三生活,“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刷题,三年没看过一本课外书”。这种长期紧绷神经的生活状态会给学生的心理上带来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还会让学生在大学阶段转变为两种极端类型。一类学生将彻底放弃思考,将大学课堂视为休闲之所;另一类学生则会陷入价值真空,找不到未来的出路。2014 级的张悦曾坦白,除了考研考公,自己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二本学生又会普遍受到学历贬值悖论的直接影响。他们毕业后拿到的二本文凭既不足以敲开名企大门,又让持有者不甘心从事蓝领工作。这种“夹心层”困境在书中反复浮现,成为了一种普遍心理状态。2011 级市场营销专业的赵琳投递过 200份简历,但均未获得公司的任何回应。她只能在奶茶店打工时自嘲,“我可能是学历最高的奶茶小妹。”面对如此现实,作者犀利地指出,高考对寒门学子而言,早已从“上升通道”退化为“防坠落网”。很多人厌恶高考,但没有高考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三)突围与妥协: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生长
面对高房价、就业难与学历贬值的多重夹击,一些学生开始学着通过现实主义智慧主动求生。首先,“考公”成为二本学生群体心照不宣的集体选择。作者通过数据对比揭示了这一转向的剧烈程度,2006 级广告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中仅 15% 选择考公,而到 2015 级这一比例飙升至 47% 。在图书馆自习室,学生们的复习资料常年被行测、申论教材占据,学生们自发组建“刷题小组”,甚至衍生出“相亲式考公”,即通过婚姻组合实现落户加分。这种选择背后是精密的生存计算,2013 级学生陈默坦言,公务员考试是少数不看“第一学历”的战场。黄灯进一步指出,考公不仅是职业选择,更是对不稳定生活的应激防御。
其次,与对体制的依赖形成对照的,是部分学生通过“向下突围”开辟的生存空间。书中记录了一些毕业生在珠三角地区的独特实践,例如该校 2012 级林晓雯在东莞某镇综治办工作,利用潮汕方言化解宗族纠纷,效率远超科班出身的法学毕业生。又如 2014级吴振宇在佛山某村推动祠堂改造,将宗族文化融入文旅开发,带动村民年增收超 20万元。作者将这种实践称为“在地化突围”,即当向上流动通道收窄时,深耕地方性知识反而成为优势。正是这种“向下扎根”的经历,使二本学生成为最理解真实中国的群体。
最后,书中少数拒绝妥协的“理想派”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存样态。2008 级刘薇薇坚持文学创作,白天在广告公司写软文,夜晚蜗居城中村写诗,十年间出版两本诗集却始终无力购房。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灵魂还留在二十岁的夜晚,身体已被推进中年人的战场。”类似的还有 2015 级影视专业学生自发记录拆迁过程,作品入围民间影展却因“题材敏感”无法公映。作者既钦佩这种“不合时宜的浪漫”,也清醒指出这种状态的局限性。当基本生存尚需挣扎时,理想主义往往沦为奢侈的精神消费品。
三、教育反思与社会意义:在断裂处寻找光
(一)教育的异化与重生
观察过这些学生的经历与境况后,作者将国内当下的教育体系比作“慢性绞杀机”。学生们在中小学阶段被各种考试压榨,造成了生命力的流失。当进入大学后,这些学生普遍陷入迷茫困境,最终成为“高学历空心人”。令人欣喜的是,当前国内部分高校采取积极的行动改善学生处境。作者发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提出“教育返璞”的尝试,通过允许学生创业、参加非遗传承项目兑换学分,探索人生的出路。在政策的鼓励下,该校木工专业学生王磊未毕业时已成立了工作室,当前每年收入超过 30 万元。这种“去标准化”的探索证明,当教育重新与具体的人、具体的生存技能相连时,生命力便会自然复苏。
(二)社会创新的可能路径
面对书中揭示的系统性危机,黄灯并未陷入悲观主义。她提出三个改革切口。第一,建立多元评价体系。黄灯指出,当前教育体系过度依赖标准化考试和学历标签,导致学生成为“应试机器”,缺乏真正的生命力。于是她主张教育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并重,让不同特质的年轻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第二,发展“在地化”教育。黄灯认为,教育应避免培养“悬浮式生存”的个体,可以通过课程设计让学生理解并参与本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开设“地方产业研究”“乡土文化传承”等实践课程。这种“在地化”实践不仅能缓解城市竞争压力,也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第三,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黄灯呼吁企业、高校与政府机联合设立专项基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实习、创业启动资金或职业培训的机会,降低试错成本。
四、批判性思考:在解构中重建
(一)教育公平的幻象与真实
高考制度常被赞誉为“最公平的竞争”,但书中观察的案例鲜明揭示出隐蔽的不公。当城市学生从幼儿园开始积累英语口语、才艺展示等“软实力”时,农村学生却在不得不埋头刷题,教育的鸿沟已悄然形成。更为残酷的是,当农村学生千辛万苦跨越分数线,等待他们的却是贬值的文凭与固化的阶层。这种“程序正义掩盖实质不公”的困境,需要超越教育系统的全局性改革。
(二)个体能动性的限度
在结构性问题面前,黄灯既同情学子们的务实选择,也提醒读者“过度现实主义”带来的精神矮化。书中 2015 级学生集体考公的场面,令人想起社会学家项飙所说的“系统性的自我封闭”。当年轻人将所有智慧用于“躲避风险”而非“创造价值”时,社会将失去最宝贵的创新基因。
五、结语:在看见中理解
《我的二本学生》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在主流叙事中,二本学生常被简单贴上“躺平”或“内卷”等标签。黄灯通过细节丰盈的个案,还原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他们既有“精明的现实计算”,也保留着“未被磨灭的赤诚”。书中记录的“城中村文学小组”“工厂诗歌墙”等场景,展现着困顿生活中的精神微光。对这些普通人的关注,本身构成一种抵抗,既是对遗忘机制的挑战,也是对教育初心的召回。当公众不再用“成功率”丈量生命,当每个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倾听,教育的真正意义或许才会显现。当读者的目光转向这些普通青年时,看到的将不仅是个体命运,更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实际处境。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当代社会的多重矛盾,包括发展与失衡、梦想与现实、集体与个体等方面的冲突。在经历剧变的当下,这种“看见”本身同样是通向未来的重要桥梁。
作者简介:唐浩,男,讲师。
最后,书中少数拒绝妥协的“理想派”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存样态。2008 级刘薇薇坚持文学创作,白天在广告公司写软文,夜晚蜗居城中村写诗,十年间出版两本诗集却始终无力购房。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灵魂还留在二十岁的夜晚,身体已被推进中年人的战场。”类似的还有 2015 级影视专业学生自发记录拆迁过程,作品入围民间影展却因“题材敏感”无法公映。作者既钦佩这种“不合时宜的浪漫”,也清醒指出这种状态的局限性。当基本生存尚需挣扎时,理想主义往往沦为奢侈的精神消费品。
三、教育反思与社会意义:在断裂处寻找光
(一)教育的异化与重生
观察过这些学生的经历与境况后,作者将国内当下的教育体系比作“慢性绞杀机”。学生们在中小学阶段被各种考试压榨,造成了生命力的流失。当进入大学后,这些学生普遍陷入迷茫困境,最终成为“高学历空心人”。令人欣喜的是,当前国内部分高校采取积极的行动改善学生处境。作者发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提出“教育返璞”的尝试,通过允许学生创业、参加非遗传承项目兑换学分,探索人生的出路。在政策的鼓励下,该校木工专业学生王磊未毕业时已成立了工作室,当前每年收入超过 30 万元。这种“去标准化”的探索证明,当教育重新与具体的人、具体的生存技能相连时,生命力便会自然复苏。
(二)社会创新的可能路径
面对书中揭示的系统性危机,黄灯并未陷入悲观主义。她提出三个改革切口。第一,建立多元评价体系。黄灯指出,当前教育体系过度依赖标准化考试和学历标签,导致学生成为“应试机器”,缺乏真正的生命力。于是她主张教育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并重,让不同特质的年轻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第二,发展“在地化”教育。黄灯认为,教育应避免培养“悬浮式生存”的个体,可以通过课程设计让学生理解并参与本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开设“地方产业研究”“乡土文化传承”等实践课程。这种“在地化”实践不仅能缓解城市竞争压力,也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第三,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黄灯呼吁企业、高校与政府机联合设立专项基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实习、创业启动资金或职业培训的机会,降低试错成本。
四、批判性思考:在解构中重建
(一)教育公平的幻象与真实
高考制度常被赞誉为“最公平的竞争”,但书中观察的案例鲜明揭示出隐蔽的不公。当城市学生从幼儿园开始积累英语口语、才艺展示等“软实力”时,农村学生却在不得不埋头刷题,教育的鸿沟已悄然形成。更为残酷的是,当农村学生千辛万苦跨越分数线,等待他们的却是贬值的文凭与固化的阶层。这种“程序正义掩盖实质不公”的困境,需要超越教育系统的全局性改革。
(二)个体能动性的限度
在结构性问题面前,黄灯既同情学子们的务实选择,也提醒读者“过度现实主义”带来的精神矮化。书中 2015 级学生集体考公的场面,令人想起社会学家项飙所说的“系统性的自我封闭”。当年轻人将所有智慧用于“躲避风险”而非“创造价值”时,社会将失去最宝贵的创新基因。
五、结语:在看见中理解
《我的二本学生》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在主流叙事中,二本学生常被简单贴上“躺平”或“内卷”等标签。黄灯通过细节丰盈的个案,还原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他们既有“精明的现实计算”,也保留着“未被磨灭的赤诚”。书中记录的“城中村文学小组”“工厂诗歌墙”等场景,展现着困顿生活中的精神微光。对这些普通人的关注,本身构成一种抵抗,既是对遗忘机制的挑战,也是对教育初心的召回。当公众不再用“成功率”丈量生命,当每个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倾听,教育的真正意义或许才会显现。当读者的目光转向这些普通青年时,看到的将不仅是个体命运,更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实际处境。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当代社会的多重矛盾,包括发展与失衡、梦想与现实、集体与个体等方面的冲突。在经历剧变的当下,这种“看见”本身同样是通向未来的重要桥梁。
作者简介:唐浩,男,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