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雄》中的欲望游戏

引言

关于毕巧林的形象，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将毕巧林这一人物置于文化诗学的框架内，认为其“破坏性”来源于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传统，“圣愚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对基督教意义建构的补充——对世俗秩序的破坏……圣愚行为的一个现世功能就是要对现有的世俗结构加以颠覆。”[1] 循此逻辑，《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便是持“破坏本体论”的圣愚，他不停地追逐和破坏便是要以一个“圣愚”的姿态来完成清除失范了的世俗秩序的使命。应该说，“多余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的形象的确与“被放逐者”（изгой）紧密相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把“多余人”描述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别尔嘉耶夫也曾揭示了奥涅金和毕巧林的“无根基性”，并认为这是“预告知识分子出现的现象”，在他看来，“分裂、背叛、漂泊，与现在无法妥协，追求未来，追求更好的、更公正的生活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2] 而“юродство”一词本身就蕴含着“放逐”之意，就像俄罗斯学者尤金（А.В.Юдин）在《俄罗斯民间宗教文化》（«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中所说的那样：“圣愚把自己排除在日常社会生活秩序之外，破坏各种各样的法规和礼仪，目的是引来人们的谩骂与羞辱，他们故意贬低自己，给人造成疯子的假象。”[3] 从这一点上看，作为“多余人”的毕巧林与“圣愚”确实在内在精神上具有同构性，可以将其视为“圣愚”在现代社会的变体。然而，这样的阐释虽然为“多余人”找到了“精神原型”，却可能会导致“圣愚”这一概念在文化批评中的泛化——似乎在文化诗学的研究框架下，一切偏离主流、追求精神自由、特立独行且具有破坏性的人物都可以被归入广义的“圣愚”名目之下，并在此基础上得以阐释。其实，从“圣愚”这一视角来审视毕巧林身上所具有的“破坏性”已然触及到现代社会中人类欲望的模仿性问题，只不过，真正让毕巧林燃起破坏性欲望的并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圣愚，而是其身边的人——正是他与身边人的缠斗和倾轧，造成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剧。从这一点上说，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可以与法国学者勒内 ·基拉尔（René Girard）提出的“欲望模仿理论”形成一种对话关系。

对于毕巧林行为的扮演与模仿性质，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切雷什 ·艾伦（Elizabeth Cheresh Allen）这样说道：“毕巧林没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确定自身意义的能力，他只是沉溺于角色的扮演，自欺欺人地认同于别人传给他的思想和形象。”[4] 在艾伦看来，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是在独立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中孕育成熟的，相比之下，毕巧林缺乏心理上的整一性，无法形成由统一的自我意识和完整的身份认同所产生的信念，他与浪漫主义英雄的完整独立人格相去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巧林只能算是一个后浪漫时代的后浪漫主义英雄（a post-Romantic hero of post-Romantic times）。“他反复扮演浪漫主义理想或典范的角色，以显示自身的优越性，但他并未真正掌控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尽管毕巧林渴望由自由、爱情、新体验和对未来的希望所带来的喜悦，但他无法真正参与到这些喜悦之中，所以，他常常随波逐流，他被浪漫理想所鼓动，然而这种理想在一个漫无目的，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的过渡型文化（transitional culture）中是立不住脚的，他一直努力证明自己，但却从未成功。”[5] 这就是说，毕巧林的种种欲望并非由其自身种种内在激情所产生，反而是被人为建构起来的。这种欲望（desire）不同于需求（need），它往往超越于其表面上的目标，根本无法满足或无法获得真实的满足，基拉尔称这种欲望为“形而上欲望”（désirmétaphysique），即“源于他者和对他者的欲望”[6]。在这种欲望模式中，欲望主体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呈直线性指向欲望客体（目标）的，而是经由第三者——“介体”（mediation），形成一个欲望三角。在这种模仿性的欲望模式中，作为目标的欲望客体远不如作为欲望主体模仿楷模的“介体”重要，如基拉尔所言：“介体好像人造太阳，把神秘的光投射到客体上，给客体蒙上一层虚假的光彩。”[7] 就“介体”而言，又可以分为“内中介”和“外中介”两种，基拉尔用主体与介体的距离来解释这种差异，即“如果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我们把中介称为外中介；如果两个场距离很小，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我们就把中介称为内中介。”[8]

外中介形式的模仿欲望往往是公开的、坦然的，介体高悬于欲望主体之上，不与主体构成任何竞争关系，反而使主体心甘情愿地匍匐于其圣光之下，如前文所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圣愚”作为一种被典范化了的现实人格形式，成为俄罗斯民族模仿的对象，不断有人以“圣愚”的方式塑造自我，“他公开宣布欲望的真实性质，他敬仰的模式，宣称步其后尘”[9]，这样的欲望即属于外中介形式的模仿欲望；而在内中介形式的模仿欲望中，“客体不过是达到介体的手段，欲望觊觎的永远是介体的存在”[10]，如此一来，内中介形式的模仿欲望便充斥着主体与介体之间的竞争、敌对和冲突，以及由此滋生出的种种为掩饰这些阴暗秘密而采用的策略，形成很多扭曲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因此，这种看似目标明确的欲望，对欲望主体而言却往往是盲目、偏狭而又狂热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内中介模式的模仿欲望中，欲望客体往往是逃逸的，这也就是说，在欲望主体不断的追求中，欲望永远是不可能被满足的，价值意义永远是缺失的，主体所作的只是不断扮演一个被介体挑起欲望，与介体发生矛盾冲突，不断破坏的恶魔角色，这正如基拉尔所言：“由他者产生的欲望开始时显得再高尚，再无邪，最终也必然会把人一步步引向地狱。”[11] 所以，在三角欲望中，欲望主体必将如那“被放逐的恶的精魂”（дух изгнанься）一般，不断漂泊，“犹如踩着一块块光滑的石头过河，靠着一个个欲望度过一生。”[12] 这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奥涅金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奥涅金们无法寻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但他们仍然不断寻求，不断在逃离中探索，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的结构也足以证明，奥涅金的失望正说明着他对意义的追求。因此，我们说，这仍是诗的时代，是意义建构的时代。但普希金的死亡同时也标志着意义的结束，‘多余人’也随之进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对完整性放弃的时代，一个消解的时代，破坏的时代。这正是《当代英雄》的社会意义所在。”[13]

从《当代英雄》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毕巧林对塔曼水妖的追求是出于其窥视的游戏心理，对梅丽公爵小姐的追求也并非出自毕巧林的本心，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格鲁什尼茨基激起的，贝拉之所以成为毕巧林追求的对象（即欲望客体），固然有其美貌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贝拉有一个强有力的追求者——拥有一匹宝马的卡兹比奇。毕巧林的言行毫无顾忌，完全被欲望的冲动所支配；他没有更大的道德感，没有同情心，他无法驾驭自己的意志，如毕巧林自己所言：“我从未成为心爱女人的奴隶，相反，我总是驾驭着她们的意志与心智而获得不可战胜的权力。”可以说，毕巧林已经失去了奥涅金时代对乡下女子的欣赏与敬重，他的内心中只有征服的欲望，正如马尔科维奇所言：“毕巧林把人们之间的爱情关系归结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因此注定在致命的两难选择中进退维谷：一个总是奴隶，另一个是主人，第三个则没有。”[14]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不断地追求与破坏中，毕巧林一步步将自己置于奴隶的地位，他深陷形而上欲望中而无法自拔，成为一个“倦怠了的主人”，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形而上欲望的荒诞，但受欲望惯性的支配，他始终无法走出三角欲望，最终他在一场场的欲望游戏中所获得的只能是苦闷和厌倦（скучно）。

一、毕巧林与梅丽：双重中介中的主奴辩证法

在基拉尔看来，“浪漫主义的爱情不是对他者的献身，而是两颗对立的虚荣心之间展开的无情的战争。”故而“谈情说爱成功的秘诀是善于伪装，感觉到的欲望要掩饰其有，没有感觉到的欲望要掩饰其无……在双重中介里，只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欲望，变自负为自谦，斗争立即中止。”[15] 这也就是说，在双重中介里，对立的双方谁把自己欲望隐藏得更深，谁就是这场欲望游戏中的赢家，谁过早袒露自己的内心，谁就是输家。在《梅丽公爵小姐》一章中，毕巧林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格鲁什尼茨基失手将杯子打翻在沙地上，他使劲弯腰去捡杯子，可是受伤的那条腿碍他事，而梅丽公爵小姐见此情景则“比小鸟更轻快地飞到他面前，弯下腰拾起杯子递给他，那动作真实说不出的优美。”在这一情景中，格鲁什尼茨基假装痛苦，而真实的动机却是吸引梅丽公爵小姐的注意，梅丽公爵亦借此机会卖弄风情，但梅丽所作所为并不是真对格鲁什尼茨基表达爱慕之情，用鲁日蒙的话说“他的爱不是从他人出发，而是从自我出发。”循此逻辑，卖弄风情的女人不愿意将她的千金之躯交付给她所挑起的欲望，但是倘若不挑起这些欲望，她的身价也就不那么宝贵了，所以，她要让情人保持对她的感情，不断挑逗这种感情，目的不是为了委身，而是更容易拒绝。随后，梅丽公爵小姐跟着母亲和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公子哥从游廊里走出来，但从格鲁什尼茨基身旁经过时，却摆出庄重和高傲的样子，连头都不转一下，也不理睬格鲁什尼茨基那火辣辣的目光。梅丽表现出的冷漠，固然与她所受的上流社会的教养有密切的联系，但更多的是刻意为之，如基拉尔所言：“这种冷漠并不是缺乏欲望，而是反映了对自身欲望的另一面，情人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搞错的，他甚至认为情妇的冷漠是自己所缺少的一种高贵的独立精神，他渴望获得这种精神。卖弄风情刺激情人欲望的道理就在于此。”[16]

基拉尔将“爱欲”视为一个三角欲望，在情人眼中，意中人一分为二，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三个角上分别是情人（l’amant）、意中人和意中人的身体。“模仿情人的欲望，就是因情人的欲望而对自己怀有欲望。双重欲望的这种特殊形式叫作卖弄风情。” ^[17] 在法语中 coquetterie（卖弄风情），源自动词 coqueter（调情），最初意为“像公鸡一样大摇大摆或昂首阔步”。在基拉尔的论述中，“卖弄风情”（coquetterie/кокетство）中存在着两个欲望三角，第一欲望三角是由“追求者—梅丽”构成的，第二欲望三角是由“梅丽—追求者”构成的。第二个欲望三角是对第一个欲望三角的模仿。在高加索五峰城（Пятигорск），梅丽公爵小姐凭借出众的外貌和贵族式的教养，很快成为众多军人追求的对象，而梅丽公爵小姐亦深谙此道，在第二欲望三角中，她有意模仿第一欲望三角，用基拉尔的话说便是：“模仿情人的欲望，就是因情人的欲望而对自己怀有欲望。”这种因情人欲望而对自己有欲望，即是一种自我“虚荣”，或曰“自恋”，追求者们的夸赞和欣赏令梅丽公爵小姐十分满足，使她觉得自己魅力大增，如毕巧林对梅丽的评价：“她是希望别人能给她逗乐。”而这反过来又称为她卖弄风情的新动力。毕巧林作为一位情场老手，一眼便看穿了梅丽公爵小姐的伎俩，他对正在追求梅丽的格鲁什尼茨基说道：“大部分俄罗斯小姐所憧憬的只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并不掺杂任何结婚的念头……公爵小姐似乎属于那种希望别人给她逗乐的女人，如果你在她身边只待了两分钟便感到无聊，你就彻底毁了。你的沉默应该引起她的好奇，你说的话应该永远不使她的好奇心得到充分满足，你要每一分钟都不使她得到安宁。”对梅丽公爵小姐而言，她使劲浑身解数卖弄风情，其目的不是要得到欲望客体，即“情人的身体”，而是仅仅为了展现其魅力。梅丽小姐显然不愿意将她的千金之躯交付给她所挑起的欲望，但是倘若她不挑起这些欲望，她的身价也就不那么宝贵了。（如给格鲁什尼茨基捡杯子）故而基拉尔指出“卖弄风情”的女人，她选择完全根据他者为她做的选择，所以她必须不遗余力地为这种选择寻找证据，她让情人对她保持感情，不断挑逗这种感情，目的不是为了委身，而是更容易拒绝。[18] 这就像毕巧林对梅丽的分析判断：如果你不能控制她，即使你得到他的第一次接吻，也不会使你有权利再吻她一次，她会用尽浑身解数向你卖弄风情，但是过不了两年，她就会听从妈妈的话去嫁给一个丑八怪，并且使你相信她是不幸的，她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然而老天却不愿意让她和你结合，因为你身上穿的是士兵外套，尽管这件厚厚的外套下跳动的是一颗火热而高尚的心。

毕巧林不同于格鲁什尼茨基，他清醒地意识到：“我爱女人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贪婪地吞噬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欢乐和痛苦只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古怪欲望而且永远不知餍足。”因此，毕巧林不像格鲁什尼茨基那样，一开始就向梅丽公爵小姐表露心迹，他懂得梅丽公爵小姐是一个虚荣的女子，面对这样的女子，追求者如若不懂得掩饰因欲望而获得的快乐，暴露自己的欲望，就必然会碰壁。毕巧林深谙双重中介下的欲望斗争，用成堆的浪漫的谎言使欲望的天平朝有利于他的一侧倾斜，最终梅丽公爵小姐扑向他的怀抱。由此可见，毕巧林对所有女人的“爱”都是一种虚拟的现实，通过虚拟一种场景性对象，然后对其加以破坏，特别是当这个情感如果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时候，他内心深处调动起的任何一种情感都会转化成破坏的欲望。

二、毕巧林与贝拉：施虐与受虐

基拉尔指出：“主体通过虚拟欲望和掩饰欲望，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引导他者的欲望，他占有了客体，但是客体却因为被占有而身价一落千丈。”[19] 在这一过程中，欲望主体牢牢占据了主人的位置，而欲望客体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沦为欲望游戏中的奴隶。对于毕巧林而言，他不断地追逐与破坏，最终得到的并非是征服的满足，反而堕入了更深的虚无之中。

作为俄罗斯军官，毕巧林闯入了高加索山民的世界，在切尔克斯人的婚礼上，他认识了贝拉，很快便喜欢上了她，他利用贝拉对俄罗斯军官的兴趣，亲自设计了一场“爱情阴谋”，按照自己的意愿引导贝拉的欲望，最终，在一番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表演之后，贝拉爱上了他，并称“见到他第一眼便爱上了他”。这样，毕巧林便将贝拉推向了一个她所不熟悉的世界，强迫她服从于自己的意志。我们可以发现，贝拉的名字бэла 在俄语中与белая（白色的）谐音，美国学者简·科斯特洛（Jane Costlow）在《同情与英雄： < 当代英雄 > 中的女性》（Compassion and the Hero： Women in A Hero of OurTime）中关注到了贝拉的“白色属性”（whiteness），她说：“贝拉是白色的——这或许象征着纯洁和童贞，象征着一个没有被其他人碰过的东西，象征着拥有的可能性，象征着一个可能被玷污的东西。但同时，她也代表着‘空白’，没有颜色，什么都没有：她是无言的，没有欲望也没有故事。白色是作为男性欲望的‘空白页’而存在的，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苦闷和欲望。贝拉就是毕巧林书写他对世界的厌倦和忏悔的‘空白页’。”[20] 可以说，бэла 这个名字一方面暗示了贝拉纯洁无瑕；另一方面也暗示其处境，即奴隶性、从属性：在《贝拉》（Бэла）一章中，审视小说世界的始终是主人的目光，而她始终是无言的，我们无法自由地潜入她的内心世界，只能借助作为主人的毕巧林的眼睛，从外部来观察她。贝拉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尽管她说“Я не раба его――Я княжескаядочь！”（我不是他的奴隶，我是王爷的女儿！）但事实上，在与毕巧林的关系中，她早已不是高贵的王爷的女儿（княжескаядочь）而沦为毕巧林的奴隶（раба）了。在毕巧林对贝拉的征服过程中，“奴隶宣布的欲望破坏了主人的欲望，使主人变得冷若冰霜，主人的冷漠使奴隶感到绝望，并把她的欲望煽得越发强烈。”[21]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便贝拉清楚毕巧林对她冷淡了，她依然不离开他，反而自怨自艾，这正如基拉尔所言：“奴隶很快便依附于以主人为中心的平庸王国。”[22]“一切奴隶性都接近受虐癖，因为奴隶性把对方设置的障碍作为依靠，奴隶性仿佛附着在岩石上的软体动物，粘在障碍上。”[23]

这样又必然会引发欲望主体（即主人）的幻灭和厌倦。毕巧林曾将贝拉形容为 ангел（安琪儿），以为是命运之神大发慈悲，给他送来的天使，但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

любовь дикарки немногим лучше любви знатной барыни; невежество и простосердечие одной так же надоедают， как и кокетство другой.

“蛮女的爱情比贵妇、小姐的爱情好不了多少；蛮女的单纯无知也跟贵族女子的卖弄风情一样使人讨厌。”[24]

蛮女的单纯无知和贵族女子的卖弄风情之所以让毕巧林心生厌恶，是因为它们展现的只是欲望客体形而下的性质，但如果爱情只是纯粹肉体占有的情欲，在很多情况下，它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显然，客体的形而下性质并非是毕巧林所追求的，因为它既不能刺激形而上欲望，也不能延续形而上欲望。毕巧林征服贝拉之后，不是没有获得过形而下的欢愉，相反“他们有四五个月过得好极了”，他的失望完全是一种形而上的失望，即作为欲望主体的毕巧林发现，占有客体并没有改变他的存在境遇，他所期待的救赎也并未到来。毕巧林和马克西姆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я ее еще люблю， я ей благодарен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минут довольно сладких， я за нее отдам жизнь， ― только мне с нею скучно...во мне душа испрочена светом，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беспокойное， сердце ненасытное; мне все мало： к печали я так же легко привыкаю， как к наслаждению， и жизнь моя станрвится пустее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мне осталось одно средство：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я уверен， что это последнее утешение не скоро истощи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бурь и дурных дорог.

“如果您希望的话，我还可以再爱她，我感谢她带给我的几分甜蜜的瞬间，我可以为她牺牲生命，只是我跟她在一起感到无聊……我的灵魂留恋于上流社会，思想惶惑不安，我的心变得贪得无厌，什么都不能使我满足：对我来说，悲伤就像快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天变得空虚。我只剩一个办法：旅行。至少我相信，这最后的安慰不会很快就被暴风雨和艰辛的路途消磨殆尽。”

此段中的 скучно 直译就是“无聊”，主体占有客体之后，欲望客体身上那些被人为赋予的迷人光环刹那间便灰飞烟灭了，所剩下的只是“是其所是”的客观性质。此时，毕巧林内心所感受到的无聊、厌倦、苦闷和失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三角欲望的荒诞，但他并未否认三角欲望的失败，反而认为他现在的无聊与苦闷仅仅与那已经被占有的欲望客体和指向欲望客体的介体有关，用基拉尔的话说便是：“他放弃了容易实现的欲望，抛弃了不经抵抗就委身于他的人”[25]，贝拉显然就是那个不经抵抗就委身于他的人。此时，摆在毕巧林面前的选择有两种：（一）他可以靠过去的介体为他指示一个新的欲望客体，即再去追求某一位切尔克斯姑娘；（二）他可以更换介体，展开新一轮的漂泊或征服。最终毕巧林选择了后者，他要在旅行继续中找寻新的可征服的对象，他这样说道：“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动身——只是千万别去欧洲！我要去美洲，去阿拉伯，去印度……”毕巧林不去欧洲是因为，在他看来，欧洲是一个旧世界，那里充斥着庸俗与谎言，弥漫着腐败的气息，他要去美洲和亚洲，希冀在异域情调的吸引，在暴风雨和险恶路途的帮助下得到慰藉和拯救。但最终，毕巧林死在了从波斯返回的途中，最终的拯救并未完成，毕巧林也并未皈依宗教，他至死都生活在欲望三角之中，因此，他只能“向另一个客体，向另一个欲望，去寻求虚幻的价值，犹如踩着一块块光滑的石头过河，靠着一个个欲望度过一生”[26]，最终他在这场欲望游戏中得到的也只能是无聊和厌倦。

三、毕巧林的宿命：由主人到奴隶

从整部小说来看，毕巧林的追求实质上是不断将自己置身于奴隶的地位，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迈进的。他的游戏一次比一次危险，造成的后果也一次比一次恶劣，王志耕教授认为：“这表明了毕巧林不断地破坏，在破坏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接近死亡的极限体验之中，从而在完成‘当代英雄’使命的同时，也在完成者自己作为一个圣愚的使命。”[27] 但在我看来，毕巧林不断地追求，恰恰表明他要从厌倦中奋起，只不过，他的奋起不断接近的是奴隶地位，不断接近死亡体验，套用基拉尔的一个比喻便是：“他仿佛一个赛车手，每跑一圈都给汽车加速，结果必定翻车。”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巧林这类生活在形而上欲望中的人物的宿命必然是由主人走向奴隶。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中，基拉尔用“受虐狂”来形容此类人格，在他看来，“‘受虐狂’既比形而上欲望的其他牺牲品更聪明，又比他们更盲目，更聪明是因为只有他认识到了“内中介”和障碍的联系；更盲目是因为他非但没有从自己的认识推演出应有的结论，换句话说，非但不去摆脱偏斜超验，反而冲向障碍，自寻失败和痛苦，自相矛盾地企图以此来满足欲望。”[28]

从根本上说，一切形而上欲望都走向自身的真实，所以，毕巧林不断地破坏和追逐行为正源于其对真实自我的轻视和怨恨，他曾这样说道：

“大家从我脸上看出有坏品质的迹象，其实不是这样；但大家认为有，后来也就有了。我本来很淳朴，可是大家说我很滑头：我就不再那样坦率了。我本来在感情上善恶分明，可是没有谁爱护我，大家都侮辱我：我就变得容易记仇了。我从小郁郁寡欢，别的孩子都快快活活，有说有笑；我觉得自己比他们好，别人却说我比他们差：我就变得喜欢嫉妒了。我很想热爱全世界，可是没有谁了解我：这样我就学会了恨。我的黯淡无光的青春，就在跟自己和跟社会的斗争中逝去了。我有美好的感情，因为害怕嘲笑，就埋藏在心的深处，美好的感情也就在那儿死去了。我说实话，人家不相信我：我就开始骗人了。在看透世态炎凉之后，我就精通处世之道了，但我看到别人不通此道也走的很红，而且毫不费力地享受我苦苦追求的那些好处。于是，我胸中产生了绝望情绪——这不是手枪枪口所能够医治的那种绝望，而是心灰意冷，用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微笑掩饰着的绝望。我成为精神上的残废人：我心灵的一半已经不存在，枯萎、干涸、死掉了，我割下来，丢掉了；另一半却还在动，随时准备为每一个人效劳，可是这一点谁也没有注意到，因为谁也不知道还存在过死去的一半心灵。”[29]

基拉尔指出：“在内中介世界里，除了纨绔子弟毫无结果的自我控制和最卑劣的奴隶性，别无其他。”[30] 对毕巧林而言，他在现实生活中惶惑茫然而无所适从，想要通过征服欲望客体而获得救赎，但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告诉他，轻易占有的客体是没有价值的，于是他感受到了厌倦，如其在《宿命论者》中所说的那样：

Я вступил в эту жизнь， пережив ее уже мысленно， и мне стало скучно и гадко， как тому， кто читает дурное подражание давно ему известной книге.

“我所步入的正是这种在精神上已经体验过的生活，我感到了无聊和厌恶，就像一个人读了一本他已经很熟悉了的书的拙劣的仿本那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毕巧林是一位倦怠的主人，是不断成功亦即不断失败之后，反而期盼失败的人，正如基拉尔所言：“受虐狂企求自主和神圣的主人地位，企求自尊和他人的尊敬，但是由于他对形而上欲望的直觉比所有为他诊病的医生都深刻，所以他只希望从他将成为其屈辱的奴隶的主人身上找到不可估量的财富。”[31]毕巧林曾对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说：“至少我相信，这最后的安慰不会很快就被暴风雨和艰辛的路途消磨殆尽。”（По крайнеймере я уверен， что это последнее утешение не скороистощи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бурь и дурных дорог.）在我看来，此句充分暴露了毕巧林形而上欲望的矛盾性，他想跨越无法跨越的障碍，穿越从根本上说不可能穿越之物去寻找神圣和救赎，因此，“旅行”成为了他唯一的寄托，他显然发觉了形而上欲望在他脚下挖出的深渊，但却选择纵深跳入其中，“他没有其他的希望，只想发现形而上病痛尚未眼中恶化的阶段他未曾得到的东西。”[32] 他如受虐狂一般，渴望痛苦与折磨，但却并不把痛苦当作欲望客体，他垂涎于介体的神性，为了介体的神性在必要时接受乃至追求痛苦、羞耻和侮辱。但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形而上欲望都接近于“受虐癖”，因为它始终需要一个神性的介体存在，对于欲望主体而言，他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取代介体的神性，因此作家也无法为毕巧林安排一个获得救赎的圆满结局，最终毕巧林的结局只能是“死在从波斯返回俄国的路上”。

结语

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的“序言”中这样写到：“仁慈的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勒内·基拉尔也用“本体病”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依靠内中介而建构起的“形而上欲望”，并认为这是现代文明已发明了一种更为锋利的武器——这种武器是无形的，因此也更加致命，往往在甜言蜜语的掩盖下给人以无法抵抗的切中要害的打击。而在小说《当代英雄》故事发生地——高加索，这片俄罗斯文学中的“异托邦”，传统的相对森严的等级关系已然动摇，就像格鲁什尼茨基对梅丽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对我有什么意思！在那里，许多人因为比我阔，就瞧不起我，可是在这里，这件粗外套并不妨碍我跟您认识……”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由内中介所建构的“形而上欲望”正得其所。因此，在“欲望”这个涵义上，《当代英雄》与基拉尔的欲望模仿理论构成了对话关系。这样，不仅揭示出了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嫉妒、攀附、相互倾轧、缠斗等畸形人际关系背后更为深刻的欲望根源，而且透过毕巧林扭曲的心理欲望，畸形的人际关系，也反映出作家莱蒙托夫对当时俄国青年一代“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个体存在与社会现实之关系”的思索和拷问，张扬了作家对黑暗现实社会控诉的力度和格调。

参考文献：

[1] 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81 页。

[2]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理念》，张百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版，第33 页。

[3] Юдин А.В.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М. ：Высшаая школа， 1999. С. 253-254.

[4] Elizabeth Cheresh Allen： A Fallen Idol Is Still a God： Lermontovand the Quandaries of Cultural Transition， Californi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5.

[5] Elizabeth Cheresh Allen： A Fallen Idol Is Still a God： Lermontovand the Quandaries of Cultural Transition， Californi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8-169.

[6] 陈明珠：《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载《浙江学刊》，2005 年第 6 期。

[7]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25 页。

[8]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7 页。

[9]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7 页。

[10]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62 页。

[11]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15 页。

[12]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00 页。

[13] 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81 页。

[14] 【俄】瓦列里·秋帕：《艺术话语·艺术因素分析法》，周启超、凌建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77 页。

[15]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19-121 页。

[16]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17-118 页。

[17]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17 页。

[18]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17 页。

[19]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80 页。

[20] Lewis Bagby： Lermontov’s“A Hero of our time”： a criticalcompan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2.

[21]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21 页。

[22]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80 页。

[23]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97 页。

[24] 《莱蒙托夫全集》（第五卷），力冈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80 页。

[25]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80 页。

[26]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00 页。

[27] 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87 页。

[28]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95 页。

[29] 《莱蒙托夫全集》（第五卷），力冈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80 页。

[30]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81 页。

[31]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99 页。

[32] 【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96 页。

作者简介：刘伯麟（1999-），男，汉，河北省保定市，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