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研究

乡村文化治理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论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还是生态振兴、组织振兴，都离不开优秀乡村文化的融入、赋能和引领。” ^[1]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2]，中国共产党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将党建与乡村文化治理深度融合，既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激活乡村文化活力的现实选择，对于破解当前乡村文化治理困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文化治理是乡村建设的现实需要

1.1 振兴乡村的精神基石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产业兴旺与设施完善，也是文化层面的价值重塑与精神凝聚。当前许多乡村蕴藏着非遗技艺和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但大多因为缺少系统保护而逐渐沉寂，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乡村文化可以通过“文化 + 科技”“文化 + 旅游”的融合创新方式打造本土文化品牌，让静态的文化资源变为动态的发展资本，从而帮助乡村实现经济层面上的创收。以文化为纽带的乡村治理既能够传承和发展独特的乡村文化，又能改善乡村社会的精神风貌，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人口流动加剧，这也就使得传统的乡村人际关系逐渐弱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文化治理可以通过搭建公共文化空间及开展集体文化活动来重新建构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结与价值共识，让人们在文化交往与交流中树立乡村治理的主人翁意识，有助于减少乡村社会中的邻里矛盾，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为乡村振兴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

1.2 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3] 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与社会和谐稳定，乡村文化治理作为农村治理体系的核心部分是筑牢这一根基的必然要求。乡村文化治理内涵丰富涉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文化传承与发展等多个方面，但当前农村社会中的多元思想碰撞使得部分村民对党的政策认知存在偏差。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政策方针的“最后一公里”[4]，具有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以及团结动员群众的职责。

为能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准确传达给村民，必须加强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中，不断增强村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筑牢党在乡村的执政根基。

1.3 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

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深层维度，以文化人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和规范社会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基层党组织将文化治理与村民自治相结合，有助于降低乡村的治理成本和提升乡村的治理效能，也有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乡村文化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多方力量与资源，而基层党组织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打破主体间的壁垒有效整合各类组织、文化人才和企业等多元主体，实现文化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项目的有效落地，避免“各自为战”的碎片化治理，最终构建“党组织牵头、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二、 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2.1 乡村党建人才队伍薄弱

在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中，乡村党建人才队伍薄弱是制约治理效能的突出短板。“乡村振兴，关键在人。”[5] 从乡村党建人才的数量上看，多数乡村面临着党建人才后继乏人的情况。由于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使得青年人才大多流向城市，因此当前的乡村党建队伍中以老年群体占大多数。乡村党建人才队伍除老龄化外还存在人才结构失衡的问题。在现有的乡村党建人才中，年轻一代的文化活动参与度较低，而农村老年群体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了解和运用的程度不高，这就导致乡村文化治理的理念和方式趋于传统，制约了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还需乡村党建工作者具备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文化活动的能力，但当前乡村党建人才对党建与文化治理的结合难以精准把握。

2.2 乡村文化供给与需求错位

乡村文化供给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这种模式容易忽视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出现文化供给与村民的实际文化需求脱节的现象。这类现象一方面忽视了不同年龄群体的文化需求不同，所供给的文化内容大多偏向于中老年群体，而对乡村青年群体热衷的赛事活动需求回应不足，这也导致青年群体对村级文化活动参与度较低。另一方面形式单一的乡村文化供给与村民的参与式需求错位。部分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文化供给主要采用单向输送的方式，多以“送文化下乡”“文艺汇演”等村民被动接受式活动为主，村民仅作为观众参与其中，缺少自主策划和创作文化活动的机会。尤其在当前信息化时代，村民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获取较多文化资源，形式单一的文化供给难以激活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

2.3 乡村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6]。当前尽管各地普遍强化了党组织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但体制机制方面仍存在需要破解的难题。首先在资源整合机制方面，基层党组织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合作平台，导致社会资源的潜力未能被充分挖掘。其次考核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削弱了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的动力。村党组织文化治理成效的考核多侧重于硬件设施，对村民的文化活动参与度和满意度关注不足。最后在服务运行机制上，乡村文化服务缺乏常态化。部分村党组织大多在重大节日开展文化活动，村民的日常性文化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村民持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的有效路径

3.1 建设乡村党建人才队伍

乡村党建人才队伍的建设关乎着乡村文化治理成效，可由村党组织立足本土挖掘和培养党建人才，通过统计本村具备文艺特长和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党员和群众信息建立本村文化人才数据库，对于其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群众可以通过“党员结对 + 技能培训”的方式对其培养和发展，充分激活乡村党建人才队伍的内生动力。其次还可以通过文化下乡等形式推动企事业单位和文化机构与乡村建立党建共建机制来激发外部活力，运用外部优秀文化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协助乡村开展特色文化活动、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最后完善激励措施化解乡村党建人才老龄化现象。由村党组织与上级财政和村集体协商，设立专项基金为人才提供误工补贴和项目奖励，调动人才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对于为乡村文化发展和治理方式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也可以给予表彰奖励。

3.2 准确对接乡村文化供给与需求

党建动力具有双重来源，即组织本位与群众本位 [7]，首先需要基层党组织将村民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化供给的前置环节，打破自上而下的供给惯性。以村党支部为单位，发挥村党小组的作用，组织党员以走访的方式开展文化需求调研，并分类记录不同年龄群体的文化诉求，建立起村民文化需求清单。其次创新文化供给的内容和形式。在兼顾不同群体需求的同时由村党组织引导文化供给从形式单一转向创造性发展，推动文化供给形式的多元化。对中老年群体可以保留传统文化形式，而青少年群体则可以引入短视频拍摄、赛事活动和乡村研学等新形式。最后构建群众参与式供给模式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外联动。相关研究指出，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的有机整合，基层党组织应充分发挥组织动员功能 [8]。村党组织需打破单向输送方式，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共建共享的文化氛围。村党组织可以培育村民文化自治组织，由村党组织牵头成立村民文化志愿者服务队，让村民自主策划与评价。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将分散的群众意见进行集中并转化传达给群众，再通过实践来验证及完善，这一群众路线践行过程实质是群众需求表达与政党回应的交互过程[9]。

3.3 创新乡村文化治理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0] 完善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需立足乡村实际，从资源整合、考核激励和服务创新等维度构建系统高效的制度体系。在资源整合方面由村党组织牵头搭建合作平台，通过平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项目的开发。村党组织还可以制定社会组织参与活动的荣誉激励办法，吸引社会力量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形成资源合力。其次在考核评价机制上要以实效为导向降低文化广场、活动室等硬件设施的考核权重，提高村民参与率和满意度等的考核权重。对于服务运行机制的创新要聚焦村民的日常需求，实现文化服务常态化供给。村党组织可制定月文化活动安排，根据每月农闲时段和传统节日调整活动时间。村里的公共文化场地充分运用起来，例如农家书屋，向村民明确的开放时间，确保每周开放满足村民的借阅需要。同时建立文化场地长效管理制度，推行党员包片责任制，每个文化场地由 2 到 3 名党员轮流负责，主要是日常维护和活动组织，让公共文化场地充分运用起来。通过制度的系统完善，让党建引领的优势转化为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效，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

四、结语

党建引领是破解乡村文化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村党组织通过建设乡村党建人才队伍、准确对接乡村文化供给与需求和创新乡村文化治理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乡村文化治理中党建人才队伍薄弱、乡村文化供给与需求错位及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将不断丰富。通过进一步探索数字化技术在文化治理中的应用，能够为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 冯志宏 . 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乡村文化理论与实践 [J]. 深圳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41(1)：25-32.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意 见 [EB/OL].(2021-04-28)[2025-02-20],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27681.htm.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 陈松友，周慧红 .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J]. 山东社会科学，2022(12):5-14.

[5] 习近平 .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J]. 求是，2022(7):4-17.

[6] 新华社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 决 定 [EB/OL]..https：//ww 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7] 杜鹏 . 迈向治理的基层党建创新：路径与机制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05):112-119.

[8] 刘厚金 .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J]. 社会科学 ,2020,(06):32-45.

[9] 孔凡义 . 群众路线：一种新型民主治理模式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6(01):7-13.

[10] 新华社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 决 定 [EB/OL]..https：//ww 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作者简介：周香兰（1994—），女，湖南安化人，硕士，单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24 年益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研究》（编号：J0316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