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新时代社区治理志愿服务体系研究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双重驱动”的显著特征：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另一方面，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两者相互叠加，对现有社区治理体系构成了系统性压力，亟需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以应对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的社会服务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 2024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0 亿，占总人口的22.0%，标志着我国已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这一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州市为例， 占比已达 22.5%，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不仅带来了养老、医疗、精神文化等 域服务需求的急剧扩张 时 出服务供给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尽管老年群体已成为社区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 例如温州市 岁以 上志愿者占全部志愿者的比例高达 68.5%— 但其服务内容仍高度集中于传统领域，如文体活动组织（41.2%）和邻里纠纷调解 相比 在高需求的新兴领域，如智能设备使用辅导、居家安全监测等方面，服务供给比例不足15%，呈现出显著的“供需错配”现象。

与此同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2024 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已达 2.15 亿，占就业人口总数的 28.3%。该群体具有高度流动性、工作时间碎片化、权益诉求多元等特征，对建立在属地管理基础上的传统社区治理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相关研究表明，灵活就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70 小时的占比高达78.6%，社区活动参与率长期低于9%，且其参与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52.3%的落差，显示其社会融入与公共服务可及性存在明显障碍。

面对上述“老龄化”与“灵活就业”双重转型所带来的压力，我国传统志愿服务体系在适应性方面显露出三方面突出困境：其一，组织动员机制滞后，全国平均志愿服务响应时间长达36 至72 小时；其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新兴服务需求的实际覆盖率不足25%；其三，参与主体呈现“碎片化”特征，服务供给表现出“季节性高峰、常态化低谷”的不稳定状态。这些系统性缺陷表明，现有志愿服务体系亟需从制度设计、技术应用与组织模式等维度进行结构性优化与创新。

（二）文献综述与实践借鉴

围绕社区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设 王忠平（2025）强调了标准化在提升志愿服务质量与可持续性中的核心 张明（2024）则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倡导构建“政策引导— 在技术赋能方面，李华（2024）探讨了数字孪生技术在社区志愿服务 务信息存证、信用积累与激励兑现中的应用前景，为志愿服务的信息化与透 体激活方面，陈伟 及刘强（2025）均聚焦于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参与机制，提出应通过弹性化参与渠道和精准化激励方 增强其社区融入与服务贡献

从国内实践来看，多地已开展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探索。浙江省推行“党建统领网格智治”模式，并配套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与标准体系，使服务碎片化问题的解决率提升至43.6%；深圳市依托智能感知物联网与大数据驱动平台，实现了社区应急响应的跨越式提升，平均响应时间缩短至47 秒；成都市则通过“社区基金+孵化器”双轮驱动模式，结合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嵌入，成功将志愿者长期参与率提高至31.4%。比较三地实践可见：浙江强于制度创新与系统整合，深圳胜在技术赋能与响应效率，成都长于社会资本动员与可持续参与。这些多元化的路径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与志愿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与地方实践均表明，面对人口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复杂挑战，必须通过制度、技术与主体三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推动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向专业化、精准化与可持续方向发展，从而有效弥合服务供需缺口，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二、理论框架：志愿服务治理的三维分析模型

为系统解析新时代社区志愿服务体系的治理逻辑，本研究构建了“制度—技术—主体”三维分析框架，旨在从多维度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与发展路径。

（一）制度维度：政策文本与实践落地的协同与张力

志愿服务体系的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高度依赖于系统、科学且具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浙江省在这一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于 2025年率先颁布了全国首部《社区志愿服务省级标准》（浙民发〔2025〕3 号），该标准系统确立了涵盖 6 大类、42 项具体服务的操作规范，构建了从政策引导、标准约束到实践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显著提升了志愿服务的规范化水平和可操作性（浙江省民政厅，2025）。为推进制度落地，温州市鹿城区实施了“幸福志愿岛”计划，该计划包含三项核心机制：一是建立制度转化机制，依托杭州市“民生通”平台每日产生的数千条服务数据，动态优化和校准国家标准中的关键参数；二是推行空间重构机制，将“15 分钟志愿服务响应圈”确立为刚性服务指标，有效压缩服务半径、提升可达性；三是完善权益保障机制，不仅实现了志愿者人身伤害保险的全覆盖，还明确了服务纠纷的处理时限与责任主体，为志愿者构筑了坚实的保障网络（陈伟，2024）。

与此同时，深圳市则侧重于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制度创新。 《深圳经济特区志愿服务条例》引入了创新的“积分通兑”机制，该机制允许志愿者将服务时长转换为积分，并兑换各类公 化服务， 热情，推动青年志愿者参与率提升了 21%（深圳市人大常委会，2024） 该条例的制 志愿者权益清单，明确积分兑换的公共服务范围，增强了激励的透明度和吸引力；其二 在条 留了区块 链等技术接 为未来实现积分的跨区域、跨平台安全流转提供了法律与技术基础；其三，设立了专门 裁委员会，建立了高效的纠纷解 4 年相关投诉和纠纷案件受理量同比下降了63%，有效维护了志愿服务秩序（张明，2024）

两地的实践表明，制度创新既需要顶层的标准设计与立法保障，也离不开底层的机制创新与技术赋能，共同构成了志愿服务现代化治理的核心支撑。

（二）技术维度：数字赋能与治理效能提升

技术驱动已成为志愿服务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杭州市“民生通”平台构建四大技术模块：数据中台集成民政、人社等8 部门数据，生成服务需求热力图；算法引擎基于 SparkSQL 实现实时需求匹配，准确率达91.3%；用户界面依托“志愿浙江”小程序，注册用户超1200 万；安全体系通过国家三级等保认证，数据加密传输效率提升40%。

温州市“浙里志愿”应用通过“需求—资源—评价”闭环管理，将服务响应时间从48 小时压缩至2.1 小时，其技术突破体现在：基于IS 实现志愿者动态调度；引入AI 分析模型评估服务质量，准确率89.7%；应用区块链技术全流程存证，争议解决效率提升67%。

在智能硬件层面，深圳市石岩电动车棚AI 防火系统（识别率99%）采用四层验证架构：YOLOv7 模型实现火焰特征初步识别（准确率78%）；双热传感模块排除冷光源干扰（准确率92%）；基于视频帧的动态分析监测火焰扩散特征（准确率98%）；最终经Transformer 架构进行综合判断（准确率99.2%）。

（三）主体维度：多元协同与参与机制创新

志愿服务主体的多元协同是体系可持续运行的关键。浙江省建立“志愿企业”三维认证标准，要求企业员工年均服务时长不少于20 小时（参照丹麦NCVO 体系），捐赠不低于营业收入的0.5%，并开放API 接口支持技术协同。

杭州市推出“青年志愿积分”制度，构建三级激励机制：服务满100 小时授予证书；满300 小时可获得积分落户加分；满1000 小时授予“国家级志愿者”称号并提供人才公寓优先权。

针对新就业群体，温州市龙湾区构建“先锋骑手”治理共同体，通过“1161”文明共创机制，将外卖员纳入社区网格体系，2024 年老旧小区安全隐患排查效率提升37%。成都市岳店社区建立“信义”时间银行，实现积分跨社区通兑，发放积分100 万分，兑换率达80%，带动集体经济增收80 万元，形成“治理—商业”共赢模式。

深圳市志愿者学院则致力于志愿者能力建设，年培训量达 5.3 万人次，开设12 类标准化课程，并建立志愿者诚信档案体系，违规行为记入征信系统，为志愿服务提供制度化和专业化保障。

三、现状分析：国内实践的突破与挑战

我国志愿服务制度建设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政策萌芽期（2000–2010 年），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为标志，确立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制度构建期（2011–2020 年），《志愿服务条例》出台，初步形成“登记备案—服务记录—激励保障”的制度框架；体系创新期（2021 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4 年发布《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度化、专业化、数字化”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标志着志愿服务进入系统性深化变革的新阶段。

（一）浙江省：“三级体系”推动制度化的系统构建

浙江省通过“省级标准—市级实施—社区落地”三级体系，形成了系统化、可复制的志愿服务“浙江模式”：

标准化推进：率先制定《社区志愿服务省级标准》，确立6 大类42 项规范，并成功推动其上升为国家标准，有效解决了社区志愿服务长期存在的随意性与碎片化问题。例如，温州开展“幸福志愿岛”全域实践，整合多元社会组织资源，构建“15 分钟志愿服务圈”，实现志愿服务供给与基层网格治理的空间耦合。

党建引领机制：创新设计“红色根脉”指数评价体系，将志愿服务成效纳入基层党建考核范畴，显著增强了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党员志愿者占比从32.4%提高至58.7%（浙江省民政厅，2024），显示出党建对志愿服务的强大带动力。

创新亮点：引入“红色根脉指数”，实现党建与志愿服务的考核联动；

法治化支持：宁波市试点《志愿服务贷实施办法》，依托“服务时长兑换信用额度”机制，有效激励青年创业者参与志愿服务，相关参与率提升21%。

然而，制度执行中仍面临以下现实挑战：

1. 政策执行衰减：《志愿服务条例》在基层社区尚未完全落地，典型表现为“银龄互助时间银行”等项目中积分兑换标准不统一、跨区域互认难等问题。

2. 参与结构性失衡：老年志愿者服务内容高度集中，76.3%的活动局限于文体类项目，与青年群体参与渠道不足形成明显张力。

3. 技术适配滞后：服务时长兑换制度在社区层面尚未全面建立，智能匹配算法的覆盖率与精准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跨区域制度模式比较分析

1.浙江模式：党建引领与标准化的深度融合

选取浙江、深圳与成都三地作为典型案例，从其制度结构、运作机制与实施成效等方面进行模式化比较：

制度架构：以《浙江省社区志愿服务省级标准》为核心，形成清晰的“省—市—社区”三级实施与监督体系，并设定“15 分钟服务

与网格单元重叠率≥80%”等可量化指标。

组织特色：北仑区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小组”四级组织架构，实现网格党组织全覆盖，配备“一长三员”网格服务团队，整合治理力量22，818 人（北仑区政府工作报告，2025）。

实施成效：温州市博园社区年均志愿服务活动由68 次增长至112 次，服务满意度达到93.4%（温州市社治委，2024）。

建立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评估机制，服务碎片化治理效率提升43.6%（杭州市科技局，2024）。2.深圳模式：法治保障与科技赋能的协同推进

制度设计：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志愿服务条例》确立算法备案与数据互通机制，构建“法治—技术”双轮驱动的治理模式。技术融合：“志愿深圳”平台接入深度求索（DeepSeek）人工智能系统，实现需求与服务的高效智能匹配，日均处理请求达15 万次（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2024）。

实施效果：借助AI 图像识别技术，消防隐患响应时间缩短至47 秒，事故率下降63%（深圳市应急管理局，2024）。

创新亮点：实现志愿服务伤害保险全覆盖，纠纷仲裁效率提升63%（李华，2024）；建成志愿服务大数据中心，需求预测准确率达85%（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2024）。

3.成都模式：社会协同与信用激励的双重驱动

成都模式呈现出以社会协同与信用激励为核心的双重驱动特征。在机制设计方面，成都市推行“社区基金+孵化器”融合模式，设立规模达亿元的社区发展基金，推动企业社会捐赠占比提升至 18%（成都市社治委，2024）。在信用激励层面，创新将志愿服务时长纳入全市个人信用评价体系，有效提升公众参与意愿，志愿者年均参与率提高至31.4%（王磊，2025）。

从实施成效来看，郫都区通过建立志愿服务积分兑换与权益实现机制，显著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其注册社会组织活跃度同比增长128%。在能力建设方面，成都依托本地高校资源构建志愿者能力认证库，覆盖商业策划、社区治理、应急服务等12 类专业技能。简阳市则引入卫星定位与物联网技术，建立助农志愿服务直播矩阵，2024 年协助销售晚熟柑橘达270 吨。

总体而言，成都、浙江与深圳三地的实践分别体现出社会协同型 引领型和法治科技型三种差异化路径。成都模式侧重于激发社会资本活力与建设信用激励机制，浙江省强调党 网格化治理 的核心引领作用，深圳市则注重以法治框架和科技赋能提升服务响应精度与覆盖率。然而，三地同样面临 衰减 、参与主体结构不均衡（如老年与青年群体参与差异显著）、以及智能技术在实际场景中的适配性不足等共性挑战，这些仍是制约志愿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四、问题剖析：基于国内实践的深层矛盾（一）主体结构失衡：多元参与的制度性困境

当前志愿服务体系存在明显的代际结构性矛盾。老年志愿者虽参与率较高，但服务内容集中于文体活动组织等传统领域，与智慧养老、居家安全等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显著错配。相反，青年群体参与率偏低，其偏好领域如数字反哺、环境治理等却供给不足，形成“双重错位”。积分兑换机制存在比率不合理与流程复杂等问题，进一步削弱激励效果。

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看，老年人倾向于通过志愿服务构建关系网络，而青年群体更关注服务与权益的可兑换性，此类代际差异加剧了“银发主导—青年缺位”的恶性循环。

新就业形态群体在志愿服务中的参与显著不足。灵活就业者普遍面临参与渠道缺失、信息不对称及权益保障欠缺等问题。社区志愿服务平台未能有效适配其流动性高、时间碎片化的特征，智能算法在需求识别与匹配方面亦存在明显不足。此外，多数地区未提供意外保险等基本保障，严重影响其参与意愿。

（二）政策协同不足与制度执行障碍

当前，我国在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建设方面 明显短板，尚未形成高效联动、系统整合的工作格局。突出问题表现为教育、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关键部门之间缺乏 互认机制，信息壁垒严重，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志愿服务相关权益难以跨领域、跨区域兑现。部分地方虽开 如某 些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公共服务或优待的尝试，但因顶层设计缺失、标准不统一，往往难以实现更大范围的推广复制，出现“碎片化”和“孤岛化”现象，制约了政策的整体效能。

同时，《志愿服务条例》在基层实施过程 临实效不足的困境。志愿服务工作尚未被全面系统地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缺乏持续推进的长效动力和约 机制 。此外 志愿服 作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和规范，各地自行其是、证明文件样式各异、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志愿服务信息的公信力、可比性和社会认可度，也为跨区域、跨机构的服务记录转移与权益累积带来了实质障碍。

（三）供需匹配失效与服务碎片化

当前，我国志愿服务资源的分布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资源高度集中于助老、扶弱、济困等传统服务领域。相比之下，随着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多元化，在生态环境治理、心理健康服务、数字技能普及以及应急响应等新兴领域，志愿服务供给明显不足，难以有效覆盖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在技术支持层面，尽管智能匹配算法已在部分志愿服务平台中得到应用，但其在复杂、非标准化需求识别方面的精度仍存在较大局限。不同区域、系统及平台之间的“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开放，严重限制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与资源的跨平台统筹。其结果是志愿服务资源的整合程度低、协同效率不佳，难以实现高效精准的调度与配置。

此外，现有服务反馈机制多数仍依赖传统的人工回访与报表汇总方式，信息化、动态化水平较低。缺乏实时、系统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导致难以对服务质量进行持续监测和效果评估，制约了服务模式基于真实反馈的快速迭代与动态优化。

（四）保障机制薄弱：技术与资金双重瓶颈

在技术层面，当前志愿服务智能平台仍面临多方面的现实挑战。算法模型在需求识别、资源匹配和任务分配等关键环节的精度与适应性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志愿服务场景。同时，不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较差，数据接口标准不统一，导致平台割裂与“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资源的跨区域、跨组织调度效率。此外，部分平台在数据安全管理机制方面存在明显漏洞，已发生数起志愿者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不仅损害了参与者权益，也对公众信任和参与意愿造成负面影响。

在资金机制方面，我国社区志愿服务目前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力量参与程度有限。现行税收激励政策尚未形成系统、稳定的优惠体系，对企业与个人捐赠行为的引导作用不足，导致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较弱。不少公益项目因缺乏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而在初期后被迫中断。此外，在资金使用方面也存在管理粗放、透明度不高、支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得有限资源未能实现最优配置和使用效能的最大化。

（五）制度—技术—主体的系统性失调

从系统治理的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志愿服务体系在结构层面主要存在三类深层矛盾，制约着其整体效能与发展可持续性：

其一，制度设计的刚性约束与快速演变的服务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张力。现行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多依赖于传统科层化、程序化的运行逻辑，难以灵活响应日益个性化、动态化的社会服务需求。与此同时，技术平台虽具备快速迭代、智能匹配和弹性扩展的潜力，却受制于既定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其赋能效果未能充分释放，出现技术与制度适配不足的系统性摩擦。

其二，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导致权责模糊与响应滞后。政府、社区组织、企业、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等关键行动者之间，缺乏制度化的协作平台与清晰的权责划分机制。信息共享不畅、行动逻辑差异以及激励不相容，造成资源分散、行动碎片化与整体响应能力的下降，尤其在应对复合型社会问题时表现更为突出。

其三，技术赋能的要求与关键群体数字素养之间的结构性落差，持续削弱治理效能。尤其在高龄志愿者及服务对象中，普遍存在的数字技能不足问题，使其难以有效利用智能终端及在线平台参与服务或获取支持。这一“数字鸿沟”不仅限制了技术工具的实际覆盖率与使用效率，也加剧了不同群体在服务可及性上的不平等，造成系统内耗与整体治理效能的损耗。

五、对策建议：基于国内实践的系统化路径（一）制度创新：构建法治化与标准化双轨机制

为提升志愿服务体系的规范性与协同性，应加快推进国家层面志愿服务立法与标准体系建设。建议遴选浙江、深圳、成都三地作为《社区志愿服务条例》首批试点区域，重点围绕跨区域积分互认机制、统一数据接口规范、权益通兑体系等关键制度开展系统性试验，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和政策融合的创新范式。同时，应系统总结和提炼地方成熟实践，将温州“时间银行”、杭州“民生通”等智慧服务平台的有效运行模式，通过标准化程序转化为可复制、可操作的地方技术标准，待条件成熟后逐步上升为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为实现全国范围内志愿服务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供制度保障。

在标准化建设中，建议实施“基础规范与新兴领域”双轨推进策略。一方面，应优先制定志愿服务基本术语、服务分类规范、服务设施布局等基础标准，以夯实服务体系底层架构。另一方面，针对数字反哺、应急救援、心理援助等新兴服务领域，宜采用“地方先行探索—国家评估认证”的弹性机制，鼓励地方开展创新实践，待模式成熟后纳入国家标准体系。该策略既确保了基础服务的规范统一，又为新兴领域留出创新空间，增强了制度的适应性与扩展性。

（二）技术赋能：分层推进数字化治理平台

建议分阶段推进全国智能志愿服务系统建设，以逐步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与协同化发展。在 2025 至 2026 年的第一阶段，应优先于浙江、深圳等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地区开展省级志愿服务云平台建设，重点推动其与“浙里办”“粤省事”等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系统对接与数据共享，从根本上破解因数据标准不统一和接口封闭所造成的“数据孤岛”问题，初步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志愿服务资源整合与协同调度。在 2027 至 2028 年的第二阶段，需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重点开发服务需求预测、基于区块链的志愿数据存证与隐私计算增强等功能，以大幅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前瞻性和安全性。同时，应建立科学的动态评估与持续优化机制，以“服务碎片化解决率”“智能匹配失败率”等可量化指标为核心，开展月度效能评估，并借鉴上海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经验，构建“评估-识别-优化-迭代”的闭环管理回路，从而实现系统服务质量和运行效能的持续提升。

（三）主体激活：创新参与激励与应用场景

为有效引导行业与企业深度融入志愿服务体系，应设计差异化、定制化的参与路径。建议推行“技能志愿”认证机制，鼓励制造、科技、医疗等领域企业员工依托其专业能力，经系统认证后参与高技术门槛的志愿服务，实现人才资源共享与服务专业化提升。同时，可探索“志愿消费券”“公益伙伴计划”等品牌合作模式，通过资源置换与联合宣传，提升企业参与的社会可见度与公共信誉，增强其持续投入的内在动力。

在能力建设与激励层面，需进一步完善志愿者培训体系与学分累积机制。应优化志愿者学院的课程结构，采取“线上通用课程＋线下专业实训”相结合的模块化教学模式，增强培训的灵活性与针对性。此外，要推动志愿服务学时与“学习强国”等权威终身教育平台实现学分互认，将服务经历转换为继续教育积分或职业技能提升凭证，从而拓宽志愿者职业发展路径，构建“服务-学习-认证”一体化的良性发展机制。

（四）资源整合：完善资金与技术保障体系

为构建可持续的志愿服务资金供给体系，应着力拓展多元化、社会化的资源渠道。建议设立“国家志愿服务引导基金”，通过政府财政初始出资，以杠杆方式撬动企业、基金会等社会资本参与投入，形成协同共助的资金支持模式。同时，可与美团、滴滴等具备广泛用户基础与成熟支付生态的平台企业合作，探索建立“消费即公益”的反哺机制，即按每笔交易额一定比例自动捐赠至社区志愿服务基金，从而实现资金筹集的常态化、便捷化与可持续化。

在技术支撑与数据治理层面，需进一步加强系统生态建设与安全合规管控。建议推动志愿通证系统逐步开源化，鼓励地方政府及社区适配应用，降低技术接入与运维成本。另一方面，应严格执行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要求，并将系统接入公安部公民网络身份识别系统，实现志愿者实名认证与统一身份管理，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治理与风险防控能力，确保个人信息和志愿服务数据的安全性与合规性。

（五）国际合作与经验输出

为提升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与制度性开放水平，应加快构建跨境志愿服务认证与互认机制。可依托区块链与数字身份技术，建设国家级“志愿通证”系统，实现海外志愿服务行为的可信记录、自动核验与跨境流转，推动与国际志愿组织及主要合作国家之间的服务时长与资质互认，为我国志愿者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制度化保障。

在实务推进过程中，应重点遴选并系统输出我国在环境治理、应急救援、公共卫生等优势领域的志愿服务标准与项目经验。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UNV）等相关机制下的规则磋商与标准制定，推动形成以我为主、互利共赢的志愿服务国际认证框架，增强中国志愿服务的国际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

六、结论与展望：构建中国社区治理志愿服务新范式（一） 研究发现：三维框架下的治理效能提升

基于“制度—技术—主体”三维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在治理效能提升方面呈现出三类核心机制：

首先，制度创新为治理效能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浙江省为例，通过推行“党建统领网格智治”模式，并系统构建省级志愿服务标准体系，显著增强了服务的规范性与可持续性。该省成功解决了78.6%社区中存在的“服务随意性”问题，并将服务碎片化处理率提升至43.6%，显示出制度性规范在整合服务资源和提升服务质量中的关键作用。

其次，技术赋能有效突破了传统服务的时空限制。杭州市“民生通”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数字孪生与智能派单技术，将平均服务响应时间从原来的48 小时大幅压缩至2.1 小时；深圳市引入人工智能消防监控系统，实现火灾隐患识别与应急响应在47 秒内完成。这些实践表明，数字化工具在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响应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第三，主体协同机制有效激活了治理内生动能。温州市通过构建“先锋骑手”治理共同体，并配套实施积分权益兑换机制，成功将活就业人员的社区参与率从7.3%提升至29.1%，推动该群体从“服务对象”向“治理伙伴”转变，增强了治理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跨区域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杭州、深圳与温州三地分别代表了制度规范型、技术驱动型和社会协同型三种差异化路径，其在服务标准化水平、青年参与率、企业捐赠占比等维度各具优势（见表1）。

表1 三地志愿服务效能比较

（二）理论贡献：志愿服务治理范式创新本研究提出“志愿+”治理新范式，从资源整合、技术赋能与制度设计三个维度推动理论创新：

在资源整合方面，温州“银龄互助时间银行”项目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跨社区通兑率达到 82%，不仅提高了服务流动性，亦重塑了传统代际支持伦理，为老龄化社会下的互助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在制度设计层面，浙江省将专业社工人力配置比例优化至 1：5.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7.3%，为志愿服务专业化与标准化建设提供了制度标杆。在技术赋能方面，智能治理模式实现了物理空间压缩（服务半径缩小至0.5 公里）、时间延展（全天候监测）和服务关系重构（AI 心理服务用户满意度达94.7%）的三重效应，显著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持续性和满意度。

（三）实践启示：中国路径与治理智慧

我国应加快推进《社区志愿服务法》的立法进程，有机融合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构建量化指标与权益保障双轨机制。建议将浙江省推行的“红色根脉”标准体系上升为国家标准，建立覆盖招募、培训、执行与评估的全流程服务质量规范。在技术层面，应大力发展基于区块链的通证系统，实现跨场景服务兑换，并完善“计划—执行—检查—处理”（PDCA）动态评估机制。在主体激励方面，可推广企业社会责任（CSR）认证与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国家级志愿服务荣誉制度，探索积分落户等实质性激励手段，以增强各类主体参与的持续性与积极性。

（四）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可重点聚焦以下方向：其一，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治理框架，探索“人类监督员+AI 辅助”的协同服务模式，确保技术应用合乎伦理、透明可控；其二，推动建立跨国志愿服务标准与国际互认机制，增强我国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其三，深化“银龄互助”与跨代积分通兑系统建设，借助区块链等技术实现资源跨社区、跨地域高效流转；其四，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设计涵盖弹性参与、权益兑换与职业发展支持的全链条激励政策；其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海外志愿服务基地，推动中国社区治理的标准规范、技术模式与服务体系的国际化输出。

七、结语

我国社区志愿服务体系正处于从制度构建迈向效能提升的关键转型阶段。未来应持续完善“党建统领、技术赋能、制度保障与主体协同”四位一体的治理格局，系统推动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党建统领方面，需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将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志愿服务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在技术赋能层面，应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志愿服务全流程中的深度融合，构建智能匹配、全程可溯、精准评估的智慧服务平台，显著提升服务效率与专业化水平。在制度保障方面，须加快志愿服务专门立法进程，建立健全权责清晰、激励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志愿服务标准规范，为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在主体协同方面，要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网络，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协作联动，形成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志愿服务生态系统。通过将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我国有望构建起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志愿服务范式，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度人口统计数据报告[R]. 北京：国家统计局，2025.

[2] 王淑芬，李建国. 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志愿服务供需结构研究[J]. 社会建设，2024，11（3）： 45-53.

[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4 年度就业监测报告[R]. 北京：人社部，2025.

[4] 陈明，赵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区参与困境及机制研究[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5，42（2）： 78-88.

[5] 刘建华，张红.志愿服务响应机制在社区治理中的效能优化路径[J]. 管理评论，2024，36（4）： 112-120.

[6] 王忠平. 志愿服务标准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2025，（5）： 67-75.

[7] 张明. 制度闭环视角下的志愿服务政策执行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24，21（3）： 89-97+158.

[8] 王磊. 区块链技术下志愿服务信用系统构建研究[J]. 电子政务，2025，（1）： 54-63.

[9] 陈伟. 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与制度回应[J]. 浙江学刊，2024，（6）： 98-106.

[10] 刘强. 弹性就业背景下的志愿者动员模式创新[J]. 社会科学研究，2025，（2）： 77-85.

[11] 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党建引领社区网格治理发展报告（2024）[R]. 杭州：浙江省民政厅，2025.

[10] 李华，赵雨. 数字孪生技术在社区志愿服务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24，（10）： 105-112.

*通讯作者：陈耀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