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逻辑的民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路径探析

互联网的深度普及重塑了信息传播与思想交流的格局，使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场域，各种思潮在此交织碰撞，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峻挑战。高校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尤为突出，而民办高校因自身特殊性，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更为独特的困境。截至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庞大体量，高校师生作为网络信息生产与消费的核心群体，高频次、深层次的网络参与使其更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冲击。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虚拟性与匿名性，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的时空限制，为负面思潮的扩散提供了便利，有害信息常以碎片化、暗示性形式隐蔽传播，难以追溯与管控。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度，不仅降低了虚假信息的制作成本，还通过算法推荐等机制定向推送极端观点，形成“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这凸显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前斗争形式更趋隐蔽、手段更趋智能的背景下，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亟需构建新型治理体系。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校生占比已达相当比例，但其在办学体制、管理模式、师生构成等方面与公办高校存在显著差异。从办学体制看，民办高校资金来源以社会资本为主，办学自主权较大，但也面临政府监管与市场导向的双重压力，部分学校为追求经济效益，可能对意识形态工作投入不足，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从师生构成看，民办高校教师队伍中兼职教师比例高、流动性大，学生群体思想活跃且认知差异显著，部分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认知易受网络情绪影响，鉴别能力不足，有调研显示，相当比例的民办高校学生曾接触过负面思潮，部分对错误观点存在模糊认知。从治理环境看，民办高校网络文化生态更趋多元，师生更易受网络流行文化影响，言论更具娱乐化、情绪化特征，且国际交流合作频繁，面临的跨文化意识形态冲击更为直接。这些特殊性使得民办高校成为负面思潮渗透的薄弱环节，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仅关系到校园稳定，更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民办高校在治理中还面临政府监管与自主治理的博弈失衡的问题，部分学校可能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而过度监管又会束缚其灵活性。同时，师生对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不足，学校若缺乏有效沟通机制，易引发逆反心理，加剧治理被动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引入博弈逻辑，通过分析政府、学校、师生等主体的利益诉求与策略选择，为摆脱治理困境提供新视角。博弈论作为研究理性主体互动决策的工具，可深入揭示各主体的行为逻辑，其核心概念有助于理解复杂的治理格局，而合作博弈理论则为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本研究提出的治理路径，如完善协调机制、激发师生参与动力、提升舆情引导能力等，可为民办高校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操作指南，兼顾其资源约束与治理能力，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推广价值。综上，基于博弈逻辑探究民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路径，既是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高校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时代挑战

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彻底重塑了信息传播与思想交流的格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飙升至 11.79 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84.1%^[1] ，高校师生作为网络信息生产与消费的核心群体，日均上网时长超过5 小时 [2]。高校网络空间已然沦为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舆论场”，主流意识形态遭受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3]。

（一）网络空间特质加剧负面思潮扩散隐患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虚拟性与匿名性，在打破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时空限制的同时，也为负面思潮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陈兰兰（2025）提出，有害信息常常以“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形式隐蔽传播，借助隐晦的语言、暗示性的图像或“标题党”等手段巧妙规避监管，传播路径错综复杂且难以追溯 [4]。西方敌对势力便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将“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观点精心包装成“学术讨论”“个性表达”，专门针对青年学生群体进行渗透，妄图动摇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认同 [5]。这种隐蔽性传播极大地增加了治理难度，更会对师生的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二）新技术应用催生意识形态治理新难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让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谢波和曹亚男（2024）认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推荐、交互方式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逐渐浮现，具体表现为开辟信息空间制造输出虚假信息导致信息失真、单向传播编织受众“信息茧房”形成算法霸权、通过资本僭越预设立场影响受众政治态度、以“去中心化”压缩主流意识形态生存空间 [6]。陈兰兰（2025）进一步指出，ChatGPT、AI 绘画等工具的普及，使得虚假信息的制作成本大幅降低，深度伪造技术能够生成逼真的文字、图像甚至视频，“信息茧房”“认知窄化”等问题愈发严重 [4]。算法推荐机制通过精准匹配用户偏好，定向推送极端观点或错误信息，形成“回声室效应”，极大地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4]。大数据技术的滥用还可能导致师生隐私泄露，引发对“技术监控”的抵触情绪，反倒为负面思潮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技术风险促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从传统的“人工防御”迅速向“技术对抗”转变，对治理主体的技术能力与应对智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三）传统治理模式难适网络意识形态新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5]。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其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当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愈发隐蔽、手段愈发智能、范围愈发广泛，传统的“堵截式”“说教式”治理模式早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求，迫切需要构建一种兼顾安全性与包容性、技术性与人文性的新型治理体系[7]。

二、民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截至 2024年，全国共有民办高校 803 所，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 25.75% ，民办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 1052.24 万人。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在办学体制、管理模式、师生构成等方面具有显著特殊性，这使得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更为复杂棘手的挑战。

（一）办学体制下治理资源与监管矛盾分析

在办学体制方面，民办高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资本，办学自主权相对较大，但同时也面临着政府监管与市场导向的双重压力。张蝶依（2025）指出，部分民办高校为追求经济效益与招生竞争力，可能会将资源优先投入到专业建设、就业率提升等“显性指标”上，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投入严重不足，甚至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不良现象 [8]。这种“功利化”倾向导致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建设滞后，专职队伍力量薄弱，难以构建常态化的治理机制。此外，政府对民办高校的监管常常采取“一刀切”的政策，缺乏针对性的指导，使得学校在自主治理与政策合规之间难以找到平衡，容易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行为[9]。

（二）师生构成特点引致负面思潮渗透风险

从师生构成来看，民办高校的师生群体呈现出思想活跃性与认知差异性并存的鲜明特点。在教师队伍中，兼职教师比例较高，流动性大，对学校的认同感相对较弱，参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学生群体则以应用型专业为主，家庭经济条件与成长背景差异较大，部分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认知极易受到网络情绪的影响，鉴别能力参差不齐。黄洁（2025）的调研数据显示，民办高校学生中，有 63.2% 的人表示“曾在网络上接触过负面思潮”， 28.7% 的人承认“对部分错误观点存在模糊认知”[3]。这种认知现状使得民办高校成为负面思潮渗透的“薄弱环节”，迫切需要强化价值引领与教育引导。

（三）多元治理环境提升意识形态治理难度

在治理环境方面，民办高校的网络文化生态更加多元。由于缺乏公办高校的传统学术积淀与文化传承，民办高校的师生更容易受到网络流行文化、亚文化的影响，网络言论也更具娱乐化、情绪化特征。比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民办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参与“吐槽”“恶搞”等内容创作，部分内容可能隐含着对主流价值观的消解 [7]。与此同时，民办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相对频繁，师生接触境外信息的渠道更为多样，面临的跨文化意识形态冲击也更为直接，治理难度显著高于公办高校。

（四）民办高校治理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义

民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维护校园稳定的层面，更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民办高校培养的学生未来将广泛进入社会各个领域，他们的价值观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整体质量。倘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失效，错误思想就可能在青年群体中肆意蔓延，进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此外，民办高校的治理实践能够为我国意识形态治理提供宝贵的“基层样本”，其探索出的协同治理机制、技术应用策略等，对于完善全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民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博弈逻辑引入拓宽意识形态治理理论视角

从理论价值层面来看，本研究创新性地将博弈逻辑引入民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领域，极大地拓展了意识形态治理的分析视角。过往的研究大多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探讨治理策略，而博弈论作为分析理性主体互动决策的有力工具，能够深入揭示政府、学校、师生等主体的利益诉求与策略选择，为理解治理困境的成因提供全新的理论解释。通过构建“政府- 学校”“学校- 师生”的博弈模型，可以量化分析各方的收益函数与均衡策略，有效填补民办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中“主体互动机制”研究的空白。本研究将合作博弈理论应用于多主体协同治理，为破解“局部理性导致整体非理性”的治理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治理理论体系。

（二）治理路径设计增强民办高校治理实践效能

从实践价值角度而言，本研究提出的治理路径能够为民办高校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南。针对政府与学校的博弈失衡问题，研究提出的“协调机制”“第三方评估”等策略，能够帮助民办高校在合规框架内争取更大的自主空间，实现监管与创新的平衡 [9]；针对师生参与不足的问题，设计的“媒介素养教育”“激励机制”等措施，能够充分激发师生的内生动力，构建起“全员参与”的良好治理格局；针对技术风险挑战，提出的“舆情监测预警”“文化产品创新”等方案，能够显著提升治理的精准性与实效性 [4]。这些策略既充分考虑了民办高校的资源约束与治理能力，又全面兼顾了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规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与推广价值。

综上，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民办高校治理特殊性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基于博弈逻辑深入探究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路径，既是积极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高校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四、结论

民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政府、学校、师生等多方在动态博弈中寻求平衡的复杂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将各方利益冲突转化为协同治理的合力。从博弈逻辑来看，政府的监管诉求与学校的自主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天然张力，过度管控会束缚学校应对网络复杂环境的灵活性，而放任自主则可能偏离意识形态安全主线，因此需要构建既明确政策底线又赋予办学弹性的协调机制，让政府的宏观引导与学校的具体实践形成良性互动。学校与师生之间的互动同样充满博弈，学校的规范管理与师生的个性表达、信息自由需求需要找到平衡点，这就要求学校既要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师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又要搭建开放包容的表达平台，让师生从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治理参与者，避免因沟通不畅引发逆反心理。同时，面对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隐蔽性、快速性以及多元化带来的挑战，还需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舆情监测与风险防范的精准度，通过创新网络文化产品供给形式，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师生喜闻乐见的内容中，增强价值引领的穿透力。基于博弈逻辑构建的多主体协同治理路径，既充分考虑了民办高校在办学体制、师生构成等方面的特殊性，又有效回应了网络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为破解治理困境、筑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框架，对于保障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兰兰 .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路径探析 [J].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2025,(23):28-30.

[2] 张蝶依 . 新媒体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 [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5,41(08):92-94.

[3] 黄洁 . 精准把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 [J]. 社会主义论坛 ,2025,(07):28-30.

[4] 王恒 , 余静 .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策略研究 [J]. 焦作大学学报 ,2025,39(03):7-10.

[5] 侯嵇丰 .“大思政课”视阈下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策略探究 [J]. 传播与版权 ,2025,(13):99-101.

[6] 肖细明 .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构的逻辑理路 [J].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2025,27(07):2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