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善堂的建立及其功能演变

民国《县志》载，《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开埠之前，已经有大埔人前往长江流域从事贸易，将苏州和上海作为常驻经营之所，并于乾隆年间在苏州建有大埔山庄，2 这表明大埔人在传统贸易中已涉足江南地区，并以苏州为活动中心，为开埠后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1843 年 11 月上海开埠及 1845 年英租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剧变。原集中于广州的洋行迅速北上并不断扩张，粤商活动重心随之转移至上海，凭借对外贸易经验成为买办，积累了大批财富，迅速占据商业要津。大埔商人依托同属广东的地缘纽带和既有的江南经验，搭乘粤商群体北上的快车，加速向上海聚集。

同乡群体激增，催生安葬需求。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广（肇）嘉（应）埔（大埔）商人黄来轩、钟几祥、韦东银、杨光裕、黄润伸等捐资 800 余千，置田19 亩，在西门外廿五堡十二图建立岭南山庄（庆善堂）。凡粤人在沪病故，无法扶柩选里者，均可寄柩其屋，或葬其地。”3 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有大埔绅商明确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旅沪同乡组织。山庄的建立，标志着旅沪埔人结束了零散状态，开始以合作姿态融入更广泛的旅沪粤人群体，共同应对异乡的生存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埔旅沪群体规模与实力尚弱，故需与同样较晚成势的广肇、嘉应群体联合，这也反映了旅沪埔人灵活地应用同乡认同。岭南山庄命途多舛，在在 1853 年秋爆发的小刀会起义和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中两度被毁，先后于 1856 年、1875 年重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各帮实力增强与独立诉求显现。1875 年，大埔绅商另立恒善堂，广肇、嘉应也有了各自的山庄。缺乏有效管理的岭南山庄逐渐颓圮，最终于 1937年移赠广东旅沪同乡会管理。恒善堂的建立，标志着旅沪埔人具备了独立组建、维持专门组织的能力与需求，是大埔旅沪群体壮大与认同强化的重要里程碑。

19 世纪中叶以来，罗炳华、杨云谷、蓝益亭、杨还浦、廖冠英、黄海初等筹建恒善堂，由同乡店铺和同乡职员每月捐助，购得沪南区五图寒字圩一号五十二坵（今上海丽园路中段沿马路）为堂址、陆家滨路地皮 2 亩余为义山、大东门路大码头街市房一幢为堂产，以出租补贴开支。历时多年，恒善堂于光绪元年（1875 年）建成，经上海县政府立案，确立了“以产养善”的模式，即以市房租金、同乡店铺和同乡的月捐为主要收入，料理旅沪同乡停柩寄厝、义山安葬、贫困同乡安置等事宜。4

随着上海快速发展，聚集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旅沪人士，用地益发紧张。上海市政府因上海地狭人稠，重新规划城市。1921 年，沪南工巡局规划斜桥马路，征用陆家滨一带地皮，公墓有碍观瞻，恒善堂被要求迁移冢地。5 旅沪埔人于大埔同乡会集议，并致函工程局，阻止将斜桥恒善堂冢地划辟马路。6 但工巡局以“路线早经议决”驳回，仅允“暂缓占用迁葬”。7 这一方案让恒善堂有时间迁葬，同时确保工程不受阻碍。恒善堂决议推举恒善堂诸董事及建筑公墓筹备委员，另购地皮，重新建筑。期间多番波折，直至 1931 年，经董事杨富臣同广东同乡陈炳谦亲往履勘宝山县界江场路（今场中路），黄子秋、李亮生、李干臣、蓝智臣等董事悉心规划，通过杨富臣、李涤尘、蓝燕翼等同乡的捐助，最终于 1932 年购江湾新坟山二十二亩零三厘，为恒善堂新山庄、丙舍、义冢。8

然而，意图进一步拓展丧葬业务的恒善堂受到了时局的影响。1932 年，适逢“一·二八”战役，董事离沪，恒善堂事务停顿，迁移手续延至战后方才交付清楚。恒善堂的财政已入不敷出，自 1932 年至 1937 年间共欠大埔同乡会国币 17487.97 元。91937 年 8 月，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国军西撤，日军攻占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恒善堂新建山庄和义舍位于华界区域的宝山县江场路，始终处于日军直接控制下，恒善堂遭日军侵占，又被要求焚毁江湾山庄存柩。10 房屋化为废墟，坟墓荡平，同乡枯骨只能草率掩埋或寄存已交由广东旅沪同乡会管理的岭南山庄，恒善堂料理旅沪同乡停柩寄厝与义山安葬的事务已然停滞。而大东门路大码头街的一幢房产，在抗战时期腾出充当空余房舍和空地建立收容所，用于收容落难同乡和其他难民，发挥了战时救济的功能。

1945 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敌伪产业，次年，恒善堂向农林部申请发还江湾山庄被日军占地，成立江湾大埔山庄建设委员会，拟修复战时损毁。但是，间隔一年未有进展，先有七十余名同乡上书于恒善堂董事会，请求整修坟墓、掩埋枯骨，董事会置若罔闻，“原书壁回”；后又有 110 名会员联名致函于大埔旅沪同乡会请其转交。该信件控诉恒善堂自1927 年以来未曾公开收支账目，也未曾改选董事；南市恒善堂附近产业被私占建房，却不作为；战后同乡尸骨拋棄荒野，未得安葬，亦无动于衷。面对董事会长期把持权力、腐败无能、监管失效，导致财务不透明、产权流失、组织瘫痪，同乡们强调恒善堂并非一言堂，采用舆论监督做法，要求董事会改革，重订章程。11

章程改革却无法挽救捐助和地产依赖型慈善的先天不足。经费不充，部分旅沪富商避乱回乡，剩余旅沪同乡重心移至大埔同乡会，甚至有百余人加入广东旅沪同乡会，对于整顿恒善堂一事是有心无力。为解决收支不敷问题，恒善堂继续上调租金，陆家浜路地皮续租金茂记燃料行，并规范贫苦同乡借住堂屋条件，也难有改善。1951 年，房产租金欠收，除日常开支、支付捐税及房屋修理费用外，已入不敷出，经济状况极度困难，原有的收埋尸体、施材及医疗等业务已相继停办。建国后，新政府整顿过去的组织和团体，恒善堂经历整理会产和移交手续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 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年，第 42^-43 页。

[2]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十一，《民生志》，第13 页a~b。

[3]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91 页。

[4] [8]

[11]《上海恒善堂为请求立案并检送有关资料事与上海市社会局的往来文书》（1948.6），档案号：Q6-9-78-1，上海市档案馆藏。

[5]《大埔同乡召开全体大会》，《民国日报》，1931 年1 月18 日，第3 张第2 版。

[6]《大埔同乡会开董事会》，《民国日报》，1921 年1 月20 日，第11 版。

[7]《大埔同乡会关于沪南工巡局复函》（1920），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17-3-54。

[8]《大埔同乡会文件存稿》（1939.12），档案号：Q117-3-57，上海档案馆藏。

[9]《通知寄存柩罐於大埔山莊之親屬通知單》，《大埔恒善堂文件存稿》（1938.07），档案号：Q117-3-56，上海档案馆藏。

作者简介：李颖仪（1998-）女，汉族，广东肇庆在读硕士研究生，区域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