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达、雅”翻译原则指导下《圣经》和合本和吕振中本的比较研究

摘要：《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典籍，对西方文化产生深刻地影响，本文将使用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分析和合本《圣经》和吕振中本《圣经》中的相似或差别之处，本文通过分析“信”、“达”、“雅”的核心概念，运用分析和对比的方法，研究和合本和吕振中文本。最终研究发现，和合本和吕振中本都能够很好的运用“信”这一翻译原则，而“达”这一方面，和合本相较于吕振中本能够体现的更好，最后“雅”这一方面，吕振中本相较于和合本能够诠释的更好，本研究成果能够为之后《圣经》翻译的对比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信、达、雅”、《圣经》、吕振中本、和合本、对比

一、《圣经》的简介

《圣经》是西方文化文明的源头之一，并且对世界的文化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圣经》里的内容十分丰富，题材也涉及的非常广泛，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圣典，也是世界上被译成最多语言、翻译版本和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圣经》最早的成书由40多位作者共同参与编写，其中人数最多的便是犹太人，他们拥有不同的职业，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从《约伯记》到《启示录》历经1600多年才得以完成，之后又经过摩西、所罗门、马太等人的多次修订和编撰，最终才形成现如今的内容。《圣经》是由《旧约》和《新约》组成，《旧约》的原文是由希伯来语写成，而《新约》由希腊语写成，这是一本涉及到哲学、民族法典、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方面的古老书籍，从讲述耶和华创世纪开始，记录犹太人的历史，以及进行先知预言，堪称是百科全书。《圣经》在传递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的同时，蕴含的哲理和启示对西方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信教徒，他们的思想、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受到了《圣经》的影响，且对他们所在地的文明和文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西译《圣经》的发展

《圣经》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典籍，不仅对世界文化和文明产生影响，也对世界的文学界、翻译界也影响颇深，从两千多年前到如今，《圣经》已经有三千多种语言的翻译本。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便开始翻译《旧约》，将其从最初的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这即是最早的《圣经》翻译《七十子希腊文本》（谢天振，2009：59-62），甚至在西方历史上，翻译《圣经》最有名的译者哲罗姆也是从这一本开启他的翻译之路，译出名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从译文能够看出他所采用的是意译的翻译策略，这使得《圣经》更能译出源语的韵味，使其内容得以传达。在之后的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也遵循哲罗姆的翻译策略，将《圣经》翻译成德语，抨击教会的奢靡，获得当时各阶层人民强烈的响应；同一时期的《圣经》的英译本也随之产生，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便是威克利夫译本、廷代尔译本和《钦定本圣经》。而在现代，《圣经》被大量地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以及不同身份的人也能够翻译《圣经》。

三、中译《圣经》的发展

在中国，《圣经》的中译甚至早于英译和德译，最早的《圣经》翻译，都是由传教士带着传教目的开始传播的，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一些文化观点完全相悖，所以在中译《圣经》的过程中，传教士想尽了一切办法来传播基督教，有的传教士将已有的佛教或者道教的概念来替换基督教中的“上帝”之词，也有的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文化相结合，直接将基督教的概念黏着于儒家思想的外壳。庄柔玉认为在中国的翻译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草创期（唐朝-1807年）、拓展起（1807-1854）、普及化期（1854-1919）、本色化期（1919-至今）（庄柔玉，2000）。第一阶段的翻译，大多数都是零散的，没有系统的汉译活动，这些传教士都是以传教目的来翻译圣经的，而且多以个体为单位完成的翻译；第二个时期，传教士们逐渐开始合作翻译《圣经》，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同其他传教士一同在国外翻译《圣经》，经过多次的审阅和讨论，最终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圣经》，称之为“马士曼译本”。之后，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到中国进行汉译活动，该书历经十二年完成，并在1823年出版，这是历史中第一部在中国完整翻译的中译版《圣经》，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被中国人接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三个阶段，由于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有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圣经》中译版，较有名的有“杨格非译本”、“施约瑟译本”、“高德译本”等等，但由于翻译的版本太多，翻译的都有所不同，导致人们无法理解到其中的意思，传教士们便集合在一起，共同翻译出一个版本，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官话和合本》，这是汉译《圣经》的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在出版的时候更名于《国语和合本》，现在人们常称为“和合本”，翻译此书时，受到当时中国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所以该本中译本《圣经》没用深文理或着是浅文理来表达，而是直接采用白话文来进行阐述，同时也没有用方言来进行翻译，而是用普通话来解释，使人们能够更轻易的读懂《圣经》，来达到传教的目的。第四个阶段，《圣经》翻译影响力较深的便是“高思本”、“吕振中译本”和《现代英文译本》，随着中文的不断发展，这三个译本的翻译随之变化，和从前的《圣经》翻译大有不同，更符合当时的中文发展。中译《圣经》的人员由之前的传教士为主慢慢过渡到以华人为主，并且也由之前的直译本到出现意译本，甚至出现了诠释本，形成了《圣经》的各种新译本，是多样化变化和发展的体现。

四、“吕振中本”简介

吕振中是一位牧师、神学教师和一名伟大的圣经翻译家，从小就接受家中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大学获得文学学位毕业后，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神学，这为他之后的《圣经》翻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1940年起，吕振中便开始了《圣经》的翻译，最初只翻译出了新约，之后通过不断努力地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最终历经三十年完成了整本《圣经》的翻译，最后香港大学为了表彰吕振中所做的贡献，授予他博士学位。吕振中译本，是由吕振中一人将其翻译为中文的，并且是从原文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而来，吕振中从1940年开始翻译新约，直到1946年，吕振中所译的《吕译新约初稿》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社出版。旧约的翻译在英国圣经公会的赞助下，最终于1970年出版，命名为《旧新约圣经》。吕振中翻译的《圣经》是由直译翻译策略指导的，忠实的将一字一句从希伯来文和希腊语译为中文，甚至不可避免的选择了非中国式的语法结构，该译文保留了原文的结构，让读者更能够体会当时社会的场景，直译《圣经》也帮助之后对其的研究与学习，特别是不了解源语言的读者和信教者们，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圣经》中的涵义，吕振中在《吕译新约初稿》中也表示：“普通的书籍，意译就足够，而且翻译出来译文能够超过意译，但是圣经是需要直译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需要注重，不能轻视”（吕振中，2006：3），吕振中用中文相同的意思字或词来表达原文相同意思的词，并且也是按照句子字词的排列顺序来译出，这种译法能够使得读者从译文中看到原文的结构，但是也正是因为直译的关系，使得译文很生硬和枯燥，甚至有些翻译会拗口，并且用词也没有那么的生动和丰富。但是吕振中本《圣经》获得了翻译界的肯定，他用直译所翻译的《圣经》成为了华人译经的里程碑，并且他的翻译是为了特殊群体和目的，甚至牺牲了一些意译能达到的更好的译文，他直面直译的限制，此本译文也是翻译的大胆、前沿的尝试。

五、“和合本”简介

和合本《圣经》，旧名为《官话和合本》，在出版的时候改名为《国语和合本》，现如今常称为《和合本》。该译本在翻译的时候翻译委员会便确立其翻译原则：（1）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不可用带有地域性的土语；（2）译文必须要简单，在礼拜诵读时，各类人士都能明了知晓其意；（3）译文字句必须要忠实于原文，同时需要中文的韵律和语气；（4）原文中的暗喻或者隐喻，需要尽可能的译出，而非意译，或译大译（傅敬民，2008）。该本《圣经》自问世以来，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及其传播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和合本》译文为白话文所写，即便是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人也都能够读懂，并且该本《圣经》以“官话”来翻译，即现在所说的普通话，没有涉及太多的土话或者是方言，更加容易被理解和传播，该本《圣经》在“信、达、雅”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在出版过后在华人信徒之中流传的最广、影响最深的权威版本（庄柔玉，2000：32）。但是这也是该译本的一大难点，翻译为白话文会常常翻译成俗语、俚语或者是土话，甚至翻译的含糊不清，所以该译本的翻译耗费了27年，才得以完成，该译本是从原语言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而成，十分地贴切原文，翻译中所涉及的难译之处，译者们都竭尽所能的翻译，若实在是翻译不通的，则选择直译译出，全文没有只翻译大概意思的部分。由于该译本使用白话文翻译，同时影响力十分的广，这使该译本成为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进一步推进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是文学上的一个里程碑，树立了新的楷模。

六、两本译本的对比

中国拥有悠久的翻译历史，但是翻译理论却有空缺，这是跟我国翻译大多是佛教相关联，翻译题材太少了，直到严复、林纾等翻译家的出现，才慢慢的弥补了这一空缺，这些翻译家翻译的题材涉及各个领域和方面，且翻译的数量繁多，促进了中国当时的翻译标准和理论的发展。“信、达、雅”翻译原则是由严复先生提出，这是在《天演论》中提出的关于翻译的三件难事，所谓“信”同西方所指的忠实意思相近，基督教文化认为神所说的话是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要所有的基督教徒都要跟随着神，神的话是不可被改变和篡改的；而“达”则与奈达所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意思相近“译文对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起的作用是大体对等”（Nida，1993），奈达是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凝练出的翻译理论；“雅”则是具有文学性的，不是用孤立的语言去堆填，而是会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与马礼逊所说的“典雅”（elegance）略有些不同，马礼逊所说的“典雅”指的更多的是地道，同时具备有文采和可读性。总之，这项翻译原则是让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以及汉语的特点，特别注意句子之间的连接性，语法结构的顺畅性，注重句子的完整性，和语言的文学性。“信、达、雅”作为我国首创的翻译标准，虽然是一体的关系，但是严复将“信”作为忠于原文的第一要义，译文一定要不能歪曲原文的意思，也不能进行随意地删减和增加，该翻译原则是吸收了古代佛教翻译思想，再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产生的，所以“信、达、雅”最早就是与我国的佛经翻译相联系，而这些宗教典籍翻译都把“信”作为第一要务，对宗教学或者神学更有价值或意义（任东升，2020）。下文在“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指导下，对和合本和吕振中本《圣经》进行分析比较。

译者对“信”的追求，在和合本和吕振中本都能够体现出来，两本《圣经》虽然是由不同的翻译原则指导，但是两本书都是在原语希伯来语和希腊文的基础上翻译而成，并且两本书都采用直译的方法进行翻译。当时人们认为，能听懂和能读懂希伯来语或是希腊语的人，可以直接听到和接收到“神”的话，可以直接接触到“神”，《圣经》是神圣的，里面的话语是不可更改的，正同“神”说的话一般，不能违背。奥古斯丁表明，阅读《圣经》，是为了追寻作者的思想意志，通过这些意志来找到神的旨意（奥古斯丁，2004），所以翻译《圣经》就是对“神”的话进行翻译。

（一）原文：“约拿才开始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必倾覆！」”

和合本：“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

吕振中本：“约拿便进城；走著一天的行程，直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覆灭了。”

和合本和吕振中翻译的版本和原文直译出的翻译几乎一致，和合本增加了一个必字，在语气上强调尼尼微被颠覆，也在原文的基础上少了一个开始，而吕振中本则是与原文完全一致，忠实于原文，和该译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达到高度的一致。

（二）原文：“Every valley shall be lifted up， and every mountain and hill be made low; the uneven ground shall become level， and the rough places a plain.”

和合本：“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吕振中本：“一切山洼都要填高，大山小山都要削低，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修成为平原。”原文：“一切深谷都要填高，一切大山和小岗也都要削平；且陡峭的要变为平地，崎岖的也必成为平原。”

当两中译文放在一起做比较，两个版本的译文都是大体一致的，和合本和吕振中本都对原文的再现，两本译本都正确地表达出了原文想表达的意思，忠实于原文，没有歪曲原意，甚至在各式方面也做到了一定的相似性，让读者更能够切身的体会到原文想表达出的想法，对原格式的再现。

译者对“达”的追求，在翻译中，做到“达”则需要译者充分理解原文，搞清楚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的语法差距，翻译中，需要译者对语法顺序进行相应地调整，并非只强调译文的通顺，更意味着需要表达清晰和流畅，目标语以流利、地道地方式呈现，来实现对“达”的追求。和合本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深文理和浅文理来书写，而是运用的白话文，并且还是官话，这使得和合本《圣经》可读性大大提高，能让普通大众也能读懂，甚至该版本中避免使用土话和方言，而吕振中本却因为严格按照直译的方式翻译，在这一方面会有所牺牲，甚至有些译文会出现拗口的情况。

（三）原文：“因在她里面怀的是从圣灵来的。”

和合本：“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吕振中本：“因为所生在她身里的是从圣灵而来的。”

两种翻译本跟原文相对于，可以看出吕振中本和原文是基本一致的，直译出《圣经》是吕振中本独有的特色，虽内容无改变，但是读着略显拗口，甚至还会对人们理解有所影响，相反和合本就明显表达的比较灵活，能够让人们更好的理解译文的意思，

（四）原文：“John’s clothes were made of camel’s hair，and he had a leather belt around his waist. His food was locusts and wild honey.”

和合本：“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吕振中本：“这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将皮带束腰;他的食物是蝗虫野蜜。”

吕振中译本是直译出的原文，和原文是对等的，直接将his food翻译成“他的事物”，而和合本则是灵活的处理了这个词，将其翻译为“吃的”，这是实现动态对等，让该句子变得更灵活，更符合中文的表达方式。

译者对“雅”的追求是对典籍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共同追求，传教士从刚开始只追求通顺和流畅，到后来对美的追求，使得在翻译从之前只追求“信”和“达”到之后对“雅”的追求。西方翻译家们在翻译《圣经》中重视风格和精神的再现，例如将《圣经》翻译为深文理的马礼逊提出了“elegance”，指出翻译需要表达出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能够做到典雅最佳。吕振中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秉承了严复的翻译思想，并且给予了“雅”新内涵，他运用汉字的四字结构，又通过排比和对仗来实现，严复所追求的“雅”是合乎规范的，所以吕振中的“雅”是在严复提出的理念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也是对其的一种发展。

（五）原文：“as sorrowful， yet always rejoicing; as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as having nothing， yet possessing everything.”

和合本：“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吕振中本：“似乎忧愁，却常是喜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拥有万物的。”

吕振中的译文更贴合中文的习惯表达，会用四字格词语来表达，让译文更有美感和韵律，使译文朗朗上口，而和合本只是用普通的词汇表达来再现原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没有吕振中本那么强调“雅”在译文中的作用。

七、结论

按照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和合本《圣经》和吕振中本《圣经》都各有相符合和不相符合的地方，两本译本都达到了“信”这一翻译原则，都忠实于原文，对原文能够很好的再现，没有偏颇有失于原文；在“达”方面，和合本《圣经》做到调理清晰、逻辑清楚、句意明了，基本都符合了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方式，但是吕振中本却因为一味的追求直译，译文做出了一系列牺牲，使得译文没有那么的通常或者是流利，甚至有些译文会出现拗口的情况；最后在“雅”方面，吕振中本在翻译过程中一直致力于践行“信、达、雅”翻译原则，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在对严复“雅”的理解基础上，对其有了一个新的诠释，在追求译文的文学性和再现原文的风格同时，追求汉语的平衡美，运用四字格词语，以及运用对仗、排比来体现出汉语的美，以实现译文的“雅”，而和合本多以简练的文字来进行翻译，搭配的和谐，不欠译不过译，也不随意增加和减少，实现了“信”和“达”，在“雅”上稍逊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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