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前中美科技关系历史演变

自中国改革开放至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任前，中美科技关系长期呈现以合作为主导的演进特征，其互动模式随国际格局演变和双方战略利益调整而动态重构。1979 至 2016 年间，两国科技关系历经三个阶段即合作机制构建期（1979-2000）、竞合博弈深化期（2001—2008）和战略遏制凸显期（2009—2016）。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技术落后的现实困境，中国积极寻求与美合作；美国则出于联合中国制衡苏联的地缘需求与中国市场的潜力考量，与中方达成战略合作意向。1979 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双边制度化科技合作的开端。进入21 世纪后，尽管小布什政府初期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9·11”事件后的反恐战略需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带来的深入经贸技术互惠，促使美方维持技术合作框架。此阶段贸易摩擦与知识产权争端已显现结构性矛盾。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及所展现的强劲韧性，引发了美方战略焦虑。奥巴马政府为此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外交重点转向亚太，旨在科技及相关领域加强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尽管这一时期美对华防范明显增强，但“斗而不破”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要论调。

一、合作机制构建期（1979-2000）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决策。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急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吸收其他国家先进技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美国作为当时全球科技与教育水平顶尖的国家，自然成为中国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首选国家。实际上，中美科技合作的愿景早有萌芽。1972 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双方就已经通过《上海公报》公开表示，要推动建立两国人民在新闻、体育、科技等领域更紧密的联系与交流。然而，这一愿景受冷战格局、美国对华政策摇摆及中国国内秩序重建等诸多因素制约，始终未能转化为实质性合机制。直到 1977 年卡特政府上台，才开始正式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两国基于“市场换技术”的资源互补才达成了实质性官方合作。1978 年，时任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的普雷斯访华，官方合作机制化谈判正式启动。美国明确表示将农业技术转让、卫星数据共享、高能物理合作等列为合作优先事项，试图凭借“技术红利”锁定潜在的中国市场；但中方则坚持将两国正式建交作为官方合作的前提，充分展现出以主权原则主导技术引进的战略定力，这种博弈在中美建交后达成平衡。在1979 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以及成立其执行机构中美科技联合委员会，构建起覆盖能源、环境、农业等 50 多个领域的合作框架。与此同时，美方同步放宽对华军民两用技术出口限制，推动双方科技互动进入全要素流动阶段。

探究可知，尽管中美战略共识的科技合作实践在卡特政府时期取得突破，但其对华政策初期其实存在明显的战略优先顺序冲突。虽然1977 年的第24 号总统研究备忘录（PRM—24）已将中美关系正常化列为对华政策的正式目标，但是在卡特执政初期，其政府更加关注的是冷战框架下的对苏关系缓和问题。直到1978 年，当美国认定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行动严重威胁其国家利益后，便放弃了对苏缓和战略，转而选择联合中国共同对抗苏联。而在 1969 年 3 月爆发的中苏珍宝岛冲突也启发了中国领导人重新评估国际战略布局，开始将“联美制苏”提上议程。对美国而言，这一冲突亦成为调整全球外交策略的催化剂。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对此直言：“在苏联和中国军队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由此可见，推动中美科技合作深化的因素，不仅包括两国资源层面的互补性，还有共同应对苏联霸权的地缘因素考量。

1979 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订后，中美两国进入蜜月期。在政府的主导合作下，两国在医疗、能源、农业、航天等领域取得了极大的合作成果。从 1979 年到 2000 年这二十年间里，虽然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由于一些其他因素而短暂地暂停过一段时间，但整体上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态势。1996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采访中表示要与中国发展“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这种积极的双边互动为中美后续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竞合博弈深化期（2001—2008）

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中美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自小布什于 2001 年入主白宫以来，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新保守主义提倡道德一元论，意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式民主”，自然对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抱有敌对态度。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建设性接触”已经被小布什政府抛弃，中国被重新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小布什将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美国 21 世纪的主要潜在威胁，两国关系重新陷入意识形态对立的僵局，这无疑为中美科技合作交流在 21 世纪的深度发展增添了阻碍。然而，虽然小布什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对华敌对，但当 ^a9⋅11ⁿ 事件爆发，恐怖主义的阴影笼罩在美国大地上时，美国出于国家安全优先的考量，选择与中国暂时搁置矛盾，将其纳入全球反恐阵营。同时，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美经贸关系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从而淡化了中国崛起的“负面效应”。美国对华政策重新朝着促进中国深度融入国际体系，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方向发展，两国在科技与经贸领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合作与竞争交织态势，现实利益的博弈正在不断重塑双边关系走向。

2001 年中国加入WTO 后，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中美经贸合作开始进入加速期。在农业领域，美国资本通过与中国企业合资的方式深度参与中国市场。孟山都、杜邦等国际跨国巨头与中种集团、登海种业等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并且共同进行杂交玉米、抗虫农作物等农业技术的研发。除了企业合作外，在政府层面，2003 年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中美农业及相关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一致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 21 世纪新的农业合作伙伴关系。除了农业领域，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成果也十分显著，据不完全统计，在小布什任期内，中美共签署 8 项能源协定，2005 年启动的中美能源政策对话（EnergyPolicyDialogueEPD）、2006 年建立的中美对话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SED）等合作机制都将双方清洁能源合作推至新高度。

虽然中国“入世”后与美国的各领域技术合作交往都在不断加深，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美出口规模开始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从2001 年的300.3 亿美元激增至 2008 年的 1708.6 亿。美国人开始将其国内的高失业率问题与对华贸易赤字联系起来，并开始频繁以“贸易不平衡”为由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2003 年初，美国商务部就美国纺织品协会等组织提出的对中国服装企业实施贸易限制的申请做出裁决，宣布对中国出口的三大类纺织品设立新的配额限制。紧接着，美国又对中国的康佳、长虹、TCL 等公司征收反倾销税。此外，除了贸易逆差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双方也存在较大的冲突。尽管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盗版问题仍被美方放大。2003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称知识产权犯罪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每年在 2000 亿到 2500 亿美元之间。2005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将中国列为“重点观察国家”，要求中国加大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这种单方面夸大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将正常市场现象看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做法不仅背离事实，更破坏了中美经贸合作的信任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经济合作持续扩展，但美国始终严守技术优势边界。虽然美国在高技术产品上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地位却并没有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华长期施行的出口管制政策。2001 年小布什上台后，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条例、颁布出口管制目录等来严格管理和控制对华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200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以“防范军事技术扩散”为由建立对华出口壁垒。美国既要通过经济绑定促使中国遵守西方游戏规则，又担忧技术外溢加速中国崛起，这种矛盾的态度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对华科技发展的提防与担忧，为未来的全面对抗埋下伏笔。

三、战略遏制凸显期（2009—2016）

小布什时期中美关系的矛盾与紧张在奥巴马执政初期经历过短暂的缓和。2009 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于同年11 月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宣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已达成战略共识”，释放出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信号。然而，这一“蜜月期”极为短暂，就在2010 年，美国先后采取对中国无缝钢管实施反倾销制裁、对台军售、在华盛顿高调接见达赖喇嘛等举措，导致两国政治互信迅速下滑，矛盾重新凸显。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在危机中所表现出的强大抗风险能力使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显著加剧。此外，2010 年中国政府宣布其 GDP 总量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进一步引发美国对华认知的深刻调整。

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2010 年6 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出“亚太再平衡”这一概念。2011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大学发表演讲时又明确提到美国的未来战略将“转身亚洲”，美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将从不稳定地区的“维稳行动”转向重点应对中国经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导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军事部署方面都重新做出调整。在经济方面，美国意图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来扩大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以对冲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在军事方面，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冷战后第一次在亚太地区进行了显著的军事扩张，并把中国看作最主要的军事“假想敌”。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本质上是美国针对中国、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系统性工程，而科技领域的对华“合作与围堵并进”正是这一战略在技术维度的延伸与深化。一方面，两国在清洁能源等长期合作领域继续进行深度合作：2009 年《中美联合声明》宣布设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美方将投资1.5 亿美元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在 2010 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落实了在《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取得的成就，并同意加强务实合作，继续致力于开展清洁水、清洁大气等六大领域的合作；但另一方面，美国对华技术防范不断升级：2010 年美国商务部将 44 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11 年发布《中国知识产权报告》，指责中国企业“系统性窃取技术”。这种自相矛盾的战略部署，既妄图享受中国市场与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又竭力遏制中国科技发展，更体现出美国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战略焦虑与霸权护持的迫切诉求。

尽管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并未发展为对华的全面遏制，但可以充分说明美国的对华认知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评估已经侧重于对中国实力和意图的评估，针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必然会采取更多制衡措施。但由于中美之间难以分割的经贸、科技合作关系和奥巴马个人的政治性格，其在实际行动中总是倾向合作，所以尽管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的战略遏制开始凸显，但并没有成为整体基调，“斗而不破”在这个时期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要论调。

四、结语

纵观 1979 至 2016 年中美科技关系演进历程，美国对华科技政策呈现出合作迹象弱化与实际遏制强化的演进特征。尽管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有所松动及双边机制构建的蓬勃发展景象，但其深层次动力在于牵制苏联的地缘战略需要。进入 21 世纪后，虽然双方经贸技术合作有所深化，但小布什政府对华出口管制与知识产权遏制却在持续收紧。直到奥巴马政府时期，清洁能源等议题的有限合作已难掩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对华对抗底色。贯穿整个中美科技交往过程始终的是美国对技术优势的垄断企图：从早期“以技术换市场”的利益考量，逐步转向后期通过各种遏制措施制约中国科技发展。这种螺旋上升的合作与遏制悖论，深刻揭示了双方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也为特朗普时代的科技脱钩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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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婷婷，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