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网络对中国家庭股票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中国家庭在股票市场中的参与率持续偏低，长期维持在 10% 左右，显著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现象在理论上被称为“非参与难题”。传统金融学对此的解释多聚焦于金融知识不足、风险厌恶或制度障碍等方面，但在中国社会“关系本位”与“家文化”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家庭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属网络，或许扮演了更为深层的角色。家庭是否拥有能够共担风险的背后力量，可能直接决定了其面对金融不确定性时的行动边界。

第一章 亲属网络的现实基础与行为逻辑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亲属网络长期承担着资源互助、情感支持与风险共担等多重功能，其根源可追溯至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本位”文化体系。在“血缘—责任—信任”高度重叠的社会关系中，亲属不仅是生活中的依靠，更是面对风险时的保障机制。即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亲属网络仍未消解，其在教育、婚恋、住房、养老等关键生活领域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成了国家制度与市场机制之外的重要补充安排。特别是在家庭面临高不确定性的经济决策时，如是否购房、创业或投资股票，亲属网络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安全网，使得家庭拥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与行为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加速变迁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亲属网络也呈现出新的形态与逻辑。一方面，传统的“同堂共居”正被“空间分散、功能延续”的远程亲属支持所取代；另一方面，亲属关系中的经济援助、经验传承与情感互信，逐渐嵌入到金融决策的实际过程之中。在股票投资等具有较高进入门槛与心理压力的领域，家庭是否感受到来自亲属体系的稳定支撑，往往成为其“敢不敢投”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亲属网络并非外围变量，而是内嵌于中国家庭金融行为逻辑中的核心因素，其结构强度与功能定位直接决定了家庭参与风险性资产配置的能力与意愿。

第二章 亲属网络对股票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

亲属网络在影响家庭股票投资行为的过程中，主要通过两条机制发挥作用：一是风险共担机制，二是信息扩散与示范机制。就前者而言，股票市场波动较大、风险感知较强，在缺乏社会保障或稳定收入来源的背景下，家庭往往对参与此类资产配置持谨慎甚至回避态度。而亲属网络作为一种具有非正式保障功能的制度补充，能够为家庭在面对潜在亏损时提供心理缓冲与经济支撑。亲属之间的金钱往来、资源共享与情感援助，实质上构成了“非市场化保险”机制，使家庭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具备一定的容错空间，从而提升其参与高风险投资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家庭财务脆弱、生活成本高企的阶段，这种来自亲属的支持往往成为家庭敢于迈入股票市场的重要心理依托。

其次，亲属网络还具有显著的信息扩散功能。在金融知识不对称、投资信息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家庭对市场走势、产品选择与风险评估往往缺乏足够认知，导致“非知即不投”。而亲属成员之间由于频繁交流与高度信任，形成了天然的信息传播通道。一旦家庭中某位成员参与股票投资并获得积极回报，其行为经验与操作模式便可能迅速在亲属网络中扩散，形成以“亲历 + 信任”为基础的示范机制。这种“熟人带动—近亲模仿”的扩散效应尤其适用于低金融素养人群，有效弥补了外部金融信息传导的不足。同时，亲属网络中不同代际间的交流也推动了代内投资观念的演变，子女可能影响长辈“试水”投资，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同进入”模式，从而降低个体决策的不确定性。

然而，亲属网络在不同家庭类型与社会结构中的功能表现并不均衡，存在显著的分层效应与结构差异。例如，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在亲属网络功能上存在“增强型”与“替代型”的分化：城市家庭的亲属网络多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用于增强金融信心；而农村家庭则更多依赖亲属关系弥补制度保障缺口，其风险承受能力受限，反而可能抑制其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此外，在女性主导的家庭中，由于女性在决策过程中更为重视稳定与安全，若亲属网络稳定性强，其信任基础和风险缓冲能力能够显著提升投资意愿；而在缺乏亲属支持的情形下，则更可能选择保守理财。由此可见，亲属网络的结构强度、可触达程度与功能预期，直接影响着其在家庭股票投资行为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与边界。

第三章 政策启示与现实意义

亲属网络在家庭股票投资行为中的作用表明，金融参与不仅是经济理性的结果，更深嵌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习惯之中。因此，在推动居民理性配置资产、扩大股票市场参与面的过程中，应跳出“以个体为中心”的金融教育范式，重视社会关系网络在信息传播、风险认知与行为决策中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可鼓励将家庭作为金融普及的基本单元，通过“亲属 + 金融知识”传播机制，引导投资理念由核心成员向周边成员扩散；同时，应关注那些亲属支持体系相对薄弱的家庭群体，通过财政补贴、政策兜底等方式弥补其行为能力缺口，避免因“关系缺位”导致的金融排斥现象。

此外，亲属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家庭金融行为的重要支撑系统，其存在对政策工具的精准投放也提出了新要求。在金融产品设计上，可探索机制创新，增强风险共担基础上的金融安全感；在社会治理方面，应将亲属网络纳入基层金融服务体系的观察与引导之中，例如通过村（居）委、社区工作站加强家庭结构识别与风险早期干预，推动形成“制度保障 + 亲属互助”的双重支持格局。唯有将家庭与亲属网络作为理解金融行为与制定政策的重要变量，才能真正实现从金融普惠走向金融可达、可及与可持续。

结语

亲属网络作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稳定变量，在家庭金融行为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在城市家庭、高学历人群和女性户主等群体中，亲属网络所构成的认知与信任环境，成为家庭愿意进入股票市场的重要前提。因此，金融政策制定与家庭金融研究不能忽略“关系性变量”这一中国语境中的制度性特征。未来应进一步拓展对家庭社会结构与金融行为之间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同时在金融产品与服务设计中引入“亲属维度”，推动“个体可及”向“关系支持”转型，实现更为稳健、广泛、可持续的金融参与格局。亲属网络不仅是传统的延续，更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其制度潜力值得被重新认识、科学运用。

参考文献：

[1] 杜朝运 ， 汪丽瑾 . 社会网络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福建金融 ，2020，（12）：25-30.

[2] 张从莹 .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D]. 河南农业大学 ，2024.

[3] 王乐攀 . 社会网络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D]. 华中科技大学 ，2024.

[4] 王天爱 . 区域社会资本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D]. 东华大学 ，2024.

作者简介：邹政，男，汉族，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