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类起源中心说”驱动的科学远征

“蒙古高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 ， 南起阴山山脉北至贝加尔湖及其周围地区， 横跨中、蒙、俄三国和中亚部分地区， 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饶 ，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蒙古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 19 世纪末以来吸引了无数西方人对这片土地的探险热潮。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其著作《物种起源》中首次系统阐述了生物进化论，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该理论提出人类由古猿进化而来的观点，然而这一进化链条中的“缺失环节”长期成为神创论者质疑的焦点。与此同时，关于人类起源地的确切位置，至今仍是进化论支持者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难题。

关于人类起源地， 生物学家纷纷提出猜想，非洲、美洲、欧洲、亚洲起源诸说，让人扑朔迷离。1900 年 ， 美国纽约自然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朋 （Henry Fairfield0sborn） 在《科学》（Science） 杂志撰文， 认为亚洲是北半球哺乳动物的分布中心 ，提到了《亚洲人类起源中心说》（Asiatic Center Theory）的观点。1915 年 ， 他又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一书中再次强调了此前的观点 ， 亚洲是大多数现存哺乳动物的起源地，并作为生物迁徙的枢纽，向欧洲和美洲大陆辐射扩散。奥斯朋他的观点进行了如下阐释：在地球的两端——欧洲与北美落基山脉地区存在着两大哺乳动物群落，它们展现出显著的亲缘关系，但彼此却相隔近万英里，而在这片广袤的陆地上，并未发现任何与之相似的过渡物种。长期以来，相同或近缘的哺乳动物类群在欧亚大陆与北美西部同时出现的现象，被视为支持‘中间扩散中心假说’的关键证据。根据这一假说，理论推断表明，该地区曾是一条横贯大陆的迁徙廊道，将西欧的动物群落与北美西部的动物群落紧密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大远隔重洋的动物群在分类学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但连接它们的中间过渡类群却始终未被发现。他认为这一现象强烈暗示，北亚地区在历史上必然充当了欧亚与北美哺乳动物迁徙的关键通道。但这一观点主要建立在推理之上，缺乏实证考证。

1915 年 ， 纽约自然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马修（William Diller Matthew） 提出了和奥斯朋相同的观点，在其出版的《气候与进化》一书中，指出灵长类动物及其人类分支的扩散中心位于亚洲大陆的某个地方，“可能在中亚的大高原上或其附近”。马修列举了种种理由论证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他将中亚高原视为人类原始祖先的演化摇篮，更将其定位为早期文明的潜在发源地。他指出：“尽管如今的中亚高原环境干旱、人烟稀少，但其周边却环绕着人类最古老的文明遗迹——西侧毗邻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安纳托利亚与古埃及，南接印度河流域文明，东邻华夏文明。这一地理格局暗示，该地区可能保存着比现存文字记载更为久远的文化层积。在史前时期、古典时期直至中世纪，来自中亚高原地区的迁徙浪潮持续冲击着欧洲大陆。部落迁徙呈现出典型的链式推进特征——前排部落受生存压力驱动向前方开拓，挤压后排部落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后排部落又以同样的推力迫使前排部落不断前行，形成 ‘前推后继、层层传导’的动态迁移格局。关于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通常是最为孱弱的种群会被排挤到分布中心之外，而最为强盛的种群则能够留在发源地附近持续生存。基于此规律推断，在远离人类发源地的地区，反而更有可能发现最为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欧洲的海德堡人和东南亚的爪哇直立人，其形态特征与地理分布格局恰与这一假说形成相互印证的关系。奥斯朋和马修博士的《亚洲人类起源中心说》的观点吸引了安得思的注意力。在对蒙古高原的进行调查前，安得思在博物馆的支持下前往亚洲进行了两次探险。第一次则是 1909 年以美国渔业局运营的研究船“信天翁号”计划进行的一次穿越东印度群岛的航行，以研究海洋生物学为主的科学探险活动。安得思在结束探险后，与奥斯本商议，在日本与朝鲜进行第二次亚洲行。尽管此次探险的科学收获微薄，但安得思凭借此次经历被公认为太平洋鲸类学的权威。第二次亚洲行结束后，安得思没有立即进行下一次探险的计划，而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其作为职员的职责。但其在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使他感到枯燥乏味。在寻求再次前往亚洲科考的正当理由时，安得思将目光聚焦于“亚洲人类起源中心说”这一理论命题。

为了验证“亚洲人类起源中心说”理论的真实性，以证明亚洲曾是包括人类祖先在内的哺乳动物的起源地。对此，安得思向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奥斯朋提议在亚洲展开科学调查活动并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组织一支跨学科考察队，在亚洲地区开展为期数年的系统性野外调查，重点采集现生哺乳动物标本，尽可能地确定这些动物与世界其他地区同类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更为关键的是，考察队将着力寻找并发掘关键层位的古生物化石，以期通过化石证据重建亚洲哺乳动物的演化谱系，为“亚洲人类起源说”提供实证支持。

到 1916 年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宣布以安得思为首的“亚洲动物学探险队”的探险准备工作已经完成。1916 年 3 月，安得思抵达中国，前往中亚高原南部边缘的即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以及藏区边境的采集之旅。1918 年秋，安得思率领其科考团队再度来华，展开前期勘察工作，以便对后续的大规模的探察活动做准备。1919 年 5 月，安得思再次前往蒙古，沿张家口和库伦一带展开了考察活动。此次考察旨在对蒙古地区的自然环境及政治环境做了全面的调查，以期为后续的大规模探险做准备。1921 年安得思抵华，选定弓弦胡同 2 号的一座王府作为考察团的驻地，并着手联系中国政府及外蒙古当局以获取采集动物学与古生物学标本的许可证。1922 年 3 月，中亚考察团成员首次在北京集结，着手为赴蒙古的考察活动做准备。1922 年 4 月 17 日，考察团一行 40 余人，自北京启程，沿京张铁路线前往张家口，然后沿张家口至库伦的大道向西北行，经滂江、乌得抵库伦，并在蒙古高原展开动植物标本采集工作。

美国中亚考察团通过对蒙古地区的商贸探察活动、地理探察活动、考古探察活动、动植物种类采集以及社会探察活动等方面的考察研究，从不同角度为蒙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关键价值的材料，丰富了蒙古史研究的史料库。

参考文献：

[1]Osbor H F.“The Geological and Faunal Relations of Europe and America during the Tertiary Period and the Theory of the Successive Invasions of an African Fauna”Science， vol.276， no.11（April.13，1900）， pp.561-574.

[2]Mathew W D，“ Climate and Evolution，”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24， no.6（Dec，1915）， pp.171-378.

[3]Osborn H F， Men of the Old Stone A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pp.7-12.

[4]Keith A，“Review： Men of the Old Stone Age， ”Man， vol.11， no.4（1916）， pp.82-85.

[5]Roy Chapman Andrews， Whale Hunting with Gun and Camera，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916.

[6]Roy Chapman Andrews，“Explorations in Mongolia： A Review of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69， no.1， （January 1927）， pp.1-2.

[7]Roy Chapman Andrews， The New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2，pp.560-562.

[8] 宋元明：《美国中亚考察团在华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察（1921 － 1925）》，《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