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题材影像中“两路精神”的红色文化叙事与表征性空间建构

列斐伏尔的“表征性空间”理论揭示了空间与人类情感、社会经验的深度联结，作为空间三重体中的第三项，“它根本上是质的、流动的与充满活力的。”[2]64 其“活生生的”特质为解读公路题材影像中的红色文化叙事提供了全新视角。川藏、青藏公路（以下简称“两路”）作为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精神地标，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交通要道，更承载着“两路精神”。在公路题材影像中，“两路”及其延伸的西部公路网络构成了独特的表征性空间，既延续了川西地区作为“心安之乡”的治愈叙事，又通过红色文化的植入实现了精神价值的升华，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文化符号的转化。

一、红色地理的空间编码：“两路”作为表征性空间的双重属性

“两路”的修建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红色史诗。1950 年，11 万军民在雪域高原用血肉之躯在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生命禁区”筑起了总长 4360公里的交通干线。这种“以生命铺就道路”的牺牲精神，使“两路”天然具备了红色文化的基因。在公路题材影像中，“两路”的表征性空间呈现出“物质实践”与“精神象征”的双重属性。

从物质实践维度看，“两路”的艰险地貌构成了叙事的天然冲突场域。《318号公路》中，主人公驾车穿越怒江大峡谷时遭遇塌方，悬崖边摇摇欲坠的临时便道、暴雪封山后的孤立无援，直观展现了“两路”建设与通行的物理困境。这种困境的影像再现，恰是对“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精神的反向印证——当现代交通工具在原始地貌中艰难前行时，观众自然会联想到当年筑路军民“一锤一镐凿山开路”的壮举。

从精神象征维度看，“两路”的延伸轨迹暗合着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远方的风》中，骑行家庭在川藏南线途经康定、理塘等城镇时，总会与“筑路纪念馆”“烈士纪念碑”等红色地标相遇。这些空间节点的设置并非偶然，影片也通过主人公在纪念碑前驻足、沉思的仪式化场景，将公路旅行转化为红色精神的朝圣之旅。此时的“两路”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串联革命记忆的“精神脐带”，其表征性空间中“情感的内核”被红色历史激活，形成与列斐伏尔所述“私密或底层社会生活”不同的宏大叙事维度。

二、治愈叙事的红色转向：从“心安之乡”到“精神家园”

川西影像中“去而复返”的叙事模式，往往将公路终点设定为疗愈心灵创伤的“心安之乡”。而融入“两路精神”的公路题材作品，则将这种治愈功能升华为红色文化的精神滋养，使“返回”不仅是地理上的归乡，更是信仰上的回归。

《阿拉姜色》虽未直接展现“两路”，但其朝圣之路与川藏公路的并行轨迹，暗含着红色文化的隐性影响。继子与继父从隔阂到和解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亡妻 / 亡母遗志的继承——这种“完成未竟事业”的执念，与“两路”建设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形成跨时空呼应。此时的公路空间不再仅是冲突场域，更成为红色故事的传播媒介，其治愈力量不再源于自然风光的宁静，而来自“两路精神”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助。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陈末在仲德村重获生活勇气的叙事，可视为红色文化治愈功能的现代演绎。仲德村作为川藏公路沿线的藏族村落，其发展与“两路”密切相关——公路带来的物资与游客，使村庄摆脱了闭塞贫困。陈末走出迷茫的关键则在于目睹了当地居民像当年筑路军民一样“甘当路石”的奉献。这种叙事将“两路精神”转化为当代的利他主义，使川西的“心安之乡”升级为孕育理想信念的“精神家园”，表征性空间中的“关系性”被重新定义为个体与集体、私利与公益的联结。

三、道路母题的红色重构：从“迷失之旅”到“信仰之路”

公路题材中“走向初衷反面”的迷失叙事，在“两路精神”的框架下被赋予新的内涵：迷失不再是终点，而是寻找信仰的起点。红色文化的介入，使“道路母题”突破了个体迷茫的局限，升华为对集体价值的追寻。

《观音山》中“沿着铁轨去流浪”的无意义之旅，在融入“两路”元素的解读中呈现出新的维度。三个年轻人扒乘的货运火车，其行驶方向与川藏铁路并行，隧道中黑暗与光明的交替，隐喻着信仰的迷失与重建。当他们在途经的小站偶遇铁路沿线居民时，微光刺破迷茫。影片结尾火车驶入隧道的黑暗，不再是迷失的象征，而成为孕育新信仰的“母体”——正如当年筑路军民在黑暗的隧道中凿出光明，年轻人也将在红色精神的指引下找到方向。

《我的圣途》中沙马达依寻找“白色圣地”的幻灭与重生，与“两路”建设者“在绝望中开路”的历程形成镜像。布莱希托的战乱与“两路”修建时的艰难同样残酷，但沙马达依最终重拾信念的选择，恰是“两路精神”的原始投射：当年筑路军民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是凭借“甘当路石”的牺牲精神，在绝望中开辟通途。影片中沙马达依再次踏上旅途暗示着“两路精神”对古老信仰的重塑——圣地不在远方，而在“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道路本身。

四、结语：表征性空间中的红色基因传承

公路题材影像中的“两路”及其延伸空间，作为承载红色文化的表征性空间，既保留了列斐伏尔所述的“情感轨迹”与“亲历情境”，又通过红色历史的植入，拓展出“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的新维度。从“两路”修建的历史现场到当代公路旅行的叙事空间，红色文化始终是激活空间意义的核心密码：它使地理空间成为历史教科书，使公路旅行成为精神洗礼，使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产生共振。

此外，“两路精神”的叙事也反映了“空间尺度研究”这一新趋势，该理论主张“开展各种空间尺度问题的研究（城市、市郊、乡村）”，从而构建“由特定社会空间相互依赖的尺度间框架中的关系形式”。[3]75

参考文献：

[1] [ 法 ] 亨利·列斐伏尔 .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 林聚任 . 新城乡空间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 [J].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1）.

[3] 李彬 . 公路电影：现代性、类型与文化价值观 [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

甘孜州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甘孜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项目“‘两路’沿线少数民族电影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GZHSWH202410] ；2023 年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红色文旅研究中心项目“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图像功能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HSWL23Y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