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措施研究

当代社会面临的大气环境压力呈现出跨行政区划、多污染源耦合、二次污染物转化的高度复杂性特征，污染物的产生源于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依赖、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工业生产中特定工艺环节的无组织排放，以及农业活动产生的氨（NH3）等非传统污染物，这些排放源在特定气象条件下通过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与颗粒物生成机制，叠加形成区域性、季节性的空气污染事件。并且，中国正处于产业与能源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刚性需求与生态环境硬性约束之间的关系，提升跨部门、跨区域的联防联控协调效率，破解现有监管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技术支撑不足、政策工具单一、执行反馈滞后等矛盾，都需要通过系统化的管理措施研究与创新实践来寻求突破。

一、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的常见问题

（一）污染源管理精细度不足导致排放控制低效

环境工程实践中常见大气污染源难以实现动态化、清单化管理，根源在于部分排污单位基础台账薄弱、排放因子数据缺失或失真现象普遍存在，生产工艺节点与污染物发生量之间的定量关联关系未能建立清晰映射，工业窑炉、锅炉、涂装线等重点排口监测设备覆盖率或运行稳定性不足，造成排放强度核算存在系统偏差。同时移动污染源管理长期受制于在线监控技术适用性难题，柴油货车、非道路机械在实际运行工况下常处于监管盲区，油气回收设施、尾气净化装置运行状况缺乏连续有效监督手段，形成监管事实缺口[1]。

（二）监测网络覆盖与数据应用存在多重割裂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在工业集聚区下风向、城乡结合部、行政区交界地带存在空间布局欠合理状况，导致污染物迁移路径捕捉不全、污染热点识别滞后。现有国控点与省控点主要关注六参数常规指标，但对于臭氧前体物（VOCs）组分、氨（NH3）等关键前体物监测能力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复合污染精准溯源需求。微观层面的企业有组织排放在线监测系统与厂界无组织监测数据尚未实现平台化整合，重点源排放数据与空气质量站数据之间存在分析断层，无法有效支撑 " 点 - 面 " 响应关系验证。监测设备校准质控流程执行不到位导致部分站点数据可信度存疑，而监测结果向执法行动的转化链条存在响应迟滞现象，超标告警信息未能及时形成闭环处置机制，削弱了污染过程应对时效性。

（三）法规执行协同性与技术适配性存在落差

现行排放标准体系对特定行业（如中小型陶瓷制造、铸造、表面涂装等）的特殊工艺特征适配不足，限值设定与可行治理技术之间未充分平衡经济性与减排潜力，客观上导致部分企业治理意愿低迷。跨部门监管职责在散煤治理、生物质焚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等综合性污染问题上存在权限交叉或空白，生态环保部门缺乏对商业活动布局、能源供应结构的干预权限，建设、交通部门对非道路机械油品管控执法依据不足。环保执法力量在县域层面专业配置薄弱现象突出，面对企业隐蔽排污、数据造假等新型违法手段时取证能力不足，处罚力度与违法收益之间的悬殊差距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加之基层网格化监管体系人员流动频繁、专业培训深度不足，使得常态化巡查机制效果未能充分转化为环境质量改善实效。

二、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措施

（一）构建精细化污染源全过程监控体系

提升固定源排放监管效能需重点强化排污许可证制度与在线监测数据的耦合应用，通过建立覆盖原辅材料使用、治理设施运行参数、实际排放浓度的全要素电子台账，打通生产工艺环节与污染产生的定量关联链条；针对移动源污染顽疾，加快推广车载诊断远程监控终端在柴油货车领域的全覆盖安装，配套建立非道路机械身份编码与油品质量在线抽检机制，同步在物流园区、施工工地等场景强制安装尾气遥感监测设施；针对面源污染管理短板，探索实施餐饮企业油烟净化装置运行电流监控与清洗维护电子记录备案制度，对建筑工地推行扬尘颗粒物浓度分钟级监测及智能喷淋联动控制技术，辅以裸露堆场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巡查手段，形成多维度的污染源动态管控能力。

（二）优化空气质量监测与预警响应衔接机制

加密建设涵盖 PM2.5 组分、VOCs 特征物种及氨浓度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特别是在臭氧污染高发区域增设光化学观测站点，强化对传输通道和城乡结合部的梯度化布点设计；推动企业有组织排放口监测数据与厂界微型站、社区监测微站数据的多源融合分析，建立“污染源排放 - 环境受体浓度”的快速响应评估模型；规范监测设备校准流程并通过数据质控规则库自动识别异常值，将超标告警信息直接关联至属地网格化监管平台并启动分级响应预案，同步强化监测数据在环保执法中的证据转化效率，确保监管动作与污染过程的时空匹配性。

（三）推进治理技术与标准体系的适配性更新

依据典型行业实际治理成本与减排潜力开展排放标准差异化研究，例如针对铸造行业冲天炉、陶瓷行业辊道窑等特殊工序制定专属限值指标和达标技术路线指引；完善挥发性有机物“过程管控 + 末端治理”的协同控制规范，强制要求企业编制泄漏检测与修复计划并实施密封点信息化管理；建立治理设施性能评估长效机制，重点对除尘滤料更换周期等关键参数设定运行维护技术规范，推广治理设施分表计电监控模式以防止设备闲置现象，使标准执行兼具技术可行性和管理穿透力。

（四）深化跨部门协同与基层监管能力建设

建立由生态环境部门主导的能源、交通、住建、农业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重点解决散煤替代清洁能源供应保障、高排放非道路机械淘汰更新补贴、建筑施工绿色防尘技术推广等跨领域问题；完善县域环保执法专业装备配置与移动执法终端应用，开发基于大数据模型的隐蔽排污行为识别算法以提升复杂违法取证能力；构建基层环保网格员分级培训体系，围绕污染源快速识别、简易监测设备操作、环境信访处置等实务技能开展模块化训练，同时建立执法监督正面清单与信用惩戒联动机制以强化监管威慑效力，推动治理责任向末梢传导 [2]。

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已逐步形成覆盖污染源监控、监测预警、技术标准、协同治理等多维度的综合施策框架，特别是在推动固定源全过程监管、移动源智能化管控、面源精准化干预以及跨部门协作机制构建方面展现出系统性突破潜力。为此，需要探索区域环境容量的科学分配机制与跨界生态补偿政策，破解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风险，并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纳入治理目标设定过程，实现污染防治从以质量改善为核心向环境风险管控与健康福祉提升并重的战略性转变，最终推动大气环境管理向智慧化、人本化方向纵深发展，为全球特大型城市群大气治理贡献制度创新与技术集成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刘凌 . 浅谈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措施 [J]. 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 ，2024，5（16）：142-144.

[2] 周船生 . 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措施 [J]. 资源节约与环保 ，2023，（11）：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