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可分为外部政策规制与内部企业响应两类。在外部驱动方面，环境税作为重要的经济激励型规制工具，被证实能有效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于连超等（2019）基于工业上市公司数据发现，环境税通过提高企业合法性压力和成本粘性，促使企业提升绿色转型程度，且对民企、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作用更显著。此外，强制社会责任（CSR）披露政策也成为关键驱动因素，王晓祺等（2020）通过准自然实验验证，强制 CSR 披露可通过强化企业规制合法性与规范合法性动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如绿色专利产出），进而促进转型，且在非国企、信息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效果更明显。

在内部响应方面，企业注意力配置与资源编排是核心。解学梅等（2022）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研究指出，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根据不同阶段的制度逻辑（如政策导向、市场需求）调整资源编排方式，例如在“绿色转向期”聚焦供应链资源整合，在“绿色转型期”推进产业链绿色集成。

二、不同主体的绿色转型实践

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呈现阶段性与模式多样性。解学梅等（2022）通过多案例研究，将制造业转型划分为传统发展期、绿色转向期、绿色转型期三阶段，并总结出四种模式：“产业链绿色集成模式”（如全链条减排）、“供应链绿色整合模式”（如上下游协同降耗）、“多重响应绿色蝶变模式”（如同步响应政策与市场）、“隐形冠军绿色追赶模式”（如专精领域技术突破）。

金融领域则以绿色金融为核心推进转型。王凤荣等（2018）强调，绿色金融需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实践结合，例如政府主导建立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同时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绿色项目，以满足绿色投资需求（如支持新能源、环保产业）。

三、绿色转型的机制与模式创新

绿色转型的有效推进依赖多元机制协同。在政策层面，需构建“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的综合机制：工业领域需强化环境规制与国际合作；金融领域需优化政策导向，完善绿色财政配置与协同激励机制（王凤荣等，2018）。

在企业层面，转型模式的选择需适配自身资源与环境。例如，解学梅等（2022）提出的“隐形冠军绿色追赶模式”，适用于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通过聚焦细分领域绿色技术研发实现转型；而“产业链绿色集成模式”更适合大型企业，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实现全链条低碳化。

现有研究已明确绿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因素（政策规制、企业资源能力）、主体路径（工业、制造业、金融）及机制模式，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对不同驱动因素的协同作用研究较少（如环境税与 CSR 披露的交互影响）；二是中小企业绿色转型的具体路径（如资金约束下的转型策略）探讨不足；三是绿色金融与实体企业转型的联动机制需进一步深化。

未来研究可聚焦三方面：一是探索多因素协同驱动的动态机制；二是关注中小企业、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转型痛点与解决方案；三是结合数字化技术（如大数据、AI）分析绿色转型的新路径，为“双碳”目标下的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精准的理论支撑。

四、总结

综合来看，国内关于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已构建起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从驱动因素、主体实践到机制模式，形成了多维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为我国“双碳”目标下的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在驱动因素层面，研究明确了外部政策规制与内部企业响应的双重逻辑。环境税通过成本传导与合法性压力倒逼企业转型，强制 CSR 披露则借助信息透明度提升强化企业绿色创新动机，二者共同构成政策驱动的核心工具。这种“硬约束 + 软引导”的组合模式，在不同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的企业中呈现差异化效果，印证了政策工具需与企业特性动态适配的重要性。而企业层面的注意力配置与资源编排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转型的微观动力机制 —— 制造业企业通过阶段性调整资源整合策略，将外部政策信号转化为内部转型行动，为理解企业转型的能动性提供了新视角。

从主体实践来看，不同领域的转型路径呈现显著特征。制造业作为高耗能、高排放的核心领域，其转型的阶段性（传统发展期 — 绿色转向期 — 绿色转型期）与模式多样性（产业链集成、供应链整合等），反映了产业特性对转型路径的深刻影响。大型企业凭借资源优势推动全链条低碳化，中小企业则通过专精领域的技术突破实现“绿色追赶”，这种差异化实践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精准靶向。金融领域以绿色金融为纽带，通过“政策引导 + 市场运作”的双轮驱动，搭建起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的桥梁，既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也凸显了跨领域协同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机制与模式创新方面，研究强调多元协同的重要性。政策层面的“政府引导 + 市场运作”机制，既发挥了政府在规则制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又释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力量，避免了单一主体推动转型的局限性。企业层面的模式选择与自身资源、环境的适配性原则，则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转型范式。这些机制设计与模式创新，共同构成了绿色转型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为破解转型中的“成本 — 收益”困境提供了思路。​此外，数字化技术与绿色转型的融合研究也应成为新的增长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环境监测、能源管理、碳足迹追踪等领域的应用，可能重塑转型模式与效率。未来可探索数字化技术如何降低企业转型的信息不对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产品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为绿色贸易与绿色消费提供技术支撑。

总之，绿色转型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其研究需在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上同步拓展，既要破解现有转型中的痛点难点，又要前瞻性把握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新机遇，为我国全面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更精准、更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方案。

参考文献

[1] 解学梅，韩宇航。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2022, 38 (03):76-106.

[2]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 29 (07): 112-120.

[3] 王晓祺，宁金辉。强制社会责任披露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 35 (04):69-77.

[4] 王凤荣，王康仕。绿色金融的内涵演进、发展模式与推进路径 ——基于绿色转型视角 [J]. 理论学刊，2018 (03): 5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