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汉国与河水汾水

摘要：刘渊汉国以匈奴部族为基础，利用黄河、汾水的谶纬、祥瑞增强政权合法性，同时在汉化进程中逐步接纳汉文化，其统治阶层深受汉文化影响。政权内部在自然灾害频发下稳定性受到挑战，加之频繁战争导致对河汾地区的治理疏忽，汉赵政权逐渐式微。匈奴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贡献显著，但未能有效应对内外困境，最终为后赵政权所取代。刘渊汉国的兴衰，不仅反映了政权建设中的复杂因素，也展现了不同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及其深远影响。

关键词：刘渊；汉赵政权；河水；汾水

一、魏晋时期内附河汾地区的匈奴部族情况

自匈奴归附汉朝始，汉朝主要对其实行怀柔羁縻政策。东汉末年‚匈奴人口日盛。为防匈奴势大难治，曹操开始加强对匈奴的管理，将其部众分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尽于太原故茲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诸王侯以下部民降为齐民编户，单于虚有其号，实权落入汉人手中。

此时，内附的匈奴部众被打散分布在黄河与汾水之间，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匈奴民族之前的草原游牧习俗已经不再适应生产生活秩序，加之汉族统治者有意地对于匈奴上层与匈奴部众之间的疏离与加强对匈奴部众的控制，匈奴部众也不得不在承担游牧酋长的原始剥削的同时也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封建地租剥削，由此匈奴部族开始了向农耕文化的转变，逐渐成为了半耕半牧的松散部族。

同时，匈奴部族中的统治者阶层也逐渐被纳入到汉文化圈中，魏晋朝廷对他们采用质子与授职的手段，使他们幼时在长安洛阳两京受教，同时也割离他们与匈奴部众之间的联系，使得在西晋时期，匈奴部族的大多数统治阶层都曾接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并取以汉名，这与后世的北魏政权有着鲜明的对比。《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载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而刘渊起事时的得力助手，其叔祖刘宣则“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磾也。’学成而返，不出门闾盖数年。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孙炎是汉末大儒郑玄的弟子，而刘宣则是师从孙炎，并得到了其高度评价，且乐于成为萧何、邓禹之类的角色，可见此时的匈奴统治者阶层汉化程度之深。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此时的匈奴民族并未普遍汉化，且匈奴部众虽然由于魏晋朝廷的管辖而得以免除一部分部族剥削，但魏晋朝廷对于此时的匈奴部众的封建剥削是非常沉重的，由此下层匈奴民众并不认可汉人朝廷，而更倾心于不再压迫他们且有着血缘部族联系的匈奴上层阶级，这也就给了匈奴统治阶级以团结匈奴民众起事的机会。

二、汉赵立国与河汾灵徵

随着匈奴上层汉化的加深，黄河的特殊意义也逐渐被他们认识到，同时魏晋时期继承汉末谶纬大作的风气，由此居住在黄河、汾水之间的匈奴统治者也乐于采用关于黄河、汾水的谶纬、祥瑞为自己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

刘渊起事，作为匈奴人无可避免民族身份上的尴尬，于是他在建立政权的准备阶段极力于追求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于是他说：“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为自己的政权披上了汉室正朔的外衣，随后不仅在左国城南郊即汉王位，还在政权中央的配置上采用了汉制，以求吸引黄河汾水流域的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同时效仿中原政权为自己营造祥瑞，而居于黄河汾水之边的汉赵国，自然需要这样的“灵水”的支持，于是不仅营造了汾水得玺的戏码，还编造出了他的母亲在黄河边的龙门“感应受孕”的故事，为自己的政权与黄河天命挂钩。

然而自然环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人感应学说同时也会导致自然灾害对于君主的威望和政权的合法性有着极大的打击。汉赵政权自刘聪继位以后灾异频现：建元二年（316）八月，平阳地震，汾水大溢；麟嘉二年（317）河汾又大溢，“流漂流数千家”。这样的灾异大大打击了汉赵政权的威望以及合法性，同时对于生产的大幅度破坏也使得河汾地区出现了饥荒与疫病，又进一步打击了汉赵政权。随后刘矅光初四年（321）终南山崩后有人献带字玉玺一枚，在群臣上贺的情况下中书监刘均则说“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今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指出此徵可谓厄运甚至天命有鼎易之象，希望刘矅修德禳之。可以看出此时的汉赵政权内部对于汉赵“天命”已产生了动摇，并且河汾地区频繁的自然灾害也使得本来帮助加强统治的谶纬祥瑞变成了动摇人心的工具，由此汉赵政权对于祥瑞谶纬的书写也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了。

三、汉赵政权对于河汾地区的统治与衰退

刘渊起事于左国城，并随后定都离石，这两地相差不远并都处于黄河沿岸。且刘渊时期汉政权起事后遭到晋朝的围攻，频繁地与刘琨、司马腾和拓跋猗卢等忠于晋朝的势力交战，政权实际控制地区就限制在河汾地区。而汉政权对于河汾地区的统治，史书并未记录其细节，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文字中管中窥豹。永兴二年（305年），离石发生饥荒，刘渊率百官迁至黎亭（今山西长治市西南），就食邸阁。《读史方舆纪要》载：“黎亭，在府西南三十五里黎侯岭上。……晋永兴二年，刘渊以离石大饥，徙屯黎亭，就邸阁谷，即此。” 邸阁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专用于储存租粮的仓库，刘渊迁都黎亭应是灾荒年间的紧急避险措施，并不代表汉国政治中心完全迁离了离石，刘渊政治中心的变更应是离石—蒲子—平阳。

事实上，汉赵政权在河汾地区频繁转移政治中心的原因是为其终极目标“光复两京”而服务。正如前文所提到，汉赵政权的合法性外衣是对于汉正统的“兄亡弟绍”，其短期战略目标来看主要目的则在于攻克两京之后灭亡晋朝，旧都离石、蒲子则距离长安洛阳太远。嘉平元年（311），守蒲坂的晋将赵染率众降汉，而蒲坂是控制黄河交通的要道，对于汉赵政权意义极为重要，有利于政治中心向前西推进，由此汾水中段的平阳则成为了汉赵政权的第三个首都。在迁都平阳并着重控制蒲坂后，汉赵政权逐渐赢得了对晋的战争，先后攻克了洛阳与长安。但随着首都先迁到洛阳后又迁到长安，汉赵政权对于自己起事的河汾地区的治理逐渐疏漏，随之而来的则是匈奴游牧传统对于汉赵政权的反扑，河汾地区近乎被汉赵政权所放弃，直至为石勒后赵政权所攻占。

结语

毫无疑问，以匈奴部众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汉赵政权深刻地受到了汉文化以及河汾文化的影响，汉赵政权的汉化进程乃至政权发展都有着河汾文化的影子。然而，汉赵政权在频繁的变革与战争中逐渐放弃了这些因素，转而为入塞内附之前的游牧风气所控制，在攻占两京之后没有能够审时度势，也错误地放弃了对于河汾地区的管理与控制，最后为石勒的后赵政权所攻灭。但是以刘渊为首的一批杰出匈奴统治者为河汾文化和汉文化做出的贡献，就像河水汾水一样，依旧延绵不断地流淌着，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