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在中国的起源、演变及其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姓名：陈佳璐 性别：女 民族：蒙古族 籍贯：内蒙古赤峰市 出生年月：1999.07.09 学历：硕士研究生 职称：无

摘  要：当前，理财市场发展迅速，但我国现代理财实践却是在总结西方理财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是“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因此，本文依照时间顺序将理财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并概括其主要特征，进而探讨了在不同时代下“理财”内涵的当代价值，为深刻认识财政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理财机构在数字时代下创新理财产品提供借鉴。

关键词：理财；演变；发展特点；历史启示

随着社会经济和市场主体的迅速发展，理财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流行曲。尽管已有不少学者从理财方式[1]、理财产品[2]、理财市场[3]等视角做过探讨，但这些文献都是以现代理财观念为基础形成的，即以证券、基金、信托、期货、保险等理财产品作为主要投资渠道。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理财思想与国家政权在形成的时间上基本具有一致性[4]。然而鲜有研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现象出发进一步厘清、提炼理财的原初语义和切实含义。关于理财始于何时、如何变化等问题，始终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因此，探究理财一词含义在我国的来龙去脉，有益于从中总结和把握理财的一般性规律，对提升新时代下国家治理能力，制定更为科学、高效的财政政策具有现实意义，为理财项目的发展与优化提供参考价值。

一、中国古代以治国安邦为价值遵循的理财

原始社会末期，剩余财富为理财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们尝试用绘画、结绳、刻砌等方式来表现经济管理活动及其数量关系。中华文化强调“家国同构”[5]，中国古代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反映了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方向。国家理财构成了我国古代“理财”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主要的价值遵循。

历史治理观念中的理财概念基本等同于今天的意涵。《说文》中，财被解释为人们当作宝物的东西，是物资和货币的总称。理则是雕琢玉器。《说文解字注》将事物内在法则比作玉石纹路，把理从加工雕琢引申为善于治理[6]。所以理财可以理解为对财富进行经营管理。理财最早可追溯于《易经·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7]，这里的理财主要指理国家之财。夏商时期理财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事务的组成部分。周时期的财务管理体系体现了政治制度的变化，开始存在特定部门专司其职。“天官冢宰”总管王室财务，“司会”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记录归档，“小宰”负责财政预算的控制及财物调度，“宰夫”有权审查各级部门并越级呈报[8]，初步建立起包含管控、会计和审计三项工作在内的国家财务组织系统。政治制度的建立与维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严密的财政体制是控制国家政权的必然途径，上收财权成为了封建政府强化统治的统一手段。秦汉时期将巩固皇权作为最主要的治国目标，两级上计制确保中央能通过各郡县公文掌握地方收支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趋势为国家财务管理增添了军事色彩，财务活动以服务军事需要为目的。唐在延承三省六部的基础上实行财计权力五分管制，各部门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将财务组织建制推向完善。宋初设三司分宰相之权，依托申省文帐直接统筹各州郡财政用度，地方丧失财政自主支配权。明清时期废除丞相制度，户部掌全国财政并直接受皇帝控制，财政大权进一步趋于集中。

不同朝代的国家理财方式具有不同特征，但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是依托农耕文明建立的。受耕地面积和生产力水平限制，农耕经济增长缺乏弹性，量入为出反映了我国古代理财的发展需要[9]。受儒家思想教化，勤俭节约思想使得遵循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通常伴随着节流开支和积贮储藏的行为。收入总额相对固定的处境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减少开支，积储方式比较单一的约束又使得直接贮藏成为了最普遍的选择。在古代粮食被看作财务储备的一部分，国家会设立粮库积存粮食以备灾荒或战时之需。

二、中国近代以西学东渐为演变基调的理财

鸦片战争失败后，社会激荡引发了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的连锁反应。迫切寻求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现实需求使国人无从顾及西方理财的适用性，传统理财观念及行为范式遭到质疑和否定。财政作为政府做出的经济行为，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属性，是连接国家经济和个人经济的调节器，财政思想和政策的变更引导了个人理财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使得资本主义维新派和改革派摒弃了讳言财利的传统观念，结合功利主义建构了新的价值导向，鼓励民众追求正当的财富[10]。另一方面，信用制度、公司组织形式以及公开招募投资的引入，使得股市有了一个蓬勃开端。由此，从个人角度进行理财在近代呈现增长态势。

轮船招商局推行股份制并发行了第一支股票。其性质在创办章程中有清晰阐述，“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之有公司也” [11]，可见轮船招商局实质上是股份制企业。漕粮运输权保障了其盈利能力，股票购买者大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2]，同时带动了民众对其他股票的认购兴趣，以储蓄存款为主的个人理财方式逐渐被股票投资所取代。此时投资者购买股票还旨在获得企业分红，但随着股票供不应求，大量投资者“其心仅欲股价陡涨，取利目前。或卖出此股，转以贱价收入他股，再待其涨而已”[13]，投机需求成为了股票交易的主要目的。

近代理财表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投资动机出于对企业管理者的信任。内忧外患的时局决定了近代股市的欠发达，股票局限于小范围的直接发行，具有明显的人合性。因为近代企业大多在政府官员的支持下开办，所以投资者以买办阶级的散户为主[14]。二是对收益的债券性要求，企业要以固定利率给予利息。在投资者看来购买股票无异于把资金寄存企业，社会资本匮乏导致高利贷长期统治近代中国资金市场，高利息水平决定了拥资者将资金从放贷转向投资时对股份企业结算利率的态度[15]。另外，近代股市三次大崩溃（1883年矿局倒账风潮、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和1921年信交风潮）使得股票转让和变现不易[16]，固定利息的保证才使得招募股本成为可能。总的来看，近代中国个人理财方式已经完成了从储蓄存款向股票投资的转变，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使得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发展逻辑难以直接套用于中国，必然会产生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结构相适应的变异。

三、中国现代以互联创新为发展态势的理财

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债券、基金、外汇等新理财方式的相继涌现拓增了金融原生工具的类别，机构也开始向个人提供理财顾问服务。然而预期股票立即获利的投机需求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化问题，致使大量抛股离市行为加速了资金链中断的到来。从此，个人风险意识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市场动荡得到普遍强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寻求更加多样化的理财方式分散资金风险、实现财富保值增值。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带来各行业的秩序重构和升级转型。余额宝业务颠覆了传统支付模式，实现了消费场景与理财投资的创新结合，开启了大众理财的时代，拉开了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序幕[17]。余额宝是长尾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典型应用，它突破了人们对二八定律的遵奉。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投资门槛较高，注重大额理财，余额宝深耕普通财富客群，利用网络储存和流通成本低的优势，实现碎片化理财，降低个人理财所需的时间和学习成本，以低风险的货币基金投资推动理财行为成为一种常见的大众生活方式[18]。经历了股市熔断、利率下行、楼市见顶、货币贬值、全球疫情等诸多冲击，国内投资者对理财的认识愈发理性，趋于稳健增收的理财方式已经成为了投资者的普遍选择。一方面，借助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便捷高效，全球资产配置走进大众视野。理财者仅通过互联网在海外理财投资平台完成操作，即可实现对各类不相关的优质资产进行管理。不同国家地区的市场风险、投资机会和理财政策存在明显差异，全球配置既能够降低单一地区经济波动对理财收益的影响，又能够有效规避税收压力，提高理财产品组合的收益和稳定性[19]。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具有丰富的合约品类和巨大的创新潜力，通过合理设计、组合各类衍生品能够规避大部分财务风险。由于衍生品是依赖于标的资产存在的伴生产品，因此只要标的资产市场是有效的，衍生品就能被正确估值。互联网技术缓解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理财者对金融衍生品高杠杆、价格敏感等特点的认知也从高风险转变为风险管理工具。

四、中国理财发展特征的历史启示

立国为政，非财莫举。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国家财政工作必须坚持的思想。财政部门应从严从紧编制预算，把牢预算支出关口统筹盘活“趴账”资金，合理配置公共财富。同时加强监管力度，规范管理体制以应对理财产品和交易方式虚拟化的现实需要。财政作为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要用来造福人民，国家理财应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为改革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财政保障。

我国古代民众已经开始仿照国家理财的思路进行个人理财，但更为先进的理财方式和产品却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许多理财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提出的，近代历史经验表明西方理财观念的照搬移植难以适应中国土壤下的具体实践。我国理财机构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命题范畴，紧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蕴含的历史机遇，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理财发展道路。

在科技赋能的新格局下，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与理财行业的深度融合突破了传统理财服务的边界。个性化需求的提升促使以多样化产品供给服务异质性用户形成的“范围经济”成为了理财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全渠道战略，深入挖掘长尾客群，积极打通美食、商城、旅游等小额高频生活场景与定制化理财服务的相互嵌套，针对不同客户画像持续丰富差异化理财产品，构建动态理财创新机制，提升用户渗透率和粘性将成为理财机构与科技创新共生共长、同频共振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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