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资本视角下高价彩礼的形成逻辑和治理路径探究

摘要：本文基于农村社会资本理论，系统探究了高价彩礼的形成逻辑与治理路径。通过对农村高价彩礼形成的主要机制和具体影响入手，提出了“主体整合－路径重构”的双维治理框架；同时以村域竞争产品开发、消费市场盘活、投资观念转型及信用体系构建为抓手，推动农村社会资本向理性化、制度化转型，削弱高价彩礼存续的社会土壤。

关键词：农村社会资本；高价彩礼；差序格局；代际绑定

引言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对农村高价彩礼问题的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1]。由于农村社会深固难徙的关系和伦理本位特征，如今在高价彩礼治理问题上的举步维艰。这里所提及的关系和伦理本位，即农村社会资本的抽象表现。本文将从农村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出发，梳理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的形成逻辑，并根据现实的治理困境，就可行的治理路径做出探究。

1.研究综述

1.1彩礼起源和现代农村彩礼的相关研究

有记录的彩礼习俗最早起源于西周的纳征[2]，最初是婚姻契约的物质表现形式。自西周以后，彩礼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慢慢被固定下来，对古人来说，比礼更高一个层次的就是法（刑）[3]，因此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彩礼在古代应当是具有“半强制力”的。

在古代，男女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彩礼作为婚姻契约中重要的转移支付工具，为女方家庭做了一定数量的补偿，同时也为女方自身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4]。同时，也有研究认为，彩礼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其具有检验男方财力、规避婚约解除风险以及表达男方爱意的作用[5]。

在现代农村高价彩礼问题的研究中，杨华[6]从婚姻挤压、彩礼属性、彩礼归属、代际责任和婚姻市场等机制，就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逻辑做了阐述，其中重点提到了当地婚姻市场对高额彩礼出现可能性的主要贡献。刘桓宁等[7]以江西南部某镇作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认为是农村地方文化传统和生活变革交织造成了高价彩礼呈现出“原生型”和“续生型”这一体两面的状态。

1.2关于社会资本及农村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社会资本的学术探讨，发端于布迪厄所提出的系统性的资本理论。在该理论中，他将资本理论从微观层面细分为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8]，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关系网络相关，网络为成员提供了群体的资本， 成员可以将网络中所获得的资本用于信贷。[9]

王雨磊[8]将社会资本问题看作是人与网络的问题，他将社会资本概念中的社会性表达为“积累向度”的“道德化、制度化和总体化”。

谷家荣，段雁[9]则从社会资本概念入手，强调了社会资本不能单纯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挂钩，而应当是从社会网络发散开，突出“价值、规范、道德”等与社会学相关的要素和内容。

针对农村社会资本的讨论，研究者往往都是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开始探讨，认为“差序格局”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涉及了西方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10]。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就像石子入水所溅起的波纹，以石子——自己为中心向外呈同心圆一圈一圈散开，越往远处，水波动能越小，形态也越浅，这样的描述与社会资本的网状连接概念有高度的相似性。

贾建梅，郭雅玮认为农村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向农村地区的一种过渡，且目前有愈发弱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农村家庭结构的日趋松散、村庄文化和传统观念的淡化与漠视和农村基层组织对于农民拉力的缺乏。

张石俊从马克思对人与社会交往、人与自然交往的关系的论述出发，提出要正视传统的农村社会资本所带来的消极和负面影响，并通过整合的方式，推动构建全新的农村社会资本内容。

2.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农村社会资本

本文将所述的农村社会资本放在传统的农村人际关系及社会结构上加以考量，其网络结构由关系网（人情网）和风俗习惯以及部分效力较弱的村规民约组成。关系网不单单是依靠宗族来维系，婚姻、朋友，甚至是工作关系都是关系网的基本维持要素；风俗习惯主要是指传统的长幼尊卑秩序和具有典型地区特色的宗教信仰与活动；村规民约来自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考虑到近些年随着农村的变化和发展，村委会当中村民自治的色彩越发褪去的现实情况，因此将这里的村规民约加了“效力较弱”的前置限定。

而农村社会资本分配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古代农村社会资本基本上按照权力秩序进行分配，数千年来这一格局鲜有改变。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资本的分配不再是由传统的权力格局所主导，越来越和人本身的工作性质或是收入来源挂钩。

从长远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内部的分化将越拉越大，且开放性也会逐步增强，相关的伦理血亲关系作用会更加减弱，而制度化理性的网络构成终将成为主导。但就目前来看，相关转型尚在起步阶段，甚至是因为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的过程中而出现了倒退和反复，所以，未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农村社会资本为高额彩礼的出现提供了比较丰厚的土壤。

2.1.2高额彩礼

学界对于彩礼的高低没有明确规定，多是用超乎常理、超乎想象一类的模糊用词进行界定。而举例论述的金额也在10万至100万不等。本文对高额彩礼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界定：一是彩礼金额明显与家庭经济收入和承受能力不匹配；二是相关资财给予女方家庭而非女方本人或夫妻家庭；三是彩礼金额的定价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和讨论。

2.2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基于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而建立，目的在于分析现代农村社会高价彩礼的形成逻辑，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网络结构的异质化，细分为代际之间的畸形绑定、熟人内部的攀比情节、姻亲关系的高标门槛；第二是风俗习惯的庸俗化，细分为地区俗成的参考定价、婚姻契约的精神淡漠、防范风险的物质考虑。其后根据彩礼的形成逻辑，通过农村内部各参与主体和监管主体，以及农村外部的参与主体和监管主体视角，对治理农村高价彩礼的可能路径做出探究。

3.农村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高价彩礼的形成逻辑分析

3.1网络结构的异质化

3.1.1代际之间的畸形绑定

血亲关系是农村社会资本关系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地区的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问题都格外看重，其是否结婚或生育对家庭在农村的社会地位有比较大的影响。再加上男方所支付的彩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来自父母，因此，在男方与父母的代际绑定中，形成了必要的支付意愿。

从女方家庭来说，他们会认为彩礼的支付应当与家庭本身密切挂钩，如果不给彩礼、金额较小甚至是不给到女方家庭，都会形成“对女儿白养一场”的畸形感知。这样的行为，间接就将女儿由婚姻契约的平等一方变成了获取物质利益或物质回馈的重要工具。

3.1.2熟人内部的攀比情结

农村社会从本质来说还是一个特点突出的熟人社会。对于婚姻双方家庭来说，如果没有拿出所要求的彩礼或获得所要求的彩礼的能力，基本上等于在熟人关系网络中公开示弱。人情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利益趋向性，如果潜在的利益吸引力消失，周围环境中的利益趋向者也会接踵消失，这样的熟人网络损失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从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

3.1.3姻亲关系的高标门槛

姻亲关系是农村社会资本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支付和收取高价彩礼则被当成了姻亲关系建立的门槛。对父母来说，有着天然地希望下一代能幸福生活的热切期待。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生活幸福的基本前提或是重要基础就在于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物质条件则是满足这一需求的关键因素，恰好彩礼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彩礼通常是由女方家庭/父母定，定价会尽量往更高标准去定，直到触碰到男方家庭可接受的底线。这样的过程也是一种博弈过程，但具体是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结果。

3.2风俗习惯的庸俗化

3.2.1地区俗成的参考定价

关于农村彩礼的地区定价，并没有做到全国统一。福建省福州市的彩礼受到商业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导致定价普遍较高，尤其是“长乐金峰一带，该地区经济发达，彩礼少则三四十万，多则上百万。”与之相反的，重庆市在2013、2017和2019年连续三次的彩礼调查中，都被划分在0彩礼地区。结合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攀比心理，这样被庸俗化固定下来的地区彩礼参考价格，往往就成了高价彩礼水涨船高的基础价格。

3.2.2婚姻契约的精神淡漠

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中，鲜少有契约精神的影子。再加上地主阶级或统治阶级长期对农民持续性的剥削，导致其对于看似制度性的约定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这样的集体性格缺陷在婚姻契约的缔结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农村婚姻往往缺乏必要的信任基础，婚姻契约就需要另外的形式来做出保障。现代农村社会唯有通过高价彩礼，才能够换来最直接的物质上的保障，对于有彩礼的女方和女方家庭来说，如果将来婚姻破裂，至少能通过实物资本来使得其心理上获得一些必要的安慰。

3.2.3防范风险的物质考虑

农村的离婚率已连续15年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在留守问题。近几十年性别失衡的人口流动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妇女、老人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要完全依靠个人力量来持续性地撑起家庭，同时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来看，长期分居也会造成两地大量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出现，这些现象的最终结果是造成婚姻的不稳定或者完全破裂。

农村地区高价彩礼的机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稳定婚姻存在正向积极的作用，这个观点从女方视角来说，是高昂价格的支付带来的必要生活保障；从男方视角来看，是沉没成本的付出带来的离婚成本的更大化。但不论怎么看，这样的婚姻始终没办法持续稳定，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而分崩离析。

4.基于高价彩礼形成逻辑的治理路径探究

治理路径宏观上通过治理主体的整合和治理路径的重构来实现。治理主体统筹考量农村域内域外的具备一定规制手段的利益相关方，而治理路径的重构则是从网络结构整顿和文化习惯重塑上入手。

4.1治理主体的整合

总的来说，对于农村高价彩礼的治理主体可以划分为“政府、村支两委、家庭”三级、乡贤、青年和杰出女性以及社会文化组织四个方面，

4.1.1三级规制体系

上级政府要出台明确的治理高价彩礼的意见办法，主导建立“背对背”效果评议体系。将乡风文明与家风培育紧密结合，由村支两委建立电子化的家风培育档案，并将彩礼数额、婚宴规模等作为档案的重要内容，与村民切身利益挂钩，并安排乡镇政府对全流程作出监督。

4.1.2发挥乡贤作用

鼓励各村乡贤及退休返乡的老教授、老干部、老党员积极参与高价彩礼的治理工作。按期聘请担任治理问题顾问，并发放必要的生活补贴。积极联络上级部门的关工委，引入更多域外有生力量，共同参与农村高价彩礼的治理工作。

4.1.3发挥青年及女性作用

积极联络引入“三下乡”“返家乡”学生工作队前往当地考察并形成调研报告，通过人大直通车，直接提交乡人大进行讨论落实。挖掘本土有文化知识的女青年，赋予重要岗位，鼓励共同参与高价彩礼的治理工作。

4.1.4积极引入社会治理

从根本上来说，治理高价彩礼无法跳脱社会风俗习惯治理的范畴，所以三级规制体系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婚姻的自由实际上也包含了某种程度上彩礼定价的自由，因此，引入社会组织方参与治理也是必要的。诸如新出现的一些红白理事会、新乡贤理事会等，由于其参与主体大多以农民为主，因此也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治理的痛点和难点，进而促进治理实效的达成。

4.2治理路径的重构

在本部分中，网络结构整顿是基于目前农村社会资本网络异质化的现实情况而设计，但要形成整顿效果，就必然要连同文化习惯的重塑一起考量。要改变前文所述的现状，将婚姻保障向更多维度延展，从根本上来讲，是要推动农村社会资本向现代城市社会资本的模式转变。

现代城市社会资本以制度化、理性化、法人组织以及较高程度的资本分化为主要特点，相较于现代常见的农村社会资本来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际网络的人情色彩更少，人们的行为选择更加理性、慎重。

4.2.1强化村域竞争产品开发

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都没有知识储备的现实需要，因此将竞争性和外部影响的因素纳入农村人居环境的丰富和系统化改造的思路当中，显得很有必要。

大力发展村域体育事业，做好“村BA”等“村+”模式的学习和借鉴；根据乡村特点，开展“庭院美化大赛”等活动；做好农文旅融合设计，打造富有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线路，通过旅游人群将文明理念和进步思想带向农村，进而推动农民的整体素质提升。

4.2.2盘活村域的消费市场

前文所提到的农村彩礼资金多是来源于一代或数代人的家庭积累，导致农村居民能够存住钱的一大因素，在于农村经营业态的单调现状，这样的消费市场现状，无法改变农村重储蓄的习惯。如果能够盘活农村市场，引入更多的新兴业态，从资金积累上来讲，会对高价彩礼的支付造成一定影响。

4.2.3改变村民投资观念，推动拓展投资渠道

增加富民路径，可以丰富村民抵御风险的手段，也对村民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学习提出更高的要求，村民在持续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也能够开拓自身眼界，避免被熟人间的“面子观念”和“代际间的牢固绑定”所困扰。同时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农村社会资本，按照“差序格局”的模式，拓展朋友圈的外延。

4.2.4构建必要的农村信用体系

做好法律下乡工作，推动村民从法理上逐步认识到契约精神和信用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建立和完善具有村域特色的失信惩戒制度，对于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要以红黑榜的形式进行公示，推动村民养成重信守诺习惯，引导村民因为信任和爱而去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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