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川西红色歌谣的生态与形态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红色歌谣研究中心”项目结题成果（项目编号：HSGY2024YB05）

摘要：川西红色歌谣是中国西南多民族地区独特的红色文化载体，其既是多民族地区历史记忆的载体，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其植根于川西高原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土壤。以生态与形态为双重维度，从民族学、生态学、文化学、音乐学等视角，较为全面的探究川西地区红色歌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系统分析其生成逻辑、艺术特征及当代转型，使其持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声载体。

关键词：川西；红色歌谣；生态；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

川西地区（四川省西部）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这里汉、藏、羌、彝等多民族聚居，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川西红歌是当地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融合了革命主题与少数民族音乐传统，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特色。本报告从生态（文化环境、社会功能）与形态（音乐特征、表现形式）两大维度，探讨川西红歌的独特性及其当代意义。

一、川西红歌的生态分析

川西红歌的形成与红军长征的红色记忆、多民族共生传统及地理封闭性密切相关。作为红军长征途经地，川西留存大量革命叙事，通过藏、羌、彝等民族的民歌形式重构，形成“双语红歌”“民族化旋律”等交融特质。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部分红歌（如康巴藏区《金珠玛米亚古都》）保留原生态唱法，而多民族聚居则催生“汉藏合璧”“羌韵红调”等跨文化实践。社会功能层面，红歌既是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媒介（如《北京的金山上》藏族版），也是社区凝聚的纽带（如羌族红歌《党的光辉照羌寨》），近年更通过红色旅游与舞台剧走向产业化，但其传承面临代际断层与过度商业化风险。

（一）历史文化生态

红军长征途经川西，为川西红歌的孕育培植了红色历史土壤，飞夺泸定桥、雪山草地行等，留下大量革命故事与精神遗产，成为红歌创作的素材来源。这里汉、藏、羌、彝等多民族聚居，多民族文化共生，藏、羌等民族的民歌传统与汉地红歌融合，形成“双语红歌”“民族化旋律”等特色。川西地区集中体现了红色记忆的地域化特征，红军长征在川西留下的故事与精神，成为红歌创作的集体记忆源泉。这里是民族政策践行的写照，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红歌推动民族地区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川西地区的文化生态显示出极高的适应性，川西多民族共生的环境，使红歌始终在“革命性”与“民族性”之间动态调适。

川西红歌的历史渊源与20世纪中国革命历程、多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川西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其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红军长征时期的萌芽

川西红歌的雏形始于红军长征途经川西高原。红军在翻越雪山草地、强渡大渡河（如泸定桥战役）的过程中，与当地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建立了深厚联系。为宣传革命思想、争取群众支持，红军将革命口号与少数民族民歌旋律结合，创作了简朴易懂的“红色歌谣”。例如，藏区传唱的《金珠玛米亚古都》（藏语意为“解放军是亲人”），即源于红军与藏族同胞互助的故事。这些早期红歌以口头传唱为主，内容多反映军民团结、反抗压迫的主题，成为红色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首次生根。

2.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化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川西红歌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政府通过“文艺为政治服务”政策，组织音乐工作者深入民族地区，对传统民歌进行红色改编。例如，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被填入歌颂毛主席的新词，成为全国传唱的经典红歌；羌族山歌也被改造为《党的光辉照羌寨》，强化“民族团结跟党走”的政治叙事。此时期的红歌创作注重融合民族音乐元素（如藏族音调、羌笛伴奏）与革命主题，既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也成为少数民族表达对新政权认同的载体。

3.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转型

随着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影响，川西红歌的功能从单一的政治教化转向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一方面，传统红歌因年轻一代兴趣转移而面临传承危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借助“红色旅游”开发，将红歌融入舞台剧、实景演出，如甘孜州《飞夺泸定桥》歌舞剧，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近年来，红歌主题亦从革命历史拓展到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并尝试与流行音乐、非遗技艺跨界结合，形成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多元形态。

川西红歌的历史演变，既是中国革命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与重构，也是多民族文化主动吸纳、转化主流话语的生动案例，其背后折射出国家、地方与族群三者互动的复杂脉络。

（二）地理环境生态

川西通常指四川盆地西部的广大范围，地理区划中则通常将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与攀枝花市合称为"川西高原四州市"。这个地区自然风景优美迷人，九寨沟、黄龙、卧龙自然保护区、四姑娘山、米亚罗红叶风景区、九曲黄河十八弯等风景名胜都位于川西地区，是四川省风景最迷人的一个地区，也是旅游和户外的理想去处。

川西红歌的生成和演变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态紧密相关。川西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过渡带，涵盖横断山脉、大渡河、岷江、雅砻江等复杂地貌，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封闭性与多民族聚居特征，共同塑造了红歌的文化特质与传播路径。川西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其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特征对这里的红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高山峡谷的封闭性，川西高原山高谷深、交通阻隔，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这种封闭性使红歌在康巴藏区、羌族村寨等部分偏远地区保留了原生态特征，例如藏语红歌《金珠玛米亚古都》的古老唱法，未受外界文化大规模冲击，基本暴力了原本的形态。多元地貌的不同地理单元孕育了差异化的红歌风格。例如，阿坝高原的羌族红歌高亢嘹亮，适应开阔草甸的传唱需求；凉山彝区红歌则节奏明快，与山地农耕生活的律动相契合。川西地区的河流与古道也在红歌孕育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渡河、茶马古道等水路与商道，历史上是红军长征路线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通道，促进了红歌的跨区域传播。例如泸定桥周边红歌，融合了汉、藏、彝的旋律元素。

（三）社会功能生态

红歌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形成的特殊文化符号，在宣传民族团结、塑造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影响力不仅源于音乐本身的感染力，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记忆、价值理念和集体情感。

红歌往往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如《黄河大合唱》反映抗日战争、《东方红》歌颂毛泽东领导等等，它起到历史记忆的凝结与共同体的构建作用，通过音乐叙事将个体记忆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这种记忆重构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民族的叙事，如《爱我中华》以“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的比喻，将各民族平等纳入国家叙事框架；《北京的金山上》融入藏族音乐元素，彰显民族文化的交融。红歌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往往超越单一民族身份，成为全体国民共同敬仰的精神象征，消解族群差异。新中国成立后，像《北京的金山上》的藏族版本之类的红歌成为宣传民族团结、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

红歌是意识形态的审美化传播，它将政治话语转化为情感共鸣，通过旋律与歌词的通俗化表达，使国家意识形态渗透至日常生活，它还是价值观的感性传递，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简练歌词阐明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朗朗上口的旋律，使抽象理念具象化。

川西红歌创作注重吸收各民族音乐特色，既保留文化多样性，又构建统一的国家文化身份，部分红歌使用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演唱，如《一个妈妈的女儿》就是藏语与汉语的双语结合，既体现包容性，又通过国家通用语言强化了沟通纽带。红歌在国庆等大型庆典、公共活动中的集体演唱，通过仪式化场景激发参与者的情感共鸣，强化我们的归属感。

二、川西红歌的形态特征

川西红歌在音乐结构、歌词意象与表演形式上呈现鲜明民族性。音乐融合五声音阶与藏族长调、羌族多声部等传统技法，乐器使用兼具藏弦胡、羌笛与西洋手风琴，形成“新旧共生”的听觉符号。歌词通过藏汉双语叙事及“雪山”“哈达”等地域意象，将革命话语转化为民族情感认同。表演形态则依托锅庄舞、宗教仪式等场景，以群体围唱、一领众和强化参与性。案例研究表明，经典曲目如《康定红歌》通过红色改编，从情歌升华为文旅符号，体现了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川西红歌的旋律调式以五声音阶为主，融合藏族“谐钦”、羌族“多声部”等元素，如《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藏式装饰音。节奏与结构多采用2/4拍或自由节拍，段落重复性强，便于传唱，如彝族红歌《达体舞曲》的循环结构。乐器上多使用藏弦胡、羌笛等传统乐器与西洋乐器结合，体现时代交融。

川西红歌的歌词与主题具有双语叙事的属性，藏语、羌语、彝语与汉语并用，如“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罗”（藏汉双语版本）。歌词极具意象符号之意，高频使用“雪山”“红旗”“哈达”等地域化、民族化象征。川西红歌的内容主题也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变，从歌词内容中不难看出如近年创作的《阿坝新歌》这类从“革命斗争”转向“感恩”“乡村振兴”的实时俱进的作品。

三、川西红歌的价值与保护建议

川西红歌是民族地区红色记忆的活态载体，也是多元一体国家认同的生动诠释和建构媒介。然而以川西红歌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传承生态的严峻挑战，年轻一代兴趣转移，传统口传心授模式的模式略显不足，加之商业化导致部分红歌“舞台化”，使红歌失去了原生语境。

积极思考以数字化保护濒危曲目，推动“红歌+非遗”跨界创新，并鼓励青年以流行音乐元素重构传统，平衡文化原生性与时代传播力，任重道远。川西红歌的生态与形态演变，不仅映射了中国边疆的文化调适逻辑，也为全球化语境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实践范式。

川西红歌是红色基因与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产物，其生态与形态的演变映射了中国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未来需在保护原生性与促进创新传播之间寻求平衡，使其持续焕发时代生命力。红歌的本质是通过艺术形式实现政治社会化，其成功在于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实践。在新时代，红歌需进一步创新表达形式，既坚守核心价值观，又回应青年群体的审美需求，使其持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声载体。这种“传统的发明”不仅关乎文化传承，更是国家软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王振华，扎西措.川西地区红色歌谣音乐形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

[2]李雪梅，陈立明.红色音乐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J].民族教育研究，2021，32（3）：45-52.

[3]四川省文化厅非遗处.川西北红色歌谣传承人口述史汇编[C].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红色文化生态保护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

[4]杨晓.多民族音乐交融视域下的长征歌谣研究——以川西地区为例[D].北京：中央音乐学院，2020.

[5]阿旺丹增，周红兵.藏羌彝走廊红色歌谣的符号学阐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5）：138-144.

[6]国家民委民族团结促进司.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研究报告[R].北京：民族出版社，2020.

[7]包爱军.中华民族共同体音乐论[J].民族艺术研究，2025，（01）：60-66.

[8]陈帮，任凌云.构建川陕红色歌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理路[J].新西部，2025，（01）：89-95.

[9]冯军成，刘钊.试论红色歌谣的价值挖掘与实现路径[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4，33（03）：8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