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考察

摘要：20世纪中期发生的中苏论战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件大事，论战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为焦点，具体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所处环境，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道路及其国家性质、政党性质等问题进行争论。中共在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批判武器，以争取国际力量、提升话语说服力为价值导向，以多元主体投身实践、发扬斗争精神为现实手段，为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中苏论战;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829

中苏十年论战是20世纪国际共运史上的大事件，对中苏两国、各兄弟党兄弟国家、国际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这场论战虽已过去许久，国情世情也已发生重大改变，但我们仍然能从中汲取一些独特经验。近年来，众多学者从多种向度对中苏论战进行解读：有的学者从整体角度对论战的诱因、理论实质、争论焦点、经验教训、当代启示进行研究，如陈立中的《中苏十年论战的缘起新论》[]；有的学者从具体的意识形态诱因、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角度进行思考，如李明斌的《导致中苏论战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也有学者以论战中具体事件为样本谈论意识形态争论，如周兵的《毛泽东与匈牙利事件后的意识形态论争》[]。这些研究见仁见智，论述比较完备，但是对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理论成果有待丰富。通过对论战进行历史考察，了解其历史脉络、话语之争后可以归纳出中共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举措，为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中苏论战的历史脉络

中苏论战持续了十年之久，总体上经历了产生分歧、中共被动挨骂、中共主动论战三个阶段，抓住其中的关键节点，有助于我们理清论战的历史脉络。

1.1956年，中苏产生分歧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三和路线”[]，其后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由此中苏开始产生分歧。中共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各兄弟党处于被动地位。具体到斯大林问题上，中共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认为其功大于过，功过应该七三开。为了表明观点和态度，中共于4月5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文章中，中共在指出斯大林错误方面的同时，主要地肯定了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几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斯大林客观的评价。随后，铁托发表的普拉演说[]再一次引发了对斯大林功过是非的讨论，中共在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斯大林的功过、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等问题进行答复与讨论，中苏两党由此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分歧。

2.1956-1962，中共被动挨骂

从1956年中苏产生分歧开始，中共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直采取耐心劝导的策略，避免论战公开化，希望苏共能够回到正确轨道上来。然而苏共步步紧逼，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走越远。

1958年，苏联以帮助中国搞核潜艇为诱饵，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搞长波电台，甚至提出要在中国驻扎苏联空军。中共明确拒绝了苏共的无理要求，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其实际上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阴谋。中共坚决抵制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使得苏共怀恨在心，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共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7月，苏联突然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妄图以此对中共施加压力。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公然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中共认为这是苏共修正主义系统形成的标志，但此时中共在回应中仍未指名苏共及赫鲁晓夫，仍然克制地将其泛称为现代修正主义。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指责中共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持有“特殊立场”，违反兄弟党的共同路线。中共出于维护团结、解决分歧的考量，在复信苏共时主动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但这项建议遭到苏共拒绝。紧接着从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赫鲁晓夫纠结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共发起了新一轮“围剿”，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共，这就使得中共不得不开始与苏共进行公开论战。

3.1962-1964，中共主动论战

面对苏共发起的新一轮“围剿”，中共不得不开始主动论战，从1962年12月起，中共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反驳苏共。1963年2月21日，苏共迫于自身所处的尴尬处境，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召开两党会谈及国际会议，希望停止公开论战。但是，苏共于3月30日又写了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重申了他们对国际共运路线的看法，无理地要求以此为会谈基础，这实际表明苏共继续坚持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扼杀了会谈的可能性。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复信内容十分详尽，驳斥了苏共来信中的许多观点，论及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如何对待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全民党”与“全民国家”等20余个议题。为了进一步维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统性，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相继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九篇评价苏共公开信的文章，统称“九评”。

二、中苏论战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

唯物史观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话语权息息相关，所谓话语权，就是运用具有说服力、影响力、战斗力的语言文字和理论话语去“让人听、让人信”并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因此，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的实质也就是争夺“施加影响”的权力。中国与苏联面临的内外环境大不相同，必然产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偏差，并引发话语权之争，具体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认识上。

1.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所处环境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及“和平共处”问题上。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进行核讹诈，渲染核战争会毁灭全人类。苏共领导认为饱经战乱之苦的世界人民难以承受核战争带来的恶果，但也判定在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强大苏联的制衡下，帝国主义国家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于是得出当前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主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分而治之”，实现“和平共处”。赫鲁晓夫甚至公开赞扬艾森豪威尔值得绝对信任，而对“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3]148选择性失明。

中国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剥削制度仍然存在，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仍然存在，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挑起的局部战争仍然存在，怎么能说是不存在战争问题了呢？难道除了核战争之外的常规战争算不得战争吗？亦或是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默认永久臣服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之中，这样便不存在战争、只剩下“和平”了。关于“和平共处”，苏共忘记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摇摇欲坠时，帝国主义非但不同意“共处”，还纠结帝国主义国家对其进行武装干涉，置之于死地。由此可见，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靠流血流泪的斗争得来的。在中共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不会主动发起战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路线、放弃武装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的权利。苏共过分强调和平，把“和平共处”当作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妄图在帝国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全面彻底地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毛泽东形象地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3]147来讽刺苏共抛弃马列主义、以妥协求和平的错误做法。

2.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道路

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苏共执着于将“和平过渡”这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添加到大会宣言草案中，这也成为中苏争论的一个焦点。“和平过渡”是与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紧密联系的。苏共认为，在当前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制约、平衡的局势下，在工人生活状况改善、政治待遇提高的推动下，无产阶级可以在议会中争取多数，从而将资产阶级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实现“和平过渡”。

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共忘记了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不等同于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消亡，更不等同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苏共也忘记了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统治阶级是不可能将政权拱手相让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包含了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4]由此不难推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尚且避免不了非和平式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又何况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那么苏共又岂敢对“和平过渡”抱有幻想呢？当然，中共并没有堵死“和平过渡”的道路，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1]22，而苏共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将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原则，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斗争的理论原则。

3.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和政党性质

中苏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还体现在国家性质与政党性质上。苏共在二十二大上提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认为当前苏联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臆造出这样一种观点：“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1]480。既然国家已经变成全民的，那国家自然不再需要仅仅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来执政，于是苏共便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全民党”了。

在中共看来，之所以苏共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不是因为苏联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不是因为“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1]490，而是因为苏共要抹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属性，要把马列主义的政党蜕化为修正主义的政党，因此中共将其视作修正主义系统形成的标志。中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然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作保证，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不能团结工人、农民、其他小生产者等广大人民，就不能遏制资本主义复辟、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最终消灭政党、消灭国家、消灭专政。从政党的内涵来说，政党是具有某些相同政治主张和目标的群体结成的政治组织，如果全民的政治主张、目标相一致，那又何须“全民党”的存在呢？阶级性是政党的突出特性，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阶级与国家都还未被消灭，那么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党”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三、中共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举措

中苏两党从产生分歧，到矛盾激化，再到公开论战，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在论战伊始，虽然双方主观上可能并非意在争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但随着论战的加剧，客观上促成了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事实。中国共产党运用多种举措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了鲜明特点。

1.立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批判武器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5]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紧握完整、准确、彻底的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斗争武器，将对苏共错误观点本身的批判转变为对其理论前提的批判，从而达到说服人的目的。

首先，坚持从马列主义原著中引经据典。中共在论战中使用的最主要最常见的批判武器便是马列经典原著中的语句，涉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国家与革命学说等。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中包含的理论已经实践证明，具有正统性与合理性，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以及广大亚非拉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广泛认同。因此，引用马列主义经典原文，不仅是批驳苏共错误观点的理论要求，也是一种现实需要。中共在1963年6月14日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评）一文中，引用列宁的话论证什么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6]，有力地批驳了那种否认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在1964年2月4日发表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一文中，中共借恩格斯对巴枯宁派分裂活动的态度评价强化自身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光荣地摆脱了腐败分子”[7]。诸如此类引经据典，在中共的文章中不一而足，鲜明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其次，坚持理论批驳与事实例证相统一。为了更有力地批驳苏共的错误观点，增强自身观点的充实性和说服力，中共在进行引经据典的同时，列举了我党在革命时期犯的三次“左”倾错误，回顾了国际共运史中的考茨基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等逆流，总结了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错误行为，说明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才能保证路线的正确性，才能不犯错，任何背离马列主义的观点、理论，都必将错误地指导实践，损害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40，中共在论战中不是形而上的理论批驳，而是结合事实例证，纠正苏共的错误言行，捍卫马列主义的正统性。

最后，立足基本国情进行理论创新。长期以来，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盛行，苏共以“老子党”自居，粗暴干涉中国、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国内政，阻止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按照本国国情探索社会主义。中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争论不休，毛泽东指出：“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9]早在苏共20大后，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要“以苏为鉴”。在论战期间，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进行“二次结合”，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两类矛盾学说、无产阶级党际关系原则等新观点，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对于更好认识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强了中共在论战中话语的说服力。

2.寻求认同：以争取国际力量，提升话语说服力为价值导向

中共在论战中并没有孤军奋战，中共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离不开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帮助，离不开对话语受众对象的争夺，于是中共提出了易于接受的相处准则、运用战斗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广泛争取国际力量，提升了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

第一，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等国际化相处准则。苏共长期以来以“老子党”自居，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进行“家长式”地粗暴干涉。中共在论战中精准提出反对“老子党”，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各兄弟党应该平等交往、相互尊重，各兄弟国家应该独立自主，有权利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共指出：“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1]365中共提出的这些党际关系原则、国家交往准则受到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欢迎，增强了中共话语表达的国际说服力。

第二，发扬“战斗唯物主义”的语言风格，增强话语表达的国际感染力。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提出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战斗意义，指出要用“战斗的唯物主义”揭露唯心主义派别的实质。在中苏论战时期，一方面国际总体环境趋于稳定，西方国家工人待遇得到改善，苏共提出的“三和两全”理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斗争意志；另一方面，仍然有许多亚非拉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基于此，中共在论战中继承了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形成了具有战斗性的语言风格，极具渲染力和鼓舞性。面对苏共的“反苏”指责，中共直言不讳：“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1]108；面对苏共的反击声明，中共不卑不亢地回称：“难道你们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帖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1]378。这些战斗性的语言，不仅表达了中共的愤慨与决心，也鼓舞了各兄弟党、兄弟国家、广大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当然，除了话语的战斗性，中共的评论中也不乏抒情的议论，软硬结合、刚柔并济，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增强了中共话语表达的国际渲染力。

3.敢于实践：以多元主体勇于斗争为现实手段

中共在进行理论批驳的同时坚持多元主体投身实践，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充分发扬斗争精神，有力地建构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第一，坚持多元主体、同向发力。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多元主体发声。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培养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懂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打造一支高素质的马理论队伍，这样才能保持马理论的纯洁性。在论战时期，中共明确了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绝对主力，比如联络部、宣传部、调查部、外交部、中央党校、新华社、编译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这些部门和机构一方面广泛收集苏共的反华材料，另一方面做好理论上的准备，研究当前世界形势；其次，中共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编撰马列经典著作，指定读物供干部学习；再次，中共在全社会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扩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范围；最后，中共坚持团结各兄弟党、兄弟国家，在当时特定的时期内，国外同志的传声与帮助，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中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围，是中共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

第二，坚持主动实践、投身一线。中共在论战中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清晰地表明立场，站在反修、反帝斗争最前线。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错误观点尤其是赫鲁晓夫作的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弥补赫鲁晓夫报告的片面性，中共迅速反应，召开了数次政治局扩大会议。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共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表独特观点，收获了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广泛好评。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中共立足马克思主义，一边开大会，一边开小会，积极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同志还先后与法共、英共、波兰党、印共等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互通有无，廓清迷雾，理清分歧，促进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和宣言的成功发表。在整个论战期间，中共承担起了一个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有的责任，不推脱，不隐藏，“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10]。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敢于斗争。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立足点。只有独立，才“能说话”，只有自主，才“会说话”，只有立足独立自主，才能敢于同各种错误观点、行为作斗争，才能强有力地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一个新生的、受到多重考验的执政党，对于一个崭新的、面临内忧外患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现独立自主、捍卫马克思主义、建构起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苏联企图武装干涉波兰内政时，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3]25。在谈到赫鲁晓夫关于金门事件的抱怨时，毛泽东引用了一个《聊斋志异》里“狂生夜读”的故事，说道：“《聊斋志异》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3]143，这些都体现了中共独立自主、敢于斗争的品格。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紧要关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现代修正主义作了勇敢斗争，有力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如果当时中共没有及时与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没有与苏共进行意识形态争论，没有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轨迹可能更加曲折波澜。回顾历史，我们考察中共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方法、路线，尤其是中共发表的《九评》，对粉碎“西化”“分化”图谋、抵制“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更好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领导权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释：

1.陈立中.中苏十年论战的缘起新论[J].湖南社会科学，2015（02）：37-42.

2.李明斌.导致中苏论战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J].史学月刊，2004（08）：121-123.

3.周兵.毛泽东与匈牙利事件后的意识形态论争[J].现代哲学，2014（04）：44-53.

4.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

5.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普拉演说，大肆攻击“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参考文献

[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6]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365．

[9]毛泽东文集：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6．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6．

作者简介：朱广春（1994-），男，安徽淮南人，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