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角色的叙事功能

非遗传承人角色在电影叙事中作为文化记忆的承担者，推动故事的发展，揭示着电影叙事的深层主题，唤醒观众的情感认同。本研究利用文献法和案例分析法，通过行动元理论、符号学理论和多媒体整合理论对四部非遗题材电影进行分析，探讨了非遗传承人在电影中的叙事功能，分析其在情感共鸣、文化传承、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作用，揭示非遗传承人不仅是电影叙事体系中的重要构成要素，更承担推动文化传承与社会关注的功能。

一、非遗传承人的角色功能对电影叙事的推动作用——基于行动元理论的电影叙事学分析方法

行动元理论是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出的核心叙事分析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抽象功能类别揭示叙事深层结构。格雷马斯指出“行动元具有元语言性质，是超越具体文本的角色类”1。格雷马斯进一步构建了六行动元模型，包括推动故事发展的主体、主体追求的客体、驱动主体行动的发送者、行动结果的接受者、帮助主体实现的辅助者，以及制造障碍的反对者。这一模型通过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三组对位关系，系统阐释了叙事的动力机制与意义生成逻辑。2

在非遗题材电影的叙事建构中，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展现出强大的阐释力。非遗传承人并非单一维度的角色，而是承担着多重行动元功能：他们既是文化使命的“发送者”，通过言传身教将技艺与信仰注入传承脉络；也是叙事冲突中的“帮助者”，以身体实践化解代际矛盾、文化冲击；作为象征“客体”本身，其命运沉浮直接指向文化存续的终极命题。这种角色功能的复合性，使非遗传承人成为贯穿叙事结构的核心枢纽。

1. 非遗传承人承担“发送者”的叙事功能：叙事动力的精神内核

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中，“发送者”是推动主体行动的力量。它可以是别人的影响、外部事件，或者是主体内心的想法或渴望。在《百鸟朝凤》中，作为非遗传承人的焦三爷，其核心叙事功能正是行动元理论中的“发送者”——他将传统信仰转化为推动主体（天鸣）行动的驱动力，通过“传声不传谱”的严苛训练、“百鸟朝凤”的传承仪式，以及临终前“无双镇不能没有唢呐”的嘶吼，将文化使命注入天鸣的血液，迫使他在西洋乐队冲击和村民冷遇中仍坚守承诺。焦三爷作为非遗传承人承担“发送者”的功能，是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力量，使叙事从单纯的技艺传承升华为文化信仰的延续，这一角色功能强化了电影的主题深度，让观众感受到传统艺术的厚重与神圣。

2. 非遗传承人承担“帮助者”的叙事功能：叙事冲突中的缓冲与支持

帮助者是推动主体实现其目标的重要角色，通常与主体形成合作关系，帮助主体克服障碍或实现其愿望。在《百鸟朝凤》电影前半段，焦三爷不仅是“发送者”，也是天鸣最重要的“帮助者”。他通过言传身教为天鸣提供技艺支持，并在村民质疑时坚定维护唢呐的价值。然而，随着焦三爷的去世，这一帮助力量逐渐消失，天鸣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角色功能的消退直接导致叙事转向悲剧，凸显了非遗传承中“人亡艺绝”的现实危机。

在《孙子从美国来》中，老杨承担“帮助者”的叙事功能。他教授美国孙子布鲁克斯操纵皮影的技法，使孙悟空的金箍棒成为跨文化符号；默许蜘蛛侠涂鸦与传统皮影的荒诞融合，将非遗变为包容异质的容器。这种“帮助”以柔性的智慧消解代际敌意，将冲突转化为对话的契机，展现了非遗传承人在电影叙事中代际冲突中的缓冲功能。

3. 非遗传承人承担象征“客体”的叙事功能：叙事的终极指向

在行动元模型中，“客体”是主体行动所追求或守护的核心目标。电影《百鸟朝凤》《孙子从美国来》与《霸王别姬》均将非遗或传统艺术设定为“客体”，而非遗传承人（焦三爷、老杨头、程蝶衣）作为客体的象征，正是叙事的终极靶心与价值核心。天鸣对师父焦三爷承诺的坚守、老杨头与孙子布鲁克斯围绕皮影展开的隔代互动与和解、段小楼在时代洪流中对京剧艺术复杂而悲剧性的维护，无不昭示着传承人及其代表的非遗并非简单的技艺或角色，而是文化血脉的活态载体、精神家园的具象化身。非遗传承人的所有行动，其矛盾、挣扎与抉择，最终都指向对“传承人—非遗”这一神圣客体的认同、守护或背离，深刻揭示了文化根脉的存续才是影片叙事最深沉的诉求与归宿。

二、非遗传承人角色的情感共同体塑造——多媒体整合中的集体记忆激活机制

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的概念，揭示了记忆是集体社会行为的本质，每个社会群体包括家庭、国家、民族，甚至公司或机关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3 在非遗传承的语境下，集体记忆通过具象化载体得以存续，非遗不仅是文化记忆的“活态档案”，更是集体记忆的“实践场域”。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浦尔教授最早提出多媒体整合理论，是指“单一物理网络可承载多元媒介服务，媒介服务亦能跨网络形态呈现”4。本文所研究的四部影片深刻体现了多媒体整合在塑造非遗传承人形象、激活集体记忆、构建情感共同体方面的功能。这些影片并非孤立地呈现非遗项目本身，相比过去简单聚焦非遗自身技艺展示的单一叙事模式，它们将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与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度的融合，通过将非遗人物置于命运和戏剧冲突的中心，利用电影的故事性、人物塑造和视听冲击，生动地展现出非遗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坚守与挣扎，形成观众跨越时空的情感共同体。

1. 京剧电影叙事：审美强化与记忆激活

《霸王别姬》通过嵌入京剧的唱、念、做、打、脸谱、服饰与舞台等核心元素，使得电影叙事与京剧表演叙事交织在一起。利用电影的故事性、人物塑造与视听冲击，加强和放大非遗艺术本身的审美特质。将京剧艺术之美与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相结合，激活观众对于京剧艺术的集体记忆，在情感上与非遗传承人形成共同体。

2. 唢呐音乐叙事：文化坚守的力量

《百鸟朝凤》以唢呐音乐艺术为媒介，通过唢呐独特的音色、曲牌和演奏技法，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婚丧嫁娶等民俗文化，构成影片的情感基调与冲突焦点。唢呐的穿透力与情感张力在电影中得到充分发展，成为情感表达的重要手段。焦三爷在面对西洋乐器的冲击时仍旧对唢呐艺术的坚守，反映出老艺术家们对于非遗艺术的热爱与坚守，唤起观众对于唢呐艺术的集体记忆：唢呐每一次奏响，都向观众传达传统艺术的情感与力量。

综上所述，电影与非遗艺术通过多种媒体进行深度融合，丰富电影的叙事维度，也为非遗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多媒体整合叙事，观众对非遗的认知与情感连接得以深化，催生了共享记忆与情感共鸣。这为非遗的存续开辟了创新路径，同时拓展了公众对其传承与发展的思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