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原则视角下的政治辩论话语分析

政治辩论是不同政治派别通过语言策略维护主张、攻击对手以争取民众支持的言语竞争形式，总统辩论直接影响大选结果。作为特殊对话形式，辩论双方需遵循Grice 合作原则以确保交流有效进行。本文以2016 年美国大选第二场辩论文本为语料，基于 Grice（1975）合作原则理论 [1]，重点探讨政治辩论中会话含义的产生机制及其语用效果，旨在揭示辩论者如何通过违反或利用合作原则实现特定交际目标。

一、文献综述

政治辩论作为政治博弈的语言载体，学界已从多维度展开研究。Benoit 等（2013）基于功能理论分析辩论策略 [2]，汪少华（2014）揭示美国政治语篇中的隐喻机制[3]，汪少华、袁红梅（2016）运用框定理论阐释2012 年大选博弈策略 [4]，赵小红等（2017）基于合作原则考察模糊限制语[5]，武保勤（2023）分析 2016 年大选不礼貌策略[6]，马海兰等（2023）探究2020年大选极致表达功能[7]。现有研究虽深化了对政治语言策略的认识，但较少关注辩论中语言策略的互动性、潜在合作性及会话含义生成机制。

Grice（1975）提出的合作原则为分析辩论话语提供理论框架。该原则包含数量准则（信息适量）、质量准则（真实可信）、关联准则（内容切题）、方式准则（表达清晰）四项准则。当参与者刻意违反准则时，听者需超越字面意义推导会话含义，这种表面违背准则的行为实则服务于交际目标，维持对话合作性。该理论广泛应用于广告语篇分析、幽默生成机制解析及语言教学等领域，为理解语言交际的本质提供重要视角。

二、政治辩论中违反合作原则的话语分析

在总统竞选辩论的攻防博弈中，辩论双方常通过策略性违反 Grice 合作原则的四项准则（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实现强化自身政治立场、消解对手可信度的双重目标 [8]。尽管表面呈现为对话准则的破坏，但基于参与者共享的“赢得大选”终极目标，此类“违规”行为实质是高度制度化的语用合作。除直接交锋的候选人外，主持人、现场观众及电视受众共同构成多维度的会话共同体，对语言策略形成集体认知预期，这种群体性理解框架为非常规表达提供了阐释空间。

数量准则违反表现为信息冗余或缺失。如希拉里回应特朗普侮辱女性指控时，刻意延伸至其歧视移民、少数族裔等行为，借“not onlywomen“”also targeted”等表述强化“特朗普不尊重多元群体”的言外之意。

质量准则违反体现为虚假陈述或缺乏证据的论断。特朗普否认克林顿参与叙利亚“红线”决策遭驳斥；克林顿指控俄罗斯干预选举支持特朗普，虽承认“I don’t know the reasons”，仍暗示其与普京存在利益关联，构建“不适任总统”隐喻含意。

关联准则违反常见于转移话题。特朗普在性骚扰质询中转向国家安全议题，借“I will make our country safe”转移焦点 ；克林顿在税收政策回应中偏离主题，质疑对手方案真实性，削弱其可信度。

方式准则违反包括用典、重复或逻辑跳跃。特朗普以“特洛伊木马”隐喻难民威胁，借文化共识延长解码时间；反复使用“lie”强化克林顿“不诚实”印象；在性丑闻回应中突转ISIS 话题，借话题跳跃分散注意力。

综上所述，在政治辩论中，言者可以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会话准则，以维护自身形象或贬损对方形象，从而达到赢得民众选票的目的，而言者、对手、支持人以及观众对此心照不宣。辩论双方表面上违反合作原则，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语用策略，依然推动会话朝着共同目的顺利进行，因此参与者实际上是合作的。

三、政治辩论中违反合作原则的语用效果

政治辩论是双方通过策略性违反合作原则四项准则（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实现特定语用效果的言语博弈，终极目标是赢得大选。这种“非常规合作”体现为双向策略：

维护自身形象层面，辩手通过冗余信息淡化丑闻（如特朗普转移话题至国家安全）、虚构正面形象（如用混乱逻辑转移性丑闻焦点）、回避敏感问题或强化立场（如重复“谎言”贬低对手）。

攻击对方形象层面，策略包括扩展攻击范围（如将侮辱女性延伸至歧视少数群体）、制造负面联想（如暗示与俄罗斯勾结）、揭露弱点（如质疑税收计划）或通过隐喻（如“特洛伊木马”）增加理解难度。

尽管表面违背准则，但因参与者共享“赢得选举”目标，此类违规反而成为推动对话的语用资源。双方在冲突表述中构建隐性合作，通过预设对方非常规表达，在表层不合作中实现深层目的，最终驱动辩论作为政治博弈场域的有效运转。

四、结语

政治辩论是双方通过策略性违规（违反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维护立场、攻击对手的言语博弈。参与者心照不宣，借言外之意展开攻防，表面冲突实则推动辩论发展。这种合作性策略运用揭示了政治话语的博弈本质，可为实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Grice,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P. Cole & J. Morgan (ed.). Syntax and Pragmatics 3: Speech Act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2] Benoit, W. L. & L. A. Rill.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2008 General Election Debates[J]. 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2013(1): 34-46.

[3] 汪少华 . 美国政府赖以生存的架构与隐喻 [J]. 山东外语教学，2014(4): 30-34.

[4] 汪少华，袁红梅 . 政治话语的博弈——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中框定与重新框定策略的认知解析 [J]. 外国语 (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4):47-57.

[5] 赵小红，章国建，刘俊 . 合作原则下 2012 年美国总统辩论中的模糊限制语研究 [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81-85.

[6] 武保勤 . 竞争话语的人际语用学研究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3(1): 37-49+69 .

[7] 马海兰，黎曜玮，郭遂红. 交际话语中的极致表达语用功能探究——以特朗普和拜登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为例 [J]. 外语研究，2023(3): 26-34+46.

[8] 杨达复 . 格赖斯：会话含义的推断 [J]. 外语教学，2003(1): 11-15.

作者简介：高诗意（1998—），女，汉族，湖南益阳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