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视角下危旧房改造纠纷的多元化调解机制研究

在快速城镇化与城市更新中，危旧房改造是提升城市品质的关键。宜昌市政府计划2025 年底完成 2000 年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但改造涉及多方利益，易引发纠纷，传统解决方式难满足需求。“枫桥经验”强调党建引领、源头治理及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为解决纠纷提供新思路。

1. 危旧房改造纠纷的现实图景与矛盾焦点

在老旧小区改造前期启动阶段，拆违受阻与资金短缺是两大核心难题。拆违工作因居民违建依赖心理与历史遗留问题进展艰难，违建认定标准模糊、程序不明确，居民抵触情绪强烈。改造资金筹措同样棘手，项目所需资金庞大，政府财政独木难支，居民分摊意愿与能力不足，且房屋产权复杂导致市场化融资困难，诸多小区因资金分摊比例无法确定而延误改造，严重影响工程进度与质量。

在老旧小区改造方案敲定阶段，民意分歧与居民利己倾向是阻碍方案落地的核心矛盾。居民改造需求差异显著，老年群体关注无障碍设施与电梯加装，年轻人侧重车位扩充与智能安防，高低层住户对电梯影响采光问题分歧突出。同时，部分居民过度追求自身利益，如停车与绿化规划、外立面改造补偿等争议，加之参与渠道有限、意见整合机制缺失，导致沟通低效、诉求难调和，方案因反复协商停滞，既拖延改造进程，又加剧居民矛盾。

老旧小区改造的实施推动阶段，施工制约与工期紧迫交织，致使矛盾频发。一方面，小区管线老化杂乱、空间逼仄，施工中管线破损风险高，机械与材料运输堆放困难，严重拖慢施工进度；另一方面，施工管理问题突出，部分单位为赶工期简化流程、降低标准，噪音、粉尘等污染干扰居民生活，出行不便等问题也加剧矛盾。而政府设定的严格工期要求，使施工方常忽视与居民沟通，强行施工引发居民抵触甚至阻工，形成“进度滞后—矛盾激化”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改造工程推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老旧小区改造后的后续管理阶段，服务滞后与旧态复萌问题显著。物业管理层面，居民缴费意愿低、能力弱，难以吸引优质物业，部分小区甚至无物业管理，垃圾堆积、车辆乱停等问题丛生；即便有物业，也存在人员专业不足、响应迟缓等问题。公共设施维护方面，因资金与责任主体缺失，健身器材、电梯等设施损坏后难以及时修复。此外，部分居民受习惯影响或抱有侥幸心理，随意占用公共空间、违建回潮等旧态复萌现象频发。而社区监管力量有限，难以形成长效治理，导致矛盾反复，严重削弱居民对改造的满意度，加剧邻里及干群矛盾。

2. 危旧房改造纠纷化解的现实困境

在老旧小区改造进程中，从前期启动到后续管理，各环节矛盾不断，纠纷化解面临多重现实困境，阻碍了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与社区和谐稳定。

2.1 调解主体协同不足，合力难形成

在老旧小区改造纠纷化解中，涉及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住建部门、城管部门、物业公司等多元主体，但实际工作中，各主体间职责边界模糊，协同联动机制缺失。以拆违纠纷为例，城管部门负责违建认定与执法，社区居委会负责沟通协调居民，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出现城管执法后，社区未及时跟进安抚居民情绪，导致居民对改造工作抵触情绪加剧；住建部门虽主导改造工程，却难以有效统筹其他部门资源，使得纠纷化解工作碎片化，难以形成强大合力。此外，社会组织、专业调解机构参与度较低，社会力量未能充分激活，进一步削弱了纠纷化解的整体效能。

2.2 调解依据模糊，尺度难统一

老旧小区改造纠纷化解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规范与标准。在违建认定方面，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复杂，不同时期政策存在差异，违建判定缺乏清晰、统一的标准，导致居民对拆违决定存在质疑，调解工作难以开展。在改造资金分摊、方案制定等问题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未对具体操作细则、居民权利义务作出详细规定，使得调解过程中各方对责任划分、利益分配理解不一，调解人员难以依据明确标准给出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增加了纠纷化解的难度。

2.3 居民参与度低，沟通难深入

虽然强调居民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的主体地位，但在纠纷化解过程中，居民参与机制不完善。一方面，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居民无法充分了解改造政策、方案细节以及纠纷化解的进展情况，导致居民对改造工作产生误解，不愿配合调解。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平台，居民难以充分表达自身诉求，调解人员也无法深入了解居民真实想法。例如，在方案敲定阶段，部分社区仅通过简单的公告或会议征求意见，未能针对居民个性化需求进行深入沟通，使得居民认为自身意见未被重视，从而对调解工作产生抵触情绪，阻碍纠纷化解进程。

2.4 调解手段单一，效果难保障

当前老旧小区改造纠纷调解手段较为传统，主要依赖于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缺乏专业性和针对性。对于一些涉及工程技术、法律政策、经济补偿等复杂问题的纠纷，现有调解人员专业知识不足，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在处理因施工导致房屋损坏的赔偿纠纷时，调解人员缺乏建筑工程专业知识，无法准确判断房屋损坏原因和赔偿标准，导致调解工作陷入僵局。同时，调解过程中过于注重“事后调解”，缺乏对纠纷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未能从根源上减少纠纷的发生，即便达成调解协议，也存在执行难、易反复的问题，难以保障调解效果的长效性。

2.5 后续保障缺失，矛盾易反复

纠纷化解后，缺乏有效的后续保障机制。在物业管理服务方面，即便通过调解解决了前期物业管理纠纷，但若未能建立稳定的物业管理模式和资金保障机制，后续仍可能因服务质量下降再次引发矛盾。对于改造后公共设施维护纠纷，调解达成的维修资金分摊方案，若缺乏监督执行机制，也难以有效落实，导致设施损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引发居民不满。此外，对于旧态复萌现象，没有建立长效的监管和预防机制，容易导致已化解的纠纷再次出现，使得纠纷化解工作陷入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老旧小区的长治久安。

3.“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与当代价值

“枫桥经验”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浙江枫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传承与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典范样本。深入剖析其核心要义与当代价值，对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其核心要义包含三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群众主体作用，鼓励群众参与矛盾化解；秉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构建多层次调解网络，实现矛盾就地化解；注重民主协商与依法治理结合，在矛盾处理中保障群众权益，确保化解过程公正权威。其当代价值体现在：为社会治理提供“共建共治共享”范式，整合多元主体提升治理效能；推动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结合的多元解纷模式，强化源头预防降低治理成本；融入法治思维，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反哺法治建设；聚焦基层创新治理，提升党组织凝聚力与干部服务能力，以精细化管理增强群众获得感，对基层治理现代化意义深远。

4. 基于“枫桥经验”的危旧房改造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

“枫桥经验”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贵财富，其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民主协商与依法治理的核心要义，为破解危旧房改造纠纷调解难题提供了重要思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前期启动、方案敲定、实施推动、后续管理等阶段的矛盾焦点与现实困境，构建基于“枫桥经验”的多元化调解机制，有助于实现改造工作顺利推进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双赢目标。

4.1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凝聚调解合力

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统筹住建、城管、司法等部门资源。在改造前期，住建部门制定规划时，司法部门提前介入提供法律指导，城管部门摸排违建；同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合调解复杂纠纷。借鉴“枫桥经验”，组建由居民代表、老党员等构成的“改造纠纷调解志愿队”，在方案敲定阶段收集民意、宣讲政策，调解加装电梯等争议问题。引入律师事务所、心理咨询机构、建筑工程专家团队，为纠纷调解提供专业支持，确保调解合法合规、科学有效。

4.2 完善矛盾纠纷预防预警机制，实现源头治理

建立常态化风险排查机制，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在改造各阶段排查风险点，分级分类制定预防措施。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及时公开改造政策与方案，通过“居民议事会”等活动吸纳民意，借助模拟效果图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纠纷。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通过讲座、普法视频等增强居民法治意识，引导其依法维权，从源头减少矛盾。

4.3 创新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提升调解实效

构建“社区调解小组- 街道调解委员会- 专业调解机构”三级调解体系，分层处理不同类型纠纷，并与仲裁、诉讼形成衔接。采用“背对背调解”“圆桌会议调解”“线上调解”等多样化方式，根据纠纷特点灵活选择。收集推广成功调解案例，邀请当事人分享经验，发挥示范作用，增强居民对调解的信任。

4.4 健全调解工作保障机制，巩固调解成果

制定《危旧房改造纠纷调解工作规范》，明确调解职责与流程，建立考核评价机制。设立专项经费，保障调解员培训与工作开展；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吸引专业人士加入。成立调解监督小组，监督调解过程与协议履行；建立回访制度，跟进调解效果，防止矛盾反弹，确保调解成果长效巩固。

5. 结论与应用

本研究聚焦危旧房改造纠纷，剖析其在前期启动、方案敲定等阶段的现实矛盾与化解困境，引入“枫桥经验”核心要义，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预防与化解结合、制度保障健全的多元化调解机制。该机制通过激活群众力量、整合专业资源、创新调解方式，能有效破解改造纠纷难题，平衡多方利益诉求。在应用层面，此机制可在全国老旧小区改造中推广实践，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参与主体与调解方式，形成因地制宜的纠纷解决路径，为推进城市更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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