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超大型社区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策略研究

一、问题提出：超大型社区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超大型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因人口高密度集聚（如宁波海创社区达 4.2 万人 / 平方公里）、空间复合功能冲突、公共服务供给滞后，成为网络舆情风险高发区。2024-2025 年监测数据显示，涉及海创社区的负面舆情达 667 条，其中物业纠纷（占比 42.7% ）、安全事故（ 22.2% ）、环境投诉（ 35.1% ）三类事件占据主导，事件与舆情叠加形成风险放大效应，严重削弱基层治理效能。既有研究多聚焦常规社区治理模式，对超大型社区特有的结构性矛盾及其与舆情风险生成的深层关联缺乏深度解构。本研究引入结构因果理论框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风险社会放大（SARF）模型，以宁波海创社区为样本，系统剖解网络舆情事件背后的空间、安全、治理三重结构性失衡根源，提出靶向治理路径，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结构性分析视角上的不足。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核心概念解析

1. 城市超大型社区

区别于普通居住区，超大型社区具有三大核心特征：规模性（建筑面积超 20 公顷，常住人口逾2 万人）、开放性（商住混合功能复合）、生活性（承载高密度人口日常需求）。以宁波海创社区为例，其总开发面积达 1830 万平方米，由 47 栋 33 层超高层建筑构成，日均人流量超 5 万人次，人口规模相当于宁波市第 26 位乡镇。此类社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城中之城”格局，但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规模严重不匹配，构成显著的结构性风险根源。

2. 网络舆情风险传导机制

超大型社区的物理缺陷与社会矛盾通过新媒体平台触发风险放大效应。借鉴卡斯帕森（Kasperson）的风险社会放大框架（SARF），其传导路径具体表现为：社区硬件故障（如电梯停运）或管理冲突（如停车位争端）→居民社交媒体发声（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标签化传播（如“夺命电梯”“黑心物业”，形成“符号风险”）→公众情感共鸣（弱势群体共情）→次生舆情爆发（政府公信力质疑）。监测显示，海创社区舆情信息中微信群传播占比达 39.6% ，成为核心的风险信息“放大站”。

( 二) 理论支撑体系

1. 结构因果理论的应用逻辑

根据邦格（Bunge）的系统论哲学与因果模型，风险本质是特定系统结构下“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痕迹”。本研究将结构因果理论应用于社区风险分析，聚焦海创社区频发舆情事件背后的三组核心结构冲突：物业商业属性与公共服务的冲突，表现为物业公司成本控制（如缩减保洁频次）与 2 万居民高强度服务需求矛盾；人口密度与安全资源的比例失衡，典型如每栋约 500 名居民仅配 2-4 部电梯，导致故障率较常规社区高约3 倍；治理能力与治理负荷的倒挂，20 名社工服务2 万居民，人均负荷超1000 人，远超国家标准（1:250）。这些结构性矛盾是风险生成的深层根源。

2. 风险社会放大（SARF）框架的阐释

卡斯帕森（Kasperson）的风险社会放大框架（SARF）揭示了社区物理风险如何经由社会过程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海创社区，物理风险（如防护栏安装率 <30% ）经社交媒体被建构为“符号风险”（如“自杀楼”标签），并通过特定的“放大站”（如业主群、本地博主）触发跨圈层传播，产生“涟漪效应”。例如，2024 年 6 月老人坠楼事件中，“家庭矛盾”“投资失败”等话题标签使个体悲剧迅速演变为社区安全信任危机，相关负面信息单日峰值达580 条。

本研究整合结构因果理论与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构建核心分析框架：运用结构因果理论溯源风险生成的深层结构性因素（空间、安全、治理），运用 SARF 框架解释这些结构性风险因素如何通过特定传播机制演变为网络舆情危机，二者共同构成“风险生成—风险放大”的完整分析链条。

三、结构性风险溯源：海创社区的实证分析

(-) 区域空间结构失序

1. 建筑形态缺陷引发系统性风

海创社区的容积率高达 6.8，远超常规居住区标准，导致楼间距严重压缩，低于国家消防规范要求的最低标准。这种高密度布局引发连锁问题。垂直交通系统同样超负荷，47 栋超高层建筑中 80% 仅配置 2-4 部电梯，平均每部电梯服务约 125 名居民（国家标准为 1:80），月均故障约 2.1 次 / 栋。2024 年 11 月连续电梯困人事件衍生“拿命回家”微博话题，阅读量超200 万次。此外，开发商未预装防护栏，物业以“影响外立面美观”为由限制加装，导致住户防护栏安装率不足 30% 。近三年（2022-2024）累计发生 3 起坠楼事件，其中 2024 年 6 月老人坠楼事件因“家庭矛盾”标签引发 44 条负面舆情，暴露高风险群体心理干预缺位。

2. 公共空间功能缺位

社区绿化率仅 25% ，缺乏公园、广场等缓冲空间。居民休闲活动集中于不足 3 米宽的步行道，加剧空间压迫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率不足 40% ，“无处遛娃”“老人枯坐楼道”类投诉占环境舆情 32%_⨀ 。2025 年 5 月因楼道杂物堆积引发舆情事件，累计产生 1635 条负面信息，折射出居民情绪宣泄渠道的匮乏。

( 二) 安全性能结构脆弱

1. 人口结构风险积聚

社区 52% 居民月收入低于 5000 元，社会资本薄弱。近三年（2022-2024）的跳楼坠楼事件中，涉事者为 25-45 岁低收入男性，多涉及债务或情感危机。心理健康筛查机制尚不完善，高风险人群建档率不足。2024 年砍人事件肇事者为破产个体商户，事前在业主群多次发布极端言论却未触发预警机制。

2. 商住混合冲突

餐饮底商与住宅最小间距仅8 米，油烟直排居民窗户，晚高峰PM2.5 浓度超国标3 倍，相关投诉占环境舆情 41%₉ 。商业街治安摄像头覆盖率不足 50% ，2025 年治安案件衍生“海创不安全”标签，单周传播量超 300 条。赌博组织利用商住楼隐匿性渗透社区，已发现3 处窝点但排查效率低下。

( 三) 基层治理结构失效

1. 治理力量超载

20 名社工服务 2 万居民，人均负荷约 1000 人，远超国标（1:250）。单栋楼排查需约 1 天，全社区轮巡超 2 个月。业委会因参与率不足 15% 功能虚化， 76% 物业纠纷未进入正式调解，直接转化为网络曝光。2025 年“保洁频次降低”引发“垃圾围楼”摄影大赛，三日传播量达214 条。

2. 权责配置碎片化

物业公司为压缩成本将楼道保洁从日2 次降至周3 次；街道协调12 个部门处理商业扰民，平均耗时 45 天；停车位收益分配争议三年未解，“质价不符”类投诉达 1693 条，形成“投诉—拖延—爆发”恶性循环。

四、结构性治理策略设计

( 一) 优化风险因素本体

1. 技术赋能：打造“社区大脑”平台，整合市区两级数据系统，动态监测人口流动与设施损耗。推进电梯物联网全覆盖，实现实时故障预警。建立停车资源智能调度系统，利用地下空间增建车位，推行商业区夜间车位共享。

2. 道德涵育：开展“最美楼道”评选，孵化广场舞队、书法社等 32 支文化团队。实施道德积分制，将垃圾分类、互助服务兑换物业费减免。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通过社区广播、宣传栏传播“道德模范”事迹。

3. 专业治理： 联合高校成立社区治理咨询小组，常驻社区提供专项服务。加强警务线索整合，深挖治安案件利益链。发动群众参与乱象治理，建立“居民—网格员—执法队”联动的违建清理机制。

( 二) 调整风险结构形式

1. 治理单元重组： 按500 户/ 单元设置40 个微网格，配备“1 社工 +2 党员 +1 物业代表”团队。警力配置提升至万分之十六，增设街面警务站。业委会引入电子投票系统，参与率目标提升至 50% ，赋予物业资金 70% 表决权。

2. 空间功能优化： 拆除违建释放 3000m ² 空间改建“睦邻花园”，加装商业区隔音墙。严格限定娱乐场所营业时间，强制淘汰高噪音设备。推行商住楼“人脸识别门禁 + 业主担保制”，清退可疑租户。

( 三) 转变风险作用方式

1. 多元协同机制： 建立街道、业委会、银行三方共管的物业费信托账户。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清单，引入6 家社会组织提供心理筛查、法律援助。设立“社区治理创新基金”，对电梯改造等项目补贴 40% 。

2. 长效制度保障： 将舆情下降率、居民满意度纳入干部KPI 考核，连续达标者优先晋升。出台基层创新容错清单，明确 10 类不予追责情形。建立社工薪酬增长机制，中级职称月补增加800 元。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整合结构因果理论与风险社会放大（SARF）框架的分析揭示：超大型社区网络舆情风险本质是“空间规划—人口集聚—治理体系”三维结构断裂的产物。海创社区的实证表明，容积率超标导致的物理空间压迫、低收入群体聚集形成的社会心理压力、治理力量薄弱引发的制度性失效，共同构成风险生成的“结构性黑箱”，并通过社交媒体机制实现风险放大。治理实践需突破三点：空间治理层面，通过容积率弹性调整（降至 5.0 以下）、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电梯物联网覆盖率 100% ）压缩风险物理载体；社会治理层面，建立“心理筛查—危机干预—社区支持”三级防护网；制度创新层面，以物业费信托监管等机制重构权责配置。本研究验证并深化了结构因果理论和 SARF 框架在解析超大型社区复杂风险生成与扩散机制方面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参考文献：

[1] 徐静 . 新媒体舆情传播视阈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2] 张耀灿等 .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 熊竞 . 城市大型社区的治理单元再造研究 [J]. 中国行政管理 , 2019(9):58-63.

[4] Bunge, M. (1979). Causality and Modern Science. Dover Publications.

[5] 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et al. (1988).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2), 177-187.

基金来源：2024 年宁波市传播监测研究基地课题，项目编号：JD6-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