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发展探析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现状

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呈现明显梯队特征。头部机构已全面覆盖移动支付、线上信贷等基础服务，部分正探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中部机构基本完成系统信息化，正向智能化过渡；尾部机构则仍处信息化初期，数字化渗透率较低。这一发展差异与区域经济水平、技术基础及政策支持密切相关。业务上，移动金融成转型重点，多数机构已上线手机银行，推动基础业务线上化。部分省级联社通过统一技术平台，降低县级机构开发成本。线上信贷创新初见成效，基于涉农数据的信用模型提升审批效率。但产品同质化、场景嵌入不足等问题仍存。技术方面，云计算应用较广，省级数据中心建设持续推进，但系统互联互通与架构改造仍面临挑战。数据治理能力整体偏弱，标准不统一、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影响数据价值挖掘。风控体系与数字化业务匹配度不高，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1]。组织机制上，“省级联社+县级法人”结构虽具协同优势，但决策链条长、响应慢。部分机构通过设立科技子公司或与第三方合作弥补技术短板，但仍缺复合型人才。总体来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仍处于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推进阶段。

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主要由政策引导、技术迭代和市场竞争三方面驱动。政策方面，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措施，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支持“三农”和普惠金融发展，并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减轻转型成本。省级联社则通过统一规划和平台建设，缓解基层机构资源不足的问题。技术方面，金融科技的快速进步降低了数字化门槛，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成熟技术使中小机构能低成本获取服务。金融科技企业提供的多样化解决方案，帮助其快速部署移动支付、线上信贷等业务，弥补技术短板。市场方面，大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加速进入农村，传统业务空间被压缩，倒逼农村金融机构加快转型。客户对移动金融服务的需求增加，也促使机构优化线上渠道和创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进一步优化了数字化转型环境，涉农数据整合与数字基建改善为业务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监管科技的发展推动机构加强数字风控，以应对更复杂的监管要求[2]。上述因素交织作用，共同构建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复合动力机制。

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多维结构性挑战，严重制约转型成效。

基础设施薄弱是首要难题。偏远地区网络覆盖不全、硬件设备老化，线上服务稳定性欠佳。相较于商业银行，技术投入有限致系统升级滞后，分布式架构改造与跨平台数据交互存在技术瓶颈，难以支撑业务高效运转。

人才短缺问题突出。既懂金融又精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县级法人机构受地域和薪酬限制，难吸引高素质技术团队，且现有员工数字技能培训体系不完善。这导致业务与技术沟通不畅，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下，难以满足数字化业务发展需求。

数据治理能力不足构成关键障碍。涉农数据来源分散、标准不一，信用信息孤岛现象普遍。数据质量控制机制缺失，农户信息完整性和准确性欠佳，影响风控模型精准度。同时，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存在漏洞，隐私泄露和网络攻击风险增加。

风险控制体系与数字化业务适配性差。线上信贷业务扩张暴露反欺诈机制不健全、贷后管理手段单一等问题。传统风控模式难以应对网络信用风险，智能风控系统建设又受限于数据质量和算法成熟度。

组织机制的双层性也加剧转型难度。“省级联社+县级法人”架构虽利于资源整合，但决策链条长，创新响应慢。部分县级机构路径依赖强，转型动力不足。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中，技术外包还可能引发系统兼容性和数据主权问题。

此外，数字鸿沟制约服务普惠性。农村老年群体和低收入者对数字化服务接受度低，单纯线上服务会加剧金融排斥。如何平衡数字化转型与线下服务，成为机构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些挑战相互交织，构成了复杂的多维障碍体系。

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策略

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系统性挑战，需要构建差异化、分层次的策略体系。在组织机制方面，应强化省级联社的科技赋能功能，通过建设统一的“省级数字化平台”，为县级法人机构提供标准化技术模块，降低单体转型成本。同时建立弹性化的协同机制，允许经济基础较好的县级机构在统一框架下开展特色场景创新，形成“平台支撑+局部突破”的良性互动。

重点突破移动端服务场景建设，将高频基础金融服务与涉农生产生活场景深度耦合。可借鉴“金融+电商”“金融+物流”等成熟模式，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场景化产品。在风控体系优化方面，建议构建“省级数据中台”，整合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多源数据，完善涉农主体信用画像[3]。通过引入迁移学习技术，解决不同区域数据样本不均衡问题，提升风控模型的泛化能力。

人才队伍建设需采取“外部引进+内部培养”双轨制。省级层面可与高校、金融科技企业共建人才实训基地，重点培养既熟悉农村金融业务又掌握数据分析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县级机构则应建立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机制，通过“以岗代训”提升一线员工的数字化服务能力。

针对数字鸿沟问题，应建立“线上主导+线下辅助”的服务双通道。在推广移动金融服务的同时，保留并优化物理网点的基础功能，配备移动服务终端设备辅助老年群体完成线上操作。可探索“数字辅导员”制度，通过驻村工作人员提供定向帮扶，确保数字化服务的普惠性。

风险防控方面需构建适应数字化业务特点的“三层防护体系”：在技术层加强系统安全防护，在业务层完善智能风控规则引擎，在治理层建立数字化风险联防联控机制[4]。特别要关注线上信贷业务的全流程风险管理，将反欺诈监测节点前置至客户身份核验环节。

建议建立数字化转型效果动态评估机制，设置服务覆盖率、业务线上化率、风险控制有效率等关键指标，定期开展转型成效诊断。通过持续优化实施路径，确保数字化转型与机构实际发展需求相匹配，最终实现服务“三农”与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 卢胜容.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营模式数字化转型探析[J]. 《金融科技时代》,2023,(6):53-56.

[2]陈颖瑛.供销社参与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数字化转型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5,(10):50-53.

[3]乔阿霞.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对策研究[J].《黑龙江金融》,2024,(3):37-43.

[4]铁海燕.金融科技对银行转型发展的影响--以青海省海西州为例[J].《青海金融》,2022,(11):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