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研究

引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认知结构，为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当前，算法推荐、深度伪造、虚假信息等技术滥用现象频发，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社会认知割裂风险加剧。

1. 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

信息传播的颠覆性变革，使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被弱化。算法推荐机制催生“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让用户陷入单一信息环境，造成社会认知割裂、群体极化。社交媒体精准推送，削弱多元观点碰撞，虚假信息等病毒式扩散，形成“后真相”困境。

技术应用异化成为意识形态操控新工具。大数据画像与人工智能精准推送，被境外势力用于操控个体思想，定向投放煽动内容，诱导极端行为。数字资本干预意识形态传播，部分平台以流量为导向，挤占主流价值观空间。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的偏见和价值观问题，可能被恶意利用，形成“技术赋能下的认知战”。

网络空间治理复杂且国际博弈加剧，风险防控难度倍增。数字空间成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境外势力隐蔽渗透，策划颠覆活动，借助技术优势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跨国平台治理责任模糊，有害信息跨境流动难阻断。网络亚文化、极端思潮滋生蔓延，冲击主流价值。

主体能力与体制机制短板制约风险防控有效性。传统宣传思想工作方式难适应数字时代，相关部门在技术、数据、协同联动上存在不足，难以全覆盖监测研判海量信息。法律法规滞后于技术迭代，新兴风险规制缺乏依据。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争夺激烈，我国面临“规则霸权”挑战，需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数据治理框架。

2. 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与传导路径

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生成与传导，是技术变革、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博弈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生成机理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一是技术驱动下的双刃剑效应。数字技术的普及既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高效工具（如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也催生了技术滥用风险。例如，深度伪造技术通过伪造音视频模糊事实边界，算法推荐则通过“信息茧房”强化用户偏见，导致主流价值观被边缘化。二是利益博弈引发的认知操控。数字资本与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画像和精准推送，将流量经济与意识形态渗透结合，优先推送争议性或情绪化内容以攫取商业利益，间接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三是社会心理的数字化畸变。数字环境中用户的认知偏差（如确认偏误）、情绪化传播（如“后真相”现象）及从众心理，使虚假信息更容易被接受和扩散，形成群体性认知极化。四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博弈。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不平等、西方国家对数字中国道路的质疑（如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字发展模式），以及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加剧了风险的跨境传导。

“技术 - 内容 - 用户”传导链中，技术工具（如算法）通过内容分发机制直接影响用户认知，例如深度伪造内容被平台算法放大后误导公众。其次，“线上 -线下互动转化”中，网络舆论发酵可能引发线下社会事件，如网络谣言引发群体性恐慌或行动。再次，“个体 - 群体 - 社会”扩散模式下，个体认知偏差通过社交网络裂变式传播，逐步形成群体性价值冲突或社会思潮。最后，“国内 -国际跨境联动”中，境外势力通过社交媒体输入错误信息（如“中国崩溃论”），与境内反应形成共振，甚至策划颠覆性活动。此外，数字资本通过“算法黑箱”和“信息茧房”技术，使风险在封闭圈层中持续强化，进一步放大其危害性。

3．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

技术赋能是防控体系基础支撑。要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智能化风险识别与应对系统，如实时监测舆情、精准识别虚假信息；利用云计算等整合分析数据，提升风险预测精准度。同时，推动主流价值观精准推送，优化内容分发，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

制度创新是核心保障。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平台责任，修订相关法规，细化技术伦理准则与安全标准。建立动态监测指标体系，设计差异化风险评估模型，实现分级分类管理。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媒体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协同治理是关键机制。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网络，加强跨部门联动，整合资源形成闭环机制；压实平台责任，完善审核与应急机制。注重国际规则博弈，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维护我国网络空间话语权。

防御巩固要强化主体能力与文化根基。通过全民数字素养教育提升公众辨识能力，培育健康网络文化生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增强人民价值认同与文化自信。

结论

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是应对技术异化、认知操控与国际博弈的系统性工程。本文从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与协同治理三方面提出多维度防控框架，强调以算法治理、数据安全与智能监测为核心的技术支撑，以法治化、标准化为原则的制度保障，以及政府 - 平台 - 社会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研究揭示，唯有通过强化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网络空间法治体系、深化全球数字治理合作，才能有效化解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跨境渗透等新型风险。

未来需进一步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融合，动态优化风险防控策略，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数字防线，为国家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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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振江， 1974 年10 月，男，汉，张家口万全， 大学本科，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