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群众文化传播的实践模式研究

引言

基层群众文化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增强文化自信、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核心依托。在新媒体、新平台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传播手段已难以满足多样化、实时化的需求。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层文化传播提供了新动能，也带来了深刻的组织结构与表达方式变革。如何借助数字工具，激发基层群众文化活力，打通内容供给与群众需求的双向通道，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点。本文立足实践维度，结合近年来数字化文化项目发展趋势，系统梳理典型模式，总结数字技术在基层群众文化传播中的赋能逻辑与路径。

、数字技术推动群众文化平台体系多元化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下沉与普及，数字技术在基层文化平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设县域智慧文化云平台、村级文化数字服务点、社区互动屏幕等终端，基层文化服务触角得到延伸。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共同推动“文化进网络”，利用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工具承载各类文化活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限制。数字平台为非遗展演、文艺展播、乡村影像等本地文化注入传播新渠道，也实现了“文化送下去”的常态化、精细化。在此基础上，群众可借助智能设备实现“点单式”文化服务，如预约讲座、线上展演、远程教学等，极大丰富了文化参与的形式。

平台建设推动文化服务“由上而下”走向“共建共享”，群众逐步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例如，“文化云”项目将个人用户注册、活动报名、数据反馈、个性化推送整合为一个服务闭环，逐步实现“千人千面”的文化供给逻辑。部分地区还探索“文化驿站+数字终端”模式，结合党建宣传、志愿服务、乡风文明等内容，提升平台多功能性。平台体系的多元化不仅扩大了群众文化的覆盖面，还通过数据沉淀与智能反馈机制实现了文化服务的动态优化，有效提高基层文化供需匹配效率。

二、数字媒介拓展文化内容生产与表达空间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重构了文化内容的创作逻辑。以往基层群众文化内容多依赖传统组织编排、线下排演，传播速度慢、参与门槛高。如今，通过数字影像采集、AI剪辑、语音合成、直播互动等技术手段，群众可低成本生产具有地域特色和个性化表达的文化内容。例如，利用智能手机拍摄家乡风俗，借助短视频平台发布，村民即可成为“讲述者”与“记录者”，实现文化“自传播”的良性循环。数字工具降低了创作门槛，激发了广泛的文化创造力，也使得基层文化实现从“中心展演”走向“全民共演”。

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和即时性也因数字手段而极大提升。节庆活动、广场舞比赛、村民摄影、手工艺制作等日常文化活动借助数字平台获得更大曝光，促进了传统与现代、地方与网络的有效融合。一些地区还推动建立“云上非遗馆”“数字乡村记忆库”等项目，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数字保护与创新表达。同时，算法推荐机制也为基层文化内容提供更大分发空间，使原本具有地域性限制的文化元素通过数字传播进入更广泛的视野。文化表达从“官方策划”逐步走向“个人创作+集体协作”的网络化生态，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群众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化自信。

三、数字传播路径重构群众文化互动方式

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文化内容的制作与承载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传播路径与互动模式。传统群众文化传播多依赖乡镇广播站、村务公告栏、文化活动中心等线下媒介，传播效率和可达性受限。而数字传播打破了线下空间局限，形成以社交媒体、内容社区、即时通讯为主的新型“云上文化场域”。微信群、公众号、抖音、快手等平台成为群众日常获取文化信息、表达情感与参与互动的重要渠道。例如，一场乡村春晚活动可通过直播连线形式同步传播至上千户村民家庭，极大提升群众参与感与认同感。

此外，互动性成为数字传播的重要优势。借助评论区、点赞、转发、问卷互动等功能，群众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具备了表达意见、选择内容、参与策划的能力。部分地方文化单位将“数字议事”机制引入群众文化建设中，广泛收集群众对文化内容、传播方式、时间安排的反馈建议，通过数字看板、公示平台等方式实现公开透明。互动模式的增强使群众由传统的文化“观众”逐渐向“参与者”“建构者”转变，推动群众文化从“灌输式传播”向“共创式运营”过渡。这种互动转型不仅提升文化传播的效率，也增强文化活动的归属感与生命力。

四、数字技术赋能机制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尽管数字技术在基层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基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一些偏远地区网络信号不稳定、终端设备匮乏，导致文化平台可及性不足。另一方面，部分基层群众缺乏对数字工具的熟悉度，信息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制约了数字平台的使用效果。此外，文化内容同质化问题日益突出，短视频内容趋于娱乐化，缺乏与群众生活高度契合的优质本地文化资源，影响传播的深度与温度。在技术运维方面，一些数字文化项目上线初期运作良好，但后期因缺乏持续维护与内容更新机制而逐步沉寂。

要破解上述问题，应从技术、人才与机制三方面协同推进。首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向农村末梢延伸，推动“文化+网络+终端”一体化建设，提升平台可用性与响应速度。其次，建立“数字文化志愿者”制度，组织具备信息素养的大学生、退休干部、文化骨干定期下乡开展数字培训，提升群众使用数字平台的能力和意愿。在内容建设方面，应推动地方文化单位与创作者建立协作机制，挖掘本地文化故事与资源，打造贴近群众生活、易于数字传播的原创内容。此外，构建以用户数据反馈为基础的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估群众文化参与偏好，优化传播策略，实现基层文化内容精准供给，推动数字技术与群众文化传播协同演进。

结论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层群众文化传播带来了全新机遇，有效推动了平台建设、内容创作、传播路径和互动模式的深度变革。在文化强国战略推进的大背景下，数字化手段成为实现群众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然而，数字赋能仍面临技术落差、素养不足与内容供给不足等挑战。未来应在多方协同、机制完善、能力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数字技术真正融入基层文化传播全过程，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参与感和认同感，构建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数字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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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996 年 6 月 18 日），女、藏族、籍贯：西藏萨迦县、本科，研究方向：群众文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