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精神融入党史教育的创新路径

20 世纪60 年代，党中央在慎重分析了国内外情况和我国工业布局后，做出了加强国防、调整工业布局的三线建设战略方针。三线建设战略确定后，开始向各方面部署宣讲，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感召下，1964 到 1980 年跨越三个五年计划共有 400 多万军民参与其中，[1] 涌向广袤的西北西南地区，投身三线建设。在无数三线人的奋斗下，我国国防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水平突飞猛进，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为核心的三线精神。

一、三线精神的形成

1962 年中央提出编制国民经济发展长远计划的要求，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强调加强农业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随后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都提出建设农业和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的重要性。1964 年初开始编制三五计划，最终形成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初步构想。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周边并不太平。北方，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破裂，两国边境出现空前紧张的局势；东方，美国在韩国日本都有军队驻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南方，美国不断扩大越南战争，不断在中越边境试探，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西南方向，印度给故意挑起边境争端，试图蚕食中国边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对中国施加压力，把中国困在他们的包围圈中。1964 年 4 月，总参谋部作战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旦遇到突然袭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毛泽东在看到报告后认为三五计划必须要考虑工业布局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中央给工作会议将三五计划修改为“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

1964 年 8 月，面对美国将越南战争的战火扩大到中国南部边界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并且认为当前工厂都在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这次会议决定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2] 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最终确定下来，开始向各方面部署宣讲。三线建设开始在我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威胁的特殊时期，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动员方式，统筹调动国家资源，涉及 13 个省份和自治区，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投入 2052.68 亿元，400 多万人次投入，建成 1100 多个项目。[3]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三线建设者创造出了巨大的成就，完成了国家调整工业布局的任务，也在艰苦的环境和巨大的压力下形成了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三线精神。

二、三线精神融入党史教育的必要性

三线建设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三线建设前，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工业基础薄弱。三线建设给西部地区带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促进了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变了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为西部地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贵州为例，贵州的三线建设到1978 年基本结束，期间全省新增固定资产54.24 亿元，相当于 1950 年到 1963 年新增固定资产的 3049 倍。[4]

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后 , 我国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全国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大约有七成在沿海地区。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 2%. 。[5]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沿海的工业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布局，内陆工业必须大力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三线建设战略的部署和安排，凝聚了第一代领导人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的智慧。80 年代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它体现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面对新的时代条件治理国家的思考。三线建设战略凝聚了三代领导人的治国智慧，它是一场发生在 60 年代的“西部大开发”，其中所体现的对如何协调东西部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如何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思考，为20 世纪末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借鉴意义。

三线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上个世纪严峻的国际环境，整个国家上下都充斥在紧张的备战环境中，三线建设战略确定后，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全国人民投入到这场基础工业和军事国防工业的建设中去。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者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严峻的备战环境下，在三五计划还没完成，人民吃、穿、用问题还没完全解决，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在远离家乡贫困偏远的西北和西南创造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形成的。80 年代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阶段，三线精神持续发挥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发扬光大。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者们在今天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创造的，它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忠心爱国的传统优良品质，而且体现了三线建设者们舍己奉献、同舟共济、艰苦创业的勇气和决心，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是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双重阐释，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线精神展现的坚定理想信念，是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三线建设因其项目特殊，长期处于保密状态。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三线建设者们在交通、机械、冶金、航天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进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三线建设奇迹。口述者郑光宇说：“我们认为自己也是为奉献力量，我们回家和别个摆龙门阵（聊天）都说我们那个地方是保密的，我们不给你说我们是干啥子的，我们写信都是说几号信箱，从来不写具体的地址。”[6] 保密状态本来给三线建设者们带来了不便，但却让他们转化为了保家卫国的自豪感，这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精神追求。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发扬三线精神，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坚定不移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三线精神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但它所体现的核心内涵展现了中国人民不怕吃苦、勇当先锋、艰苦创业、保家卫国的优良品质和决心，正是今天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所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三、三线精神融入党史教育的创新路径

三线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的过程中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代表了三线建设者忠心爱国、奋勇向前的决心和勇气，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精神作为党史教育的重要资源应该充分利用，不断开创三线精神融入党史教育的新路径。

（一）探索多省联合教育平台

三线建设本身分为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就是常说的从我国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工业大搬迁的经济运动，小三线是保证东部沿海地区有能应对突然发生的战争的能力，建设各省自己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不仅包含发生在西部地区的大三线，而且包含在东部沿海地区腹地进行的小三线，涉及省份多，各地区都曾受三线精神影响。三线建设战略确立后，就把西南、西北作为了建设重点，其中攀枝花更是西部建设的重点。1964 年 5 月 27日毛泽东曾说“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并提出不仅要把攀枝花建设好，和攀枝花相联系的交通、煤、电的建设也要搞起来。[7]28 日周恩来提出，三线还是一个空架子，从全局考虑不能忽略一、二线，现在我们要建设三线，攀枝花是重点，但同时要懂得一、二线怎么布局，怎么为它服务。[8] 毛泽东多次指出，为了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各省都应该建自己的兵工Γ_s 。1965 年李富春、余秋里在《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方法问题（草案）》中写到，避免只注意沿海、不注意内地，只注意内地、不注意沿海的两种片面性，真正体现总路线的多快好省。[9]1965 年刘少奇指出，大三线、小三线，还有物质储备、尖端技术、科学研究、新武器的研究，都要搞。[10] 从中央文件来看，党和国家领导层已经认识到片面发展的危害，多次在讲话和报告中提及均衡发展和配套发展，注重一、二、三线的均衡发展，注重不同产业的发展。也正因如此，各省在这场三线建设中，不论是支援三线地区，还是发展自己的小三线，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三线建设不仅是对三线地区的发展，更是全国人民对国家经济的大发展。三线建设涉及地区广，随着更多档案资料的开放和发现，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深入挖掘本地区的三线建设资源。三线建设时期，一线地区积极向响应国家号召迁建企业，向三线地区输送人员和技术支持，很多东部地区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在三线地区，为三线精神跨省联合教育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三线建设期间，考虑到企业的特殊性和部分企业对资源的需求，还存在包建企业的形势，即一线地区提供人员支持，到三线地区建设企业，例如辽宁鞍钢包建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钢铁厂。对口包建的支援形式，为探索多省联合的三线精神教育提供了特色路径。

（二）创新利用多维教育载体

三线建设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三线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党史教育融入新的资源，而且留下了工业遗址、遗产、档案、文件等物质财富，为我们更好的学习传承三线精神提供了生动的教育载体。

从 1964 年正式开始，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国家在三线地区安排了几千个项目，投入规模之大和完成速度之快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史上都是空前的。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形势转危向好，国家工业布局得到了调整，为了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将建设重点转向沿海地区，三线建设进入改造调整阶段。在三线企业调整的过程中，部分企业适应时代的发展完成了转型，部分企业因产业类型特殊等原因未能顺利实现转型导致荒废，形成了现在的三线建设工业遗址。随着时间推移，大多三线建设的参与者离开原地甚至去世，社会上关于三线建设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而这些工业遗迹是对三线建设这个特殊时期的见证者，是这段历史具有说服力的讲述者。但是三线建设企业大都建设当时来说相对偏远的地区，转型升级后缺乏保护工业遗迹的意识，很多遗迹已经破败不堪。合理的保护和利用三线建设的工业遗迹，并融入到党史教育中，走进三线建设者们奋斗的地方，更深深刻体悟到三线精神的难能可贵。在调整阶段，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实现了转型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我国钢铁行业中的重要支柱。这些企业不仅为学习三线精神、讲述三线故事提供了平台，而且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厂志记录了三线建设期间企业的发展，为促进三线党史教育“产、学、研”一体化提供了发展空间。

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安排，很多地区都留下了三线建设者奋斗的身影，不少重点地区建成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铭记这段奋斗的时光。围绕三线建设重点留下的工业基地、工业遗址和博物馆为我们把三线精神融入党史教育中提供了多维的平台，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感受三线精神的伟大和三线建设的成就得失。

（三）利用平凡英雄的国家叙事语境

三线建设是在全国紧张的备战环境下快速展开的，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了国家安全奔赴西北，三线建设它不仅体现了复杂时代背景下领导人的治国智慧，更体现了人民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真正的展现出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的真谛。百年来，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英雄”“劳动英雄”“人民英雄”塑造党的英雄观，创造性地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1] 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充分肯定平凡人的作用，高度赞扬张思德、鼓励学习雷锋精神、高度评价铁人精神等等。习近平总书记连续 11 年在新年贺词中赞扬平凡英雄，通过国家叙事的方式赋予平凡英雄崇高的意义。[12] 三线建设是中国人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艰苦奋斗的历史，为三线建设做出贡献的每一个平凡人都是对伟大的不平凡的三线精神的体现。三线建设中所涌现的平凡英雄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英雄观的阐释，符合人民英雄的国家叙事语境，正确的利用这一语境可以更好地阐述三线精神。三线建设的亲历者是建设三线的最平凡、最伟大的英雄，把亲历者口述三线和三线参与者的家书赋予平凡英雄的语境，从全新的角度阐述三线精神，为更好的阐述三线建设故事，把三线精神融入党史教育提供了新颖的角度。

劳模表彰是我们党宣扬平凡英雄价值观的有利方式。在 1950 年召开的首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毛主席在贺词中高度赞扬劳动模范，“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13] 三线建设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和艰难的工作环境造就了一批批的劳动模范。1979 年召开的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大会上，共 118 家单位获全国先进企业称号，西南三省有 13 家，大部分为三线建设单位。[14] 在三线建设获得的巨大荣誉背后是无数个三线建设者的付出，凝结着千千万万劳动模范的崇高精神。三线建设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在于它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改变了工业布局，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三线精神。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者、三线劳模用青春甚至生命缔造的，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彰显。三线劳模是三线精神的体现，是三线建设者的集中代表，将三线劳模融入到平凡英雄的叙事语境讲述党史，用三线劳模讲述新中国特殊时期的奋斗历程和工业发展，阐述新中国一路走来的艰辛不易和无数前辈的无私奉献，是增强国家认同，激发爱国热情的精神食粮和教育素材。

参考文献：

[1] 陈晋 . 三线建设战略与西部梦想 [J]. 党的文献 ,2015,(04):96-102.

[2] 陈东林. 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57.

[3] 莫家莉 , 史仕新 . 三线建设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1):221-228.

[4] 祝德桂 .1964—1978 年的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J]. 贵州文史丛刊 ,1995(03):27-30+15.

[5] 向祎. 毛泽东“三线”建设战略思想研究 [D]. 电子科技大学,2023.

[6] 代俊 , 袁晓艳 , 朱云生 . 基于口述史的三线建设者精神动力形成质性分析——以攀枝花三线建设为例 [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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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夕 .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