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研究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是基本的民生问题，要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农民工就业、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等问题，完善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本文利用2013年-2021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和省级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匹配，构建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从不同人力资本异质性和新老两代农民工角度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对不同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差异，并且基于农民工职业分化视角探寻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调节效应。

关键词：数字经济；就业质量；农民工

一、引言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二十大和第二十届三中全会等会议中也多次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农民工作为我国重要的就业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753万人，这一庞大群体在我国全体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约40%，因此做好该群体的就业工作不仅对稳就业大局至关重要，且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随着移动互联网地兴起，中国开始逐渐融入全球互联网浪潮中，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首的互联网大厂逐渐成立并发展壮大，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移动支付等快普及，在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推动了电子商务、物流、自媒体等领域地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融合协同阶段。中国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使得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的应用潜能无限释放，逐渐成为推动高质量就业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型工种和新的工作模式，这种趋势会逐渐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进而影响消费需求，扩大市场内需，从而实现厂商扩大生产和人力资本的需求。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知识密集型和高技能岗位，对劳动者的就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地应用替代了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岗位，造成结构性失业。这种变化既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还是较为丰富的。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呈积极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数字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是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Autor（2015）认为，数字经济赋能的自动化设备地应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生产率，劳动者的收入也相应地提高。Acemoglu和Restrepo（2019）认为，在长期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从而出现其他行业提高劳动力需求的现象以及新增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新增的岗位往往属于高技能型的岗位，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也随之而提高。李晓华（2017）认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会促进新产业地形成，创造更多的优质新岗位。戚聿东等（2020）也认为数字经济可以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对就业质量实现正向的调节作用。丛屹和闫苗苗（2022）认为数字经济通过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对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种是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地消极影响。1929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预言，自动化技术的迅速普及将带来“技术失业”。Frey和Osborne（2017）利用概率分类模型，对收集到的700多种职业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大约有47%的美国就业人口面临失业的风险，他们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宋旭光（2019）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劳动者就业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较大的影响。朱翠华（2017）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提高就业门槛导致结构性失业，从而对就业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齐乐和陶建平（2023）认为产业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影响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会使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从而阻碍就业质量地提升。

对于数字经济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学界一直都存在争议。林龙飞和祝仲坤（2022）认为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帮助中小型企业转型，创造了更多传统和新兴就业岗位，提供给农民工的岗位选择，从而促进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张广胜和王若男（2023）认为数字经济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农民工就业公平等途径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孙中伟和张旭创（2023）认为农民工群体正面临着结构风险，人口红利地消失和老龄化加重使得农民工无法适应数字经济为就业市场带来的变化，加剧“数字鸿沟”从而导致失业等问题。宁满秀等（2024）认为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导致农民工权益问题得不到保障以及相关福利的滞后，从而阻碍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综上所述，在这些背景下，对于就业技能相对来说较低的农民工群体，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探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问题继续迫切解决。因此，本文为了厘清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缓解就业冲击、推动农民工更高质量就业的政策建议。

三、实证研究设计与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参考现有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文献（张广胜等，2023），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本文构建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j、k和t分别表示农民工个体、地区、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Qualityijkt是农民工i在j省k行业的第t年的就业质量指数，Digitj，t-1是本文的解释变量，表示j省份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jkt表示个体和地区层面上控制变量的集合，areaj表示地区固定效应，industryk表示行业固定效应，year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jkt为误差项。α1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待估系数，也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参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参照赵涛（2020）、黄群慧等（2019）的方法，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个维度选取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构建。关于互联网发展维度的测度主要采用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四个方面的指标。具体而言，这四个方面对应的具体指标为：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对于数字金融普惠维度采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此外在指标权重测算借鉴赵涛（2020）的做法，将上述指标进行标准化降维处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赋权，最终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就业质量，就业质量既包括与工作相关的客观指标，也包括与劳动者个人相关的主观感受。本文参考邓睿（2020）和郭晴等（2022）的思路，客观层面从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劳动时间等客观方面衡量就业质量；主观层面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来衡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本文将上述5个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降维处理，其中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和工作满意度与就业质量呈正相关，进行正向标准化处理；而劳动时间与就业质量呈负相关，从而进行负向标准化处理。最后通过等权赋值法对上述指标进行赋权（李礼连等，2022），从而得到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指数。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本文从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两个方面对如下变量进行控制：个体层面控制性别（gender）、年龄（age）、婚姻状况（marriage）、政治面貌（party）、受教育程度（edu）、单位所有制（company）；地区层面控制经济发展水平（lngdp）、城镇化率（urbanrate）、财政教育经费支出（exp）。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字经济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农民工个体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调研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库（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份（区、市）。本文将这两套数据按照省份信息进行匹配，根据国发〔2006〕5号文件的规定对农民工的统计标准进行界定，即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整理，最终得到符合农民工定义的样本6570个。

（三）回归分析

表3.1汇报了基准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报告了只加入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和地区、行业及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第（2）列是进一步加入了农民工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仍在1%的水平上呈现正相关，这表明在考虑农民工个体特征因素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会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假设。第（3）列为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进一步加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后，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地提升在1%水平上显著。基准回归分析的结果与前文第三部分的理论预期高度一致，充分验证了先前的理论假设。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许多新业态、新经济，不仅成为了农民工就业的“蓄水池”，同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就业结构，助力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有正向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分析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微观数据和中国地区宏观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和农民工就业质量构建评价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积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

（二）政策建议

（1）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经济中西部地区及农村的数字设施建设工作，缩小地区之前、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加快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降低数字技术的应用门槛，让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广泛应用数字设备。政府应该针对性地对不同地方采取不同基础实施建设指导方针，对特别贫困的地区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对部分落后的设备更新换代。最终让农民工感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从方方面面改善他们的生活，充分享受到与他人平等的生活，从而去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

（2）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各组织可以组织公益项目，与企业、政府和教育机构合作，开发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免费货低价的数字技能培训课程，课程培训后颁发结业证书，培训技能可以立即在工作中应用。在乡镇设立数字技术学习中心，配备一定的硬件、软件设施和辅导教师，定期邀请志愿者来做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帮扶活动，帮助农民工随时随地学习数字技术。关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心理咨询和支持服务，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压力和个人生活中的问题；构建互助型社区网络，增强农民工之间的联系和支持，形成积极向上的集体氛围。

（3）农民工群体加强个人数字素养能力提升。民工应积极寻找并参加由政府、社会组织或企业提供的各类数字技能培训课程。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他们掌握基础计算机操作、互联网应用、电子商务、数据分析等实用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还应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通过参加进阶课程或专题讲座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免费或低成本学习平台，如慕课（MOOCs）、腾讯课堂、网易云课堂等，选择适合自己水平和兴趣的课程进行自学，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和记忆，同时也能发现自身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改进。

（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yjscxx2024-284-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