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历史主体的多维分析

一、马克思关于历史主体理论的概述

历史的走向并不是由那些在史书上“赫赫有名”的英雄所决定的，而是由无数“籍籍无名”之人所共同推动的。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绝对精神或是光辉人物通常被认为是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而唯物史观的创立，昭示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

（一）马克思对于历史主体的探索认识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分析和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重要理论框架，而其中历史主体这一概念与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对于历史主体的认识和探索经过了从观念主体到世俗主体再到谋求以“现实的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主体观建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抽象精神主体进行了批判，强调“人”才是历史的真实主体。他指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4]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历史主体认识带有强烈的哲学人本主义色彩，他从人的本质入手，认为人的自由与解放是历史的目标，历史主体是现实中的人类而非抽象的“理念”或“精神”。到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主体实践活动的认识，提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思想。劳动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真正的前进动力来源。伴随对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批判进一步深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历史主体的社会性，将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引入主体的分析。他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抽象“人性观”，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这些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置身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2] 在这里，人与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在不断的实践中改造，人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历史的主导力量。而历史主体并非单一的个体或是单个群体所构成，其构成包括群众、阶级和个体等多个内在层次，而这些层次之间又彼此交缠结合，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之中，个人或是群体组成了阶级，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推进社会变革的根本性力量。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留下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 由此，马克思对于历史主体的认识与探索是从理论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

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阶级维度分析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2] 欧洲革命爆发后，法国国内上演的一幕幕“精彩”戏剧十分引人瞩目，而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这些轮番上阵的“主角们”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剖析，他以不同视角来揭示出阶级之间的争斗对政治局势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深藏在各阶级背后的利益纷争。

（一）1848 年法国的社会状况

1848 年的欧洲革命被称为“民族之春”，这场革命席卷大半个欧洲，对当时欧洲革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法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经济得以迅速蓬勃的发展，也使得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在政治地位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而法国当权的则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各方面对新兴起的工业资产阶级进行打压。金融贵族在国家经济和工业发展方面占据绝对的主导权，而农业上却又遭受了马铃薯病虫害，农民遭到重大损失。经济上的危机和困难使社会上许多的人的生活陷入困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则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对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就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现状，因此他们愿意和工业资产阶级一道来进行革命，改善自身地位。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革命主体是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起义中充分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却呈现出另一种结果。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却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之外，工人们发动的六月起义受到残暴血腥的镇压。至此之后，法国的整个政局便呈现出“你方作罢我登场”的形势。

（二）法国农民阶级的特殊性

“12 月 20 日和 21 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3] 农民阶级何以有如此大的能力，以至于影响整个国家的局势？首先，法国虽已有了较为发达的工业产业，但其根本上仍旧是农业大国，依靠着农业经济为基础，农民阶级占有法国近四分之三的人口。法国的农是分散的独立个体，他们没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唯一的追求便是脚下的土地。马克思对法国农民阶级有着确切的描述：“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3]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没有分工也没有先进科学的耕作技术。正是这种生产方式，使小农处于相互隔离，难以扩大交换和交往半径，始终困于狭窄的自给自足状态。由此，他们尽管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相邻，却无法形成真正的利益重叠，无法产生彼此的联系和认同，因此马克思得出，法国的小农阶级能够很好地被聚在一起，同时也是容易被打散的阶级。

造成小农阶级现状的还有一重要因素：拿破仑观念。马克思指出：“他指出：“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3] 法国农民所追忆的拿破仑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没收了逃亡的生园主的土地并分成小块出售，把近 200 年从村社公有地夺去的土地归还给农民，按照人口进行分配，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废除地租和其他封建苛捐杂税等农民所负担的义务，这样，法国的广大农民都成为小块土地的私有者。同时拿破仑一世还出台法律来保护农民权益，使得在法国农民的心中，拿破仑一世是光辉不可磨灭的存在。这样的观念延续到了 1848 年革命时期，一个打着拿破仑旗号，号称可以改变农民现状的波拿巴出现，这无疑会让法国农民再次将希望投注到他的身上。但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一心理特点和根深蒂固的“拿破仑观念”，又用减税降税的谎言来哄骗法国的大多数农民，农民和他们的小土地所有制为波拿巴政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 并由此构成波拿巴王朝庞大的经济基础， 支撑着波拿巴王朝全部的国家建筑物。

（三）资产阶级的争斗

在 1848 年这一段革命风波中，法国的资产阶级们无疑是“最瞩目”的主角。他们彼此之间利益相争，最终却是被一个“骗子”诈取了共和国的宝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4] 工业资产阶级曾联合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一起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这之后却又将无产阶级排挤出权力的中心。资产阶级共和派控制了政权之后进行了反动统治，在它掌权期间，实施的是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财政税收政策，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样就动摇了他自己的统治。因此，在 1848 年 12月的总统选举中，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以及军队都站在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对立面，而选择了波拿巴。波拿巴在就任总统后，为了笼络保皇派，波拿巴组建了巴罗内阁，也就是秩序党内阁。巴罗内阁建立后，国家政权的一切重要职位就落在了保皇派手中，这样，波拿巴联合秩序党控制了国家大权，资产阶级共和派倒台。在这之后，保皇势力内部的斗争就公开化了，三股斗争力量分别是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斗争的焦点在于由哪一股势力来实现君主制。正统派试图恢复波旁王朝时期的统治秩序，夺回土地和权力，他们追求的是巩固大地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而奥尔良派是七月王朝的残留，他们主张君主立宪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国家政权来保护发展金融工商业，而波拿巴正是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来争夺自己利益，最终在欺骗农民的情况下成功上位，利用军事手段逐步掌控了国家政权。

（四）无产阶级

法国无产阶级同样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诞生的，并在反抗七月王朝的过程中与其他阶级并肩作战，工人们浴血奋战，冒雨搭建堡垒，可以说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从七月王朝的覆灭到波拿巴称帝，法国无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就好似烟花一般绚丽登场而随后在政局中消失不见。

马克思在《1848 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一个一旦奋起反抗便集中体现社会的革命利益的阶级，会直接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 ： 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法国工人阶级不是站在这样的立足点上，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3] 法国的工人阶级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一是在二月革命后，法国几乎所有阶级都因各自利益纷争都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使得其落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地步；二是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在二月革命胜利后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并且天真地将共和国视为自己的胜利果实，因而后面无条件支持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每个措施，包括建立国家工场，增加税收等措施，尤其伤害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三是无产阶级发动这次起义并不是在具有充足准备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迫于资产阶级的逼迫，因而革命缺乏主动性，也缺乏各方面的指导和准备。

1848-1851 年的法国革命出现了众多的“角色”，但这些阶级团体最终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争斗，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改变人类命运的责任。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之路绝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刚刚诞生出的新力量在面对其他社会团体力量的言语舆论裹挟逼迫时，无产阶级更需要的是有自己的主心力量和坚定理论的指引。无产阶级要想实现真正的革命斗争，取得真正的权力，就要旗帜鲜明地表达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任务 ， 以不断革命的方式消灭一切同现代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自觉承担起真正历史主体的光荣使命。[7]

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个人维度分析

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在当时引起剧烈反响的一个是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一个是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雨果将这场血腥政变最终描述为某个人的暴行所致，而蒲鲁东更是表现出为政变主角辩护的历史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雨果和蒲鲁东二人对于政变的描述和评价，反映出他们所在阶级的狭隘目光以及对于历史人物的错误认识和判断。而马克思则是通过对政变的深刻描述，揭示出个人与历史发展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 波拿巴个人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上演的这场“笑剧”中，波拿巴似乎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但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拥有极高声誉和话语权的“主人公”，将所有阶级玩弄于股掌之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层层推进分析出路易·波拿巴最终得以上位的真实原因：一是得益于法国当时纷繁杂乱的阶级斗争，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彼此在斗争中相互削弱，任何一方的行动都会受到敌对阶级的遏制，导致没有哪个阶级能够单独掌握政权。这种权力的僵持状态为波拿巴提供了契机，使其能够借势建立专制统治，从而使其政权在表面上呈现出超阶级的特征。二是波拿巴巧妙地哄骗拿捏住了法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阶级，他以老拿破仑为幌子，用土地和降低赋税为借口，让农民能够心甘情愿将选票投给了他。

（二）波拿巴与流氓无产阶级

波拿巴得以成功发动政变的一个关键原因还在于他背后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不同于一般的工人无产阶级，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指的是城市中游离于社会生产体系之外的失业者、投机分子、犯罪分子、骗子、雇佣暴徒等。这一群体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不具备独立的阶级意识，容易被收买和操纵，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了这些人，为自己的政权制造政治支持和社会动员力量。波拿巴发动政变时，除了借助军事力量，他还依靠流氓无产阶级充当打手，镇压反对派、恐吓选民、煽动混乱，以确保自己的独裁统治顺利建立。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增加威望，路易·波拿巴的统治需要一个能够听命于他的社会基础，而流氓无产阶级恰好符合这一需求。他通过施舍、安抚和雇佣这些社会边缘群体，一面让流氓无产阶级制造混乱，影响社会安定，另一方面自己却充当“守护者”来维持社会稳定，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政治工具。

历史从不是某个人物或是某个团体的独立舞台，而是由一个个而是由多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对历史主体进行了多维分析，强调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及社会矛盾的相互作用。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或许会有个人和团体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真正推进历史进程的是是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作用。从历史主体的维度来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各个阶级的细致分析，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每一次重大变革的发生，既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孕育，也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则是应该从理解历史出发，在特定历史关头，个人的选择可能影响历史发展的具体路径，然而，这种个人作用必须放置于社会整体的框架之内，其能动性受到阶级立场和物质条件的约束。超越个人主义的叙事模式，深入考察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揭示历史演进的本质逻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49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2.

[6] 周勇胜.《雾月十八日》与历史唯物主义[M].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7] 崔增辉 . 马克思对历史主体概念的实践证成——基于《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考察[J]. 社会主义研究，2024，（02）：32-38.

[8] 李妙辉 ， 任君 ， 王婷婷 ， 等 .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主体理论的创新与启示 [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4，34（01）：137-143.

[9] 杨耕 . 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观点研究：概述与反思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09）：38-64.

[10] 刘同舫 ， 张乾 . 马克思历史主体思想的认识论意义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5，（0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