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边城》英译本对比分析

Abstract： Biancheng is an outstanding piece of local literat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ividly depicting the customs and culture of Chadong， a small town in western Hunan Province. This essay employs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to compare Gladys Yang’s translation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with Jeffrey Kinkley›s Border Town，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two translators. 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evaluates the translation effects， aiming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both Gladys Yang and Jeffrey Kinkley made certain adaptations and selection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their translations exhibit varying degree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Key words： Biancheng; eco-translatology; three 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adaption and selection

一、简介

2001 年，胡庚申教授首次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概念。随后，生态翻译学研究学者在不同期刊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促进了该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翻译文本的视角之一。该视角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深入探究。它既关注语言本身，也关注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和交流媒介的功能性，对译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满足了这些要求，译者才能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保持平衡，实现自身翻译目的、满足目的语读者期望。

《边城》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是中国地方文学的代表。在《边城》四个英译本中，本文选取了戴乃迭（Gladys Yang）的《The BorderTown and Other Stories》和金介甫（Jeffrey C. Kinley）《Border Town》作对比分析。在《边城》中，沈从文花大量笔墨描绘了茶峒小镇的风土人情，两位译者从语言、文化、交际角度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采用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研究《边城》及其译本十分恰当。

二、三维转换视角下《边城》英译对比分析

2.1 语言维

胡庚申指出，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英语和汉语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在词汇运用、句式结构等方面差异明显。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熟练运用转换技巧，基于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和转换，既有效传达原文的含义，又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望，在两者之间达成动态平衡。

例 1

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

“Or he and his granddaughter play a wedding tune on their bamboo flutes.”（Gladys Yang）

“Other times， they‘d each press a little up right bamboo flute to their lips and play the melodies of bridal processions， in which the groom went to the bride’s house and brought her home.”（Jeffery C. Kinley）

众所周知，中西方有不同的婚礼文化。西方在教堂举行婚礼，而中国则嫁和娶之分、迎亲和送亲之分，遵循一套完整的婚礼规则。原文中的“送女曲”是指新娘离开娘家时播放的乐曲；与之相对应的是“迎亲曲”，即新郎来到新娘家将新娘带到新郎家时播放的乐曲。在英译本中，戴乃迭忽略了这一差异，将其简化为“a wedding tune”，而金介甫则充分利用英语的主从句结构，采用了词语 + 定语从句的方法，一方面保证了翻译主句的简洁，另一方面在定语从句中为读者提供了文化背景知识，对词语进行进一步解释。遗憾的是，戴乃迭提供的译文虽然对于译文读者理解大意已经足够，但并未准确传递原文的意思，对原文的适应性转换打了折扣。

例 2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一户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The highway running west from Sichuan to Hunan comes， just west of the border， to Chatong， a small town in the hills. Nearby a stream flows past a small pagoda， at the foot of which lives a solitary household： an old man， a girl and a dog. （Gladys Yang）

From Szechuan there is a highway running east to Hunan. When the road reaches the small mountain city of Ch’a-t’ung， just inside the border of Hunan， it crosses a river; near the river you will find a white pagoda and a small isolated cottage， where there once lived a family， which consisted of an old man， a girl and a yellow dog. （Jeffery C. Kinley）

这是《边城》的开篇部分。一开始，作者寥寥几笔，交代了爷爷和翠翠居住的地理环境，并通过他的描写营造了一个平和、安静、自然的场景和氛围，奠定了本文的基调，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原文是由三个松散的简单句组成的。然而，考虑到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的特点，戴乃迭和金介甫都使用连词将松散的句子转换为整句。在戴乃迭的翻译中，她用了“nearby”和“at the foot ofwhich”，把三句变成两句，结构紧凑、逻辑明确。金介甫也同样用分号、“near”和“where”来表示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

2.2 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1]。因此，译者必须熟知译出语和译入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对原文的文化进行传递，另一方面，还必须对该文化现象进行阐释，帮助译文读者理解译文。在汉语中，作为特殊词汇单位的成语承载了不同的典故，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意趣。翻译这些时，尤其需要注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例 3

但老船夫却作错了一件事情，把昨晚唱歌人“张冠李戴”了。

He is wide for the mark， however. （Gladys Yang）

But the old ferryman was wrong—he had confused one brother with the other. （Jeffery C. Kinley）

“张冠李戴”是一个汉语成语，意思是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头上，表示弄错了事或人。在本文中，这个词指的是老船夫把昨晚唱歌的傩送误以为是天保。所以在翻译中，金介甫利用了“confused”这个词，表明老船夫是“混淆”了两兄弟。而戴乃迭翻译为“wide of the mark”，意思是“not accurateor correct”，即不准确的、不正确的，却没有表明“如何”不准确，只译出了这个成语的基本含义。两位译者都用解释的方法翻译了“张冠李戴”，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金介甫的译本是对戴乃迭译本的进一步诠释，指出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混淆”了这两个人。因此，金介甫的翻译更接近原文作者的意图。

2.3 交际维度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1]。该维度要求，转换的过程中除语言和文化外，更多的放在交际意图是否实现这一重点上。当这三种转换发生冲突时，译者可以做出适当的调整，以满足读者和对话的需要。

Example 4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To hell with this hooligan！”（Gladys Yang）

“Damned low-life！ You’re headed for the executioner！”（Jeffery C. Kinley）

这是翠翠听到傩送邀请她在黄昏时去他家时的评论。端午节那天，翠翠第一次见到了傩送。傩送邀请翠翠到家里等她爷爷归来，而翠翠把这一举动误认为了有恶意的一种行为，所以咒骂了傩送。“悖时的”意为“倒霉的家伙”、“不走运的家伙”；“砍脑壳的”指“该杀头的（家伙）”。戴乃迭用的是“hooligan”流氓一词，结合翠翠面对陌生男子的心理，翻译较为贴切。而金介甫用的是“low-life”道德低下的人，同样表述出了“咒骂”。就句式而言，与金介甫的翻译相比，戴乃迭用一句话直接表达了翠翠的情感和交际意图，更简洁，更容易理解。

三、结语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视角为基础，对沈从文的《边城》的戴乃迭译本和金介甫利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位译者都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的适应性转换。戴乃迭更强调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回避了一些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俚语和名词，以通俗的英语翻译代替；而金介甫倾向于采用直译 + 注释的方式，保留原文作者的写作风格，让译文读者感受异域文化。在中华文化越来越走向国际舞台后，后者采用的三维转换方法会越来越常见。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 .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J]. 中国翻译 ，2011，32（2）：5-9+95 .

[2] 胡庚申. 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2008（2）：1-5.

[3] 胡庚申 . 从译文看译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 [J]. 外语教学 ，2006（4）：50-55.

作者简介：赵晗（1994.11-），女，汉族，山西晋中人，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