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形式

二十世纪兴起的进化理论揭示出，进化演变不仅是生物学领域的现象，其演变同样存在于认知文化领域。哲学家西塞罗将文化定义为"cultura animi"——这个源于古拉丁语的术语意为" 灵魂的培育"，强调文化是后天习得的过程而非先天能力。换言之，人类通过积累日常生活经验并将其储存为知识，这些习得的经验构成了我们适应环境的认知基底，例如：中国人使用筷子的饮食习惯和西方人使用刀叉饮食习惯、中国人内敛的情绪表达和毛利人的瞪眼吐舌的强烈表达、齐白石的“大写意”国画笔墨风格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式”绘画艺术形式等。此类的文化认知过程和积累正属于文化进化的范畴。

在文化认知体系及其发展进程中，可以观察到书写文化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两个领域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同时，书写与技术也是文化积累与传播的重要载体。由此可推导出：书写与技术既是文化产物，又反过来成为文化的生产者——更准确地说，成为认知感受的生成者，它们的进化共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

书写与技术构成了一种互动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持续推动着二者的协同进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难观察到这两个领域间的相互作用：技术发展不断革新着信息媒介与载体（如纸张、印刷术、计算机及互联网的发明），这些正是书写实践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信息载体技术的演进不仅改变着书写习惯，更持续重塑着文字的表现形态。书写作为沟通工具，也是记录和传播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与技能系统的重要方式。这两个领域的进步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活动的整体发展。

此处值得关注的是：汉字的演变完美映射出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历程，即从依赖世界形象的心理表征的原始思维，逐步发展为依靠抽象符号心理组合的概念性思维。基于此逻辑，在我们也将探讨汉字书写演进的新型呈现方式，是如何在当代数字媒体艺术的领域内来展现。这类型文化的演进既关乎人类认知活动，涉及知识文化传承，更承载着数字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创新。

一、象形书写形态：人类认知活动的记录肇始

古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契形文字与中国古代甲骨文是世界最古老的书写系统。这三种古老文字体系均起源于象形文字系统——原始人类只能使用自然工具（如石块、树枝、兽骨等）描绘所见之物象。

《说文解字》是中国关于文字发明的神话叙事，里面记载了仓颉造字的传说：仓颉生有四目，他观察鸟兽踪迹、鱼虫形貌，通过辨别形态差异而创造文字。尽管这种文字与自然世界的联结今日已鲜有痕迹，却揭示了象形书写作为人类认知活动原始记录的本质。汉字原始形态源于文化现象与自然物象，仓颉传说所描述的造字历程，正是人类创造书写文化的典型例证。

甲骨文作为迄今已识别的中国最古老文字系统，其发明可追溯至公元前两千余年的商代之前。这种镌刻于龟甲兽骨上的古老文字，最初是用于占卜活动的特殊工具。彼时文字尚未与口语语音完全对应，表意文字实为一种依托自然现象的创造。这些甲骨文主要服务于巫师群体，而非为广泛交流设计。正如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所阐释：" 这些铭文记录的是所谓' 占卜方程式'，它们直接刻在用于占卜的牛肩胛骨与龟甲上，每个字符都注解着对应的占卜图谱。进行占卜时，操作者采用极其复杂的骨卜技术（pyro-scapulomancie：pyro= 火，scapulo= 肩胛骨，mancie= 占卜），此种技艺在任何其他文明中都无先例。”

根据汪德迈的这一理论，我们认识到：自公元前二千纪末期起，早期人类创造的表意文字，已成为人类文明认知体验的书写载体。其最初功能是实现与神灵或祖先的沟通。在当时的文明框架内，远古人类使用原始工具与初级技术，绘制出映射自然物形态的符号——诸如 " 鱼 "、"兔"、" 日"、" 月"、" 雨" 等字符皆源于此。

汉字古形源于自然物象之态，此现象反映了人类认知的原始知识结构。在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装置作品《鸟飞了 3》深刻展现了文字、概念、符号及形象之间的本质关联。此作品由400 多只不同书体制成的“鸟”字组成。展厅地面中央的文字是取自于字典中对“鸟”字的解释。从这篇文字为起点，“鸟”的字符如飞鸟般升腾，这些 " 飞鸟 " 遵循汉字演进时序，从毛泽东以后的简体印刷体向繁体、楷书、隶书、小篆一路演变，最后追溯到远古象形文字的“鸟”，它们逐渐升高，成群飞向窗外。徐冰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常以汉字作为灵感元素进行当代艺术创作。《鸟飞了 3》巧妙利用了东方表意文字系统与自然物象之间的内在联结。通过这件装置作品，艺术家试图引导观众在认知空间中重新思考文字、概念、符号与象征的本质关系。

二、文化现象中的表达手段

根据前文论述可知，中国象形文字（甲骨文）的起源是远古人类作为与神灵和祖先沟通的手段，而非个体间的交流工具。出现于商代晚期的金文文体，其形成稍晚于甲骨文。通常作为青铜器铭文铸刻于礼器内壁或钟鼎之上，以宗教功能向先祖神灵传递信息。

秦朝时期（公元前 221-206 年），秦始皇诏令首次实现汉字统一。在此之前，战国时代的文字存在诸多地域变体——这些变体虽互有差异却同源共流，因各诸侯国文字皆承袭自周朝（约公元前 1045-256 年）。

此外，战国时期的思想界呈现出道德观念多元化的现象。古代中国统一后，始皇诏令规范文字形态，焚毁各派道德文献，分类整理生活实用文书，以实现文明思想控制。统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驯化上，更通过战国诸国的整合，催生了新型文字 " 篆书 " 的发展。这种文字以毛笔书写于竹木简牍，具备更快捷的书写效率。篆书可分为大篆与小篆两种形态：大篆形制古拙，用于官方铭文等庄重场合；小篆则较大篆简化，更适应日常书写需求。

篆书体系的确立以王国统一为目的，消除了地域性文字变体。大量被判定过时的符号或冗余字符遭废除。新文字形态较前代更为简化，文人使用 " 小篆 " 编纂儿童识字教材。然而改革未能完全实现字符标准化，篆书主要通过官吏与上层阶级传播，因其用于帝国全域的官方文书。。

隶书发展自小篆，出现于秦末汉初（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220 年），其字形较小篆更为简化和实用，成为象形文字符号化的关键阶段，亦是古文字向现代汉字过渡的重要桥梁。而楷书作为传播工具，通过造纸术的发明与东汉（公元 25-220 年）技术发展得以普及。其中文名称 " 楷书 " 之 " 楷 "，意为书写范本，构成当今汉字发展的根本基础。它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得益于造纸术技术的发明。楷书不仅成为面向民众的实用书写传播工具，更作为书写文化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根基。

通过秦代汉字演进历程可见，文字不仅作为记录工具、社会认知感受的传输手段，更成为秦始皇统治下的思想控制工具。至汉代隶书阶段，文字较小篆更为简化实用。自此，汉字逐渐符号化，象形特征消退——这源于传播难度、书写复杂度与学习困难度等多重因素。新型符号文字系统通过人类认知活动、知识积累与技术实践，发展为现代汉字的书写形式基础。

三、对演变的适应性

楷书的出现不仅是技术发展的适应性产物，更是历史文化的结晶。文化信息传播的新媒介——造纸术的发明——革新了书写方式，较先前的甲骨文、金文等书写载体得到极大拓展。

然而这种信息记录方式依赖手写书写，在操作层面、效率层面与信息复制层面仍存在局限与困难。在官方文书制作框架下，手写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往往需要全程重新誊写。书写演变持续适应着新技术——这无疑是人类文化活动文化进化的动力因素。

印刷术的发明遵循了书写作为文化领域的演进逻辑。而 " 宋体 " 的出现，正是为适应第一代印刷机机械特性而创制的汉字新字体。这种作为首个印刷范本的新字体，成为延续多个时代的官方文书字体，直至简化字出现。

事实上，简化汉字的出现得益于汉语拉丁化运动。该运动起源于中西语言交流过程中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翻译与拉丁转写问题。然而汉字系统字符量庞大，完全通过字母组合实现转译既不可能，又常导致语音与语义的混乱后果。正因如此，汉语拉丁化虽成为后现代汉字演进中未竟的工程，却启发中国语言学家为普及教育之需简化古汉字——鉴于传统汉字存在学习难、记忆难、适应印刷技术发展难等困境。尽管汉语拉丁化革命未竟全功，却带来了汉字简化的理念，这种以拉丁字母作为汉字辅助工具的设计（如拼音系统的出现），为汉语语音学习提供了便利。

当前，汉字体系已发展为简化形式，并整合了拉丁符号系统。前两章阐释了汉字从公元前两千年前至今的演进历程。由此我们可理解为何文字属于进化系统：汉字演变不仅由语言表达方式的更新驱动，更受技术革新的推动。从象形文字到后世汉字，书写形态伴随符号化抽象进程日趋简化，书写便利性同步提升。文字作为沟通工具，既适应文化进化，又顺应技术发展。每个时代的书写形态——包括信息记录与传播方式——都折射出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与人类认知能力的范式特征。

四、面向数字创作的书写形态转型

在前章中，我们观察到汉字形态的演进如何推动人类活动的变革，并随着技术发展逐步实现自我转化。然而，正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当代仍有很多艺术家致力于探索书写传播的新形态。

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不仅关注汉字本身（如前章所述《鸟飞了 3》），更深入探索书写传播形态——其作品《地书》便是数字媒体与交互程序结合的装置。该作品是徐冰自 2003年起持续进行的一个艺术项目，他以搜集来的公共标识为单位编纂一本书，不管读者是何种文化背景或教育程度，只要他是卷入当代生活中的人，都可以释读。它在视觉表意上的共通性，使它成为了一本在任何地方出版都不用翻译的书。配合这本书，徐冰工作室还制作了“字库”软件，使用者输入英文或中文，电脑即可将之转译成这种标识文字，从而实现双语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地书》所使用的标识来自不断发展的领域，《地书》本身也是一个以多种形式不断延展的项目；随着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电脑中的 ICON 语言日新月异的发展丰富，这一项目的规模到今日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源于一次在飞机安全手册所见的图标：这些手册使用极简的文字，以完整的图标系统传递信息。正是由此，徐冰开始思考纯图标化叙事文本的形态可能性。

在徐冰的作品中，图标作为一种书写形式，由观众共同构建为象形文本。我们能够大体理解文本内容，因为这种理解超越了文化差异与语言界限——其唯一前提是数字时代培养的惯习，即个人计算机与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正如埃德蒙·库肖所言：" 图像、声音与文本紧密融合，共同参与新型计算机载体的构建，其查阅模式与使用方式催生着差异化的文化习惯，交互多媒体与网络技术正是明证。"《地书》中的图标作为沟通和表达工具，不仅构成了人机沟通的新形态，更通过这种普适性符号拉近了不同文化习惯之间的距离。

" 数字技术具有交互性、参与性、动态性与可定制性等特质，这些特性催生了独特的审美形态。" 正如克里斯蒂安·保罗所言，数字媒介能够构建特殊美学——如同徐冰作品中构成象形文本的图标系统。或者可以说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了一种书写的新形式与新美学，更重要的是数字时代正在深刻改变技术与人类之间的沟通形态。

当今的书写文化不仅呈现于书籍纸页，更广泛存在于数字载体。此外，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书写形态正被数字技术持续演进或创造。数字艺术形式包含：" 装置；电影、视频与动画；网络艺术与软件艺术；虚拟现实与音乐环境。" 这些形式为艺术创作提供技术支撑，使作品能够拓展更多表达方式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观察大卫·斯莫尔的作品：他构建了一个由书籍文字构筑信息建筑空间的虚拟场域。艺术家旨在表达" 空间建筑既是对阅读过程的隐喻，亦是对神圣文本研究本身的隐喻"。在此，文字作为作品核心元素，在新媒体上构建起信息架构展开的虚拟空间。该作品让我们得以进入文学构筑的世界，让我们可见一种如参观建筑美学般的阅读进程：虽无实体建材，但其作品呈现方式极具启发性。

大卫·斯莫尔与汤姆·怀特的另一作品《意识流 / 交互诗园》是一个交互装置——" 由两平方米的小花园构成，溪流穿行其间，瀑布般泻入水池"。文字投影于水面，随水流运动而漂移。观众可通过触摸水流中断词语，切割成难以理解的碎片或独立字母。" 水与文字被吸入池底排水孔，经水泵重新输送至源头再次流淌。

这两件作品关注排版与书写空间的 " 物质性 "。艺术家大卫·斯莫尔与汤姆·怀特利用新媒体特性，向我们展示书写形态的无限可能。

书写与技术构成了一种互动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持续推动着二者的协同进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难观察到这两个领域间的相互作用：技术发展不断革新着信息媒介与载体（如纸张、印刷术、计算机及互联网的发明），这些正是书写实践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信息载体技术的演进不仅改变着书写习惯，更持续重塑着文字的表现形态。反之，书写作为沟通工具，又是记录和传播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与技能系统的重要方式。这两个领域的进步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活动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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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冰 . 从天书到地书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7] 徐冰 . 从思想到方法 [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 2021.

作者简介：周甜甜（1988-），女，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通信作者：朱慧旎（1986-），女，硕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美术学，邮箱：472852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