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教师日记》中的音乐活动

《教师日记》是丰子恺在抗战期间流徙途中所写的纪实性文字，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后成书出版，这部作品主要记载了他在桂林师范从事教职时的日常见闻、教育实践及对动荡时局的感悟，既呈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也反映了他 " 美育化人 " 的育人理念，在日记中，丰子恺详细叙述了自己教授美术、国文等科目的具体情形，并阐述了对艺术教学的看法，他主张艺术教育不应局限于技法训练，而应引导学生感知生活之美，书中还记述了战乱中他与家人的生活片段，既有亲情的温暖，也折射出普通人在战争中的艰难处境，面对日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在文字中表达愤慨，同时也记录下广西民众的抗战事迹，颂扬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此外，他对艺术、教育及人生价值的思考贯穿全书，强调艺术应扎根现实，教育则应塑造完整人格。

一、《教师日记》创作背景

（一）时代背景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急剧扩大，国家面临严峻存亡考验，随着敌军推进，东部省份相继失守，丰子恺所在的浙江地区亦遭战火侵袭，为躲避侵略者，他被迫舍弃精心建造的 " 缘缘堂 "，带领全家老幼踏上漫长逃亡之旅，从赣湘交界到桂北山区，他们历经艰险，亲历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日记中提及的“辞缘缘堂”“逃难周年纪念日”等细节，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战时中国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缩影。

在日军铁蹄的逼迫下，东部文化重镇如杭州、上海等地相继失守，高校、出版社、文艺团体纷纷向西南大后方转移，桂林因其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据点，众多学校、学者、艺术家汇聚于此，使这座山水之城一度成为抗战文化的“精神堡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子恺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担任国文和美术教师。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教学条件极其艰苦：校舍破旧，教具短缺，空袭警报时常中断授课，师生不得不躲进防空洞继续学习，丰子恺仍坚持“艺术兴学”“礼乐治校”的理念， 他试图通过美育涵养学生的心灵，培养他们“万物一体”的胸怀，使其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仍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样的教育探索既延续了中华文化精髓，更展现了以美育对抗暴虐、用文明抵御战火的精神力量。丰子恺将美育视为民族精神重建的重中之重，希望在战争年代培育出“完整的人”，而不仅仅培养战争工具，这体现出丰子恺等知识分子在危难中对文明价值的捍卫。

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普通人的生活交织着惊惧与坚韧，日记里时常出现防空警报的尖啸、避难所中的局促喘息，以及爆炸声引发的骚动，人们依旧延续着生活常态：打年糕、种痘、买卖物资，甚至冒着炮火赶集。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实则展现了民众在绝境中的生存智慧，折射出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内核，丰子恺用敏锐的观察力捕捉这些细节，使《教师日记》超越了个人经历的记述，成为记录战时中国社会百态的重要文献。

（二）文化环境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

1932 年秋，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在桂林良丰创办，在杨东莼和陈此生先后主持下，聘请了一批中共秘密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到学校任教。他们当中，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左联成员，有的是中共早期党员，后来与党失去联系，但仍坚持革命立场，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利用公开的课堂，向学生讲授新兴社会科学，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文学思想，培育了一代新人，这批人到了抗战时期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骨干，成为桂林抗战文化的播种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小组指导员，对传播革命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还有许多师专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分布在广西各县，有的当中学教师，有的做了校长。他们利用教师、校长的合法身份，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在学校组织读书会、歌咏队、话剧团、文艺小组办壁板、下乡宣传等抗日救亡文化活动，这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化得以繁荣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2 毕业生在基层开展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唤醒了广西各县民众的抗战意识，吸引普通群众参与到文化活动中，让桂林抗战文化从“精英圈层”走向“大众参与”，形成广泛的群众支持；马列主义、进步思想通过课堂教学与基层实践的双重传播，在桂林地区形成了浓厚的进步思想氛围，为后续满谦子、田汉等文化名人在桂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提供了思想土壤，也让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进步文化能持续发展的重要阵地。

据统计，当时国统区桂林虽仅有 30 万人口，但在桂林文化城战斗过的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学者有 1000 多名；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报章杂志将近 200 种；在桂林开设的书店、书局、出版社有200 余家，出版的文艺书籍有上千种；文化演出团体60 余家，10 多个剧种同时上演；群众性的歌咏会、诗歌朗诵会、街头诗画展盛况空前。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承新民主主义文化脉络的革命实践，以空前的人才集聚与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重要文化遗产，也奠定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历史地位。

2. 文化工作者们

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战文化活动，从根本上说是要提倡进步思想，而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的实质，就是要和国民党争夺青年一代，争夺文化阵地，一句话，就是要用先进的文化去占领文化思想阵地，通过占据文化思想阵地，来传播先进文化，鼓舞广大青年奔向抗日前线，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4 抗战时期的桂林虽属国民党统治区，但在此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有着清晰的逻辑与目标：其根本是要提倡进步思想，而活动的实质，是与国民党争夺青年一代、争夺文化阵地，归根结底就是要用先进文化占领文化思想阵地；通过这一方式，既能传播先进文化，鼓舞广大青年奔向抗日前线，又能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是进步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一特殊环境下，以文化为手段推进革命事业与抗战动员的重要实践。

满谦子于1937 年秋至1938 年8 月间居住于桂林，期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音乐活动，教学、作曲、指挥大型歌咏活动，创办了广西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并亲自编写中小学音乐课教材。5田汉曾于 1939 年首次抵达桂林，后来又多次到访桂林，其在桂时期创作了7 部戏曲，积极协助夏衍为《救亡日报》筹集出版资金。

体现了抗战时期桂林作为重要抗战文化阵地，汇聚了不同领域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以各自专业为依托，从多元维度参与“文化抗战”的生动实践：满谦子聚焦音乐领域，通过教学、创作、组织歌咏活动及培养艺术师资、编写教材，将抗日救亡理念融入音乐教育与普及，为抗战文化建设筑牢基础力量；田汉则立足文艺创作与舆论支持，以戏曲作品传递抗战精神，助力进步报刊出版，为桂林抗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内容支撑和物质保障。二者虽实践路径不同，但均以实际行动践行“文化抗战”，共同彰显了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危难时期，通过文化实践凝聚抗战士气、助力抗战事业的责任担当，也印证了桂林在抗战时期对文艺人才的吸引力及在抗战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大公报》《扫荡报》的报道进一步扩大了音乐会的影响力——即使未能到场的民众，也能通过报纸了解这一文化事件，间接融入“抗战文化氛围”。这种艺术传播、媒体扩散的模式，有效拓展了抗战文化的受众边界，为后续桂林开展更大型的文化活动积累了群众基础，也为抗战时期“高雅艺术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三）个人经历

在动荡岁月中，丰子恺与马一浮、夏丏尊等文化界同仁保持着密切往来，展现了文人在患难中的相濡以沫。他们于颠沛流离之际，常就教育革新、艺术创作与救亡图存等议题深入交流，如马一浮赠诗“人间真相画不得”，丰子恺反思“漫画高才惊四海”，既是对个人创作的省察，也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针对战时学生语文基础薄弱、教学资源短缺等困境，丰子恺革新授课方式，强调“眼明手快”的治学精神，主张以艺术涵养人性，他批评“画八股”“乐八股”的僵化教育，倡导贴近生活的美育，试图以文化力量凝聚抗敌意志。

书中多次提到“保卫大广西”“抗战必胜”等标语，以及学生宣传抗战、绘制漫画等活动，反映了全民抗战的动员，丰子恺本人也参与创作抗战宣传画，试图以艺术唤醒民众，如“保国”“轰炸”等画作，直指战争的残酷与民族的悲壮。在抗战烽火中，大批学校被迫西迁，文教工作者在颠沛流离中仍坚持育人使命，作为其中一员，丰子恺的日记既揭露了战争暴行，也彰显了文人的文化担当，这位以绘画和随笔著称的艺术家，因时局所迫转型为教育工作者，他在广西任教期间的文字记载，详细呈现了课程准备、师生交流及学校管理等教学实况，生动反映了其从文艺创作到教书育人的身份转变过程，丰子恺以“乐莫乐于新相知”的心态面对流亡，既是对现实的无奈接受，也是对未来的微弱期许。

在漂泊岁月里，丰子恺全家的日子过得十分困顿，他的记事本里屡次写到亲人染病、手头吃紧的窘况，有时连衣裳都得典当来换口粮，这些文字如实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老百姓的艰难处境。日记中强调“以艺术育人”，主张教育应培养完整人格，而非机械灌输知识，丰子恺在教学中融入艺术、音乐，试图在战火中守护学生的心灵。

在漂泊途中，丰子恺细致记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境况，笔下既有民众相濡以沫的感人场景，也不乏对官场黑暗与人性弱点的批判，即便生活困顿，他仍以画家的眼光捕捉漓江风物，并借寻常生活片段，展开对生死、战乱与安宁的深刻省思，体现其“缘缘堂”一脉相承的禅意与超脱。丰子恺的《教师日记》延续其一贯质朴隽永的写作特色，运用简练的纪实笔法再现战时生活，既保存了珍贵的历史细节，又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部作品生动呈现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字里行间既流露出对战争的愤慨，始终强调教育维系民族命脉的重要作用，在动荡时局中坚守文化人的责任担当，他批判急功近利的教育倾向，主张培育 " 明德至善 " 的健全人格，这一育人理念至今仍发人深省。

二、桂林时期的音乐活动

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讲到“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戏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艺术 （ 绘画雕塑之类 ）， 也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7 因此他认为音乐是所有艺术门类中发展最迅猛、影响力最广泛、作用最直接的，音乐在战时无与伦比的传播力、感染力和普及性都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做到的，因为音乐具有普遍性、即时性和渗透性，所以音乐能够成为动员全民、鼓舞斗志、凝聚民族力量的最有效、最“勇猛前进”的艺术武器。

丰子恺被邀请到桂林时，当时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唐现之先生告知他，学校秉持“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之旨，而这与丰子恺“提倡美育”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丰子恺为桂师谱写的校歌歌词如下：

“桂师校歌，百年之计树人。教育根本在心。桂林师范仁为训，克己复礼泛爱群。洛水之滨，大岭心村，心地耘耘，普雨悉皆萌。

歌词开篇强调“百年之计树人”，展现了丰子恺以教育为立人之本的理念，在他看来，艺术教学不应局限于技法训练，而要通过审美熏陶完善人的品格，这种观点既汲取了传统儒家 " 正心诚意" 的修养之道，又融合了蔡元培倡导的新式美育主张，强调艺术创作应当促进人的整体成长，克己复礼泛爱群”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强调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自律“克己”、社会责任感“复礼”和博爱精神“泛爱群”，丰子恺认为艺术需与道德结合，美的形式应承载善的内容。“洛水之滨，大岭心村”将自然环境融入校歌，体现了他“艺术生活化”的理念，他认为美育应扎根于生活，通过日常体验自然、礼乐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校歌文字凝练、节奏舒缓，便于众人传唱，展现了丰子恺提倡音乐普及的艺术主张，在他看来，旋律创作要平易近人，能够引发集体情感的共振，他在日记中提到“音乐比美术更重要”，因音乐能直接触动情感，统一群体精神，这与他对校歌功能的设想相符。末句“心地耘耘，普雨悉皆萌”以自然意象比喻教育：艺术如普雨滋润心田，使善的种子萌芽。这体现了他对美育“潜移默化”作用的信念，强调长期熏陶而非功利性成果。

丰子恺为桂林师范学校及全县国民中学谱写了以“仁爱”为核心的校歌，他还与萧而化合编了《怎样唱歌——〈抗战歌选〉》，后收入《抗战歌选》。8

丰子恺认为音乐“亲和力最大，最善于统制群众感情，团结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这种作用尤为重要，“抗战建国之时，尤不可忽”，他以广西当地士兵通过唱歌调和情绪、八路军因常唱歌而纪律良好为例，阐述音乐能让兵士“心身皆得适度之发泄而调和圆满，自无作恶为非之余暇”，体现出音乐对群体精神的凝聚价值，他留意到广西当地的“锣鼓响”“卖唱”等生活场景中的音乐元素，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旋律的源泉”，主张让学生聆听自然声响并转化为音乐体验，在宜山时，他发现当地“擂茶”习俗中蕴含的节奏韵律，认为这是民间音乐教育的生动范例。丰子恺反对音乐教育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认为“美不是形式的，必须与真善相鼎立”，他推崇托尔斯泰“曲高和众”的观点，批评当时学校音乐教育中“外行听不懂”的现象，主张音乐应“极端大众化”，如街头童谣、民间小调等皆可作为教材，在宜山时，他发现当地简陋的“摺灯”“竹笛”等民间乐器蕴含艺术价值，认为“艺术教育应面向大众，让每个人都能从音乐中获得心灵滋养”，他甚至建议将广西“打年糕”“赛龙舟”等民俗活动中的节奏韵律引入课堂，使音乐教育贴近生活。

在桂师任教期间，国文课上，他通过讲解诗词韵律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音乐性，如分析《诗经》中“关关雎鸠”的叠声效果，类比音乐中的复调结构，这种跨学科教学方式，体现了他“艺术教育应融会贯通”的理念。丰子恺虽主要负责图画和国文课程，但对音乐教育同样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在离校前夕，他特意向唐现之校长提出建议，强调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学校能聘请专业的音乐教师，并添置更多风琴设备，以营造浓厚的音乐氛围，从而更好地实现“艺术兴学、礼乐治校”的办学理念“音乐最好专聘一人。此艺术有关群众精神及民气，比美术更为重要，非专请一富有艺术修养之人掌教不可。”9 这一主张彰显其美育观的完整性——既关注视觉艺术与语言修养，更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旋律能直抵心灵，既培育团队意识，又塑造平和性情，对其而言，音乐教学绝非次要课程，而是培育完整人格、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方式。

三、对桂林的影响

丰子恺认为，抗战艺术作为“宣传艺术”其中之一，是通过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手段来播撒革命火种，来唤醒民族兴亡意识，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并肩战斗。

丰子恺赴桂林师范执教期间，主持开设各类艺术科目，其授课深受学生欢迎，即便是艺术鉴赏这类课程也场场爆满，常有学子放弃其他课程前来旁听，他定期在独秀峰麓为艺术教师举办暑期培训，这些教学实践显著改善了当地的艺术教育生态，有效提升了师生们的审美能力，推动了桂林地区艺术氛围的蓬勃发展，在桂期间，丰子恺不仅教授专业技能，更注重培养其社会责任感，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活跃于广西各地的艺术教育战线和抗战宣传工作，将其美育理念传播周边地区，逐步构建起以桂林为核心的区域性艺术教育网络。

当浙大师院王院长就课程安排征询丰子恺意见时，他主张将音乐课时由单节延长至双节，并列举了充分依据，这一调整若能落实，不仅能强化音乐学科的教学分量，还可为学生创造更充足的艺术学习时间，此举对促进桂林及周边地域的音乐教学水平提升具有积极意义，使音乐在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得到更好体现。

丰子恺对桂林本土艺术进行了细致考察，这种对民间文化的重视无形中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他的研究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推动了民间艺术形态的创新发展。

四、总结

丰子恺的《教师日记》既记载了抗战时期文人的迁徙历程，更展现了用美学抵御暴力、以教化传承文明的精神追求，他的教学实践突破了技术层面的指导，专注于人格塑造——在避难所中组织爱国歌曲传唱，从古典诗词中提炼音乐元素，在民间习俗里感受韵律的灵动。无不体现着“艺术即生活”的深刻哲思，这种扎根现实又超脱功利的美育观，既是对儒家 " 礼乐教化 " 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战时中国教育困境的创造性回应。《教师日记》所呈现的音乐教育思想，其价值远超抗战语境：它揭示了艺术在人性塑造中的根本作用，批判了形式化的“八股”教育，并以其“万物一体”的胸怀为当代美育提供了镜鉴。

丰子恺认同桂林师范“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的办学宗旨，认为音乐是抗战时期“最勇猛前进”的艺术形式——相比文学、绘画、戏剧，音乐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即时性与渗透性，能“统制群众感情，团结民族精神”，是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武器。创作上，他为桂林师范及全县国民中学谱写校歌，以“仁爱”为核心，融入儒家“克己复礼泛爱群”的思想与桂林“洛水之滨，大岭心村”的自然意象，既强调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又体现“艺术生活化”理念，且旋律简洁易传唱，契合音乐普及主张；还与萧而化合编《怎样唱歌——〈抗战歌选〉》，将音乐创作与抗日救亡宣传紧密结合。教学实践中，他突破学科壁垒，在国文课上解析《诗经》“关关雎鸠”的叠声效果，类比音乐复调结构，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音乐性；反对“乐八股”与精英化音乐教育，主张以街头童谣、民间小调、“擂茶”“打年糕”等民俗活动中的节奏韵律为教材，挖掘生活中的音乐元素，推动音乐“极端大众化”。此外，他高度重视音乐教育的硬件与师资建设，离校前特意建议桂林师范专聘专业音乐教师、添置风琴设备，强调音乐教育对“培育完整人格、凝聚民族力量”的关键作用。

在对桂林的影响方面，丰子恺的音乐与美育实践成效显著。教育层面，他开设的艺术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常有学子放弃其他课程旁听；定期举办的艺术教师暑期培训，有效提升了当地师生的审美能力，改善了桂林艺术教育生态；其建议延长音乐课时的主张，也为当地音乐教学水平提升提供了思路，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多活跃于广西艺术教育与抗战宣传领域，逐步构建起以桂林为核心的区域性艺术教育网络。文化层面，他对桂林本土民间艺术的考察与重视，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契机。更重要的是，他以音乐为载体，将“美育化人”理念与抗日救亡目标结合，通过校歌传唱、抗战歌选传播及教学活动，既守护了战火中师生的心灵，又以艺术力量凝聚抗战士气，为桂林抗战文化的繁荣注入了重要活力。

战火远去，丰子恺所倡导教育理念仍具深远意义，正如他创作的校歌所昭示，优质教育既要播撒仁德之种，更应激发人们对美好价值的持久向往。《教师日记》中的音乐活动，是丰子恺在特殊历史时期对美育的创造性探索。其“以音乐服务抗战、以美育塑造人格”的理念，既传承了儒家“礼乐教化”传统，又回应了战时教育困境，不仅为桂林抗战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其强调的“艺术贴近生活”“重视人格培养”等主张，也为当代美育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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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丰子恺在桂林时期的艺术教育活动研究”（项目编号：YCSW2025159）

作者简介：胡凌霄，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