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现状及其优化逻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优质提升，对教育质量的要求随之提高。以往人们对“有学上”的教育诉求转变为“上好学”的教育期盼。乡村学校作为乡村社会的文明高地，是更新乡村文化的再生能源库，给予乡村人民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基本保障。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总目的，为进一步“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乡村学校的合理布局对实现区域现代化高质量教育均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24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和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指出“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对新时代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逻辑、布局调配和学校功能等提出新的要求，并赋予较高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然而，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布局调整仍然缺乏对国家政策文件精神的理解、并脱离结合民族地区实际等问题。特别民族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中出现上述问题。

一、民族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的现实样态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亟待系统性关注与持续优化。这一现象在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该校点布局调整过程中暴露出撤并节奏失衡等突出问题，导致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受到严峻挑战。甘孜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藏族自治州，兼具川藏交通枢纽和国家治边战略要地的双重属性。该州域面积达15.3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10 万（含流动人口），其中藏族占比 78.4%，形成以传统农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呈现显著的高原特征：广袤的草原与高山峡谷交织，地广人稀的居住格局与内地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随着撤乡并镇和撤点并校政策的深入推进，特别是 2018 年以来的大规模调整，该地区乡村教育面临三重矛盾：其一，政策执行与顶层设计存在偏差，部分学校布局调整脱离实际需求；其二，教育资源重置过程中出现建筑设施闲置浪费现象。

（一）政策精神与实际调整之间出现鸿沟

国家级政策文件作为总体纲要，其精神要义必须得到无条件落实落地。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同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通知》（2018）（《通知》），“甘孜州教工委分别下发《关于启动优化校点布局工作的通知》（2018）、《关于加快推进规模集中办学校点布局优化调整工作的通知》（2019）（《两项通知》），” ¹¹¹ 政策层面似乎厘清了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国务院《意见》明确指出，“原则上小学生就近走读上学，1—3 年级不寄宿路途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4—6 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在住宿、生活、交通、安全等有保障前提下可适当寄宿，具体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确定。”[ [2] 省政府《通知》明确，“小规模学校撤并由县级人民政府因地制宜确定，按照科学评估、应留必留、先建后撤的原则。”[3] 甘孜州教工委《两项通知》同样指出，“学前就近入学、小学向片区集中、初中向县城集中、高中向东路集中的布局原则。”[4] ] 然而，在甘孜州部分县域的学校布局实践中，将 1-3 年级小学生集中至寄宿制办学点的做法，引发了对教育政策执行效度的深度质疑。这种操作模式与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 原则上小学 1-3 年级学生不寄宿 "的明文规定形成显著背离，更与 " 学校办在农牧民家门口 " 的基础教育普惠性原则产生根本性冲突。从教育人类学视角审视，这种过早的集体寄宿安排实质上构成了对未成年人发展规律的认知偏差。

（二）撤并过急过快致使未妥善安置所撤并的学校

据甘孜州教育局统计显示，截止 2023 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各级各类学校共有 734 所 （ 不含村级幼教点 556 所、小学教学点

29 所 ），有 375 所幼儿园、有 304 所小学、有 50 所中学（26 所初级中学、8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 所职业初中、9 所完全中学和5 所高级中学）、特殊教育学校 2 所和中职学校 3 所。2023 年前甘孜州将完成州内学校布局优化工作，“到 2025 年，甘孜州拟逐步撤销小规模学校 266 所，拟新建学校 77 所（其中规模寄宿制小学 7 所）、拟改造学校 30 所，基本实现初中、高中在县城或重点集镇办学。”[5] 具体来讲，比如州内东路片区九龙县原 31所小学（含校点），预计保留 8 所规模化寄宿制小学；北路片区德格县原 38 所小学，预计保留 21 所小学；南路片区理塘县原 34所小学，预计保留 18 所小学。依此类推，甘孜州各市、县积极投身参与推进学校撤并工作，致力改进和优化乡村学校布局建设。对于甘孜州而言，十三五期间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和完善期，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基本上完成优化学校硬件设施设备，不仅在教室里安置空调，而且按生均配齐电脑，改写了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无计算机的历史。然而，集中办学猛烈推进，致使很多小学没有生源，只保留十来个幼儿，有些地方老师数量比幼儿多，师生比例反超。虽说撤并后的小学转为幼教点，但是十几个孩子把一所规模性小学作为幼儿园使用，不可谓算是一件奢侈事。据调研，大部分房屋空闲，教学设施设备闲置，不知道如何处理，教育局也没有明确指示，导致了撤并以后的学校资源大量浪费。

（三）学生过于集中致使增加学校管理难度

乡村小规模学校撤并的目的是集中建成大规模学校，把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调配使用。集中办学所带来的首要显著成效是很多大规模寄宿制小学拔地而起，具体而言，比如九龙县保留的 8 所规模化寄宿制小学生均规模在 1000-1500 人，德格县城区小学和片区寄宿制学校生均规模在 1500 以上，理塘县 4 所完全小学的生均规模在1000-1500 人，等等。对于甘孜州农牧民群众人口比例而言，达到千人规模的小学算是规模较大的学校。以往除了康定、泸定个别小学以外，生均达到上千人规模的学校较少，因此，无论是师资方面，还是管理层面，都缺乏一定的实践性经验，导致现有规模化寄宿制小学管理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问题。一是现有学校的师资问题数量上基本达标，可是其中很多老师是“一村一幼”转来充数的，这类教师无法胜任小学教学常规工作，导致现有能胜任小学教学工作的老师们的教学工作量超负荷；二是学生过度集中之后，不仅要考虑提供优质教学问题，还要考虑学生吃、住、行安全问题，由于部分县域实行低年级学生集中寄宿，老师们不仅要完成学生的教学和安全等常规工作，还要充当父母角色，哄骗孩子们睡觉、吃饭、上课等。

（四）集中办学使得便于共享教育资源的同时增加了家长的教育成本

集中办学意味着孩子离开父母到别处上学，就近入学或学校办在农牧民家门口的教育期盼暂时成为较为奢侈的梦想。虽说地方政府和教育职能部门一直在声明集中办学给孩子教育带来的良性功效，然而，“过度撤校致使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 6]成为不争事实。孩子不仅要煎熬离开父母的亲情之痛，还要到陌生环境适应生活和学习，对于一名六岁的孩童来讲，身心两方面极其不能承受的负担。家长愿意孩子就近入学，可是就近学校撤并，需要集中办学点上学，但是他们舍不得怎么小的孩子离开家、离开父母，所以，家长随孩子进城租房陪读。这种改变对一个普遍农牧民家庭而言，是一笔极其昂贵的开资；家里面减少了劳动力，却增加了开资幅度。如果家里有祖孙三代的，祖辈进城陪读，如果只有两代的，父母亲其中一个进城陪读。通常很多年轻妈妈进城陪读，一方面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另一方面到超市或饭馆打散工。久而久之，也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陌生人，给各自家庭婚姻稳定性带来了严峻考验。集中办学不能看作简单的、单一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它的牵涉面广，即亲子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家庭经济成本，以及家长原生产方式转变成本等。因此，当下学校布局规划中不能实现农牧民家门口办学的教育期盼，迫使家长离家转变原生产方式为教育进行倒补贴，这种举动不能盲目地视为农牧民群众重视教育的豪迈壮举，顶多是当下社会不能及时满足农牧民群众教育需求的不得已之举。为此，教育不能成为社会负担和家长焦虑点的缘起，它必须是一种社会福利为农牧民群众子女提供优质服务，为家长排忧解难的灵丹妙药。

二、民族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优化逻辑

乡村学校历来以边缘、薄弱、低效率等代言词联系在一起，在人们心目中看似珍贵，实则被遗忘的边际上。究其原因，一方面城镇化的迅速加剧致使人们涌向城市，乡村人口规模突减，乡村学校生涯短缺，乡村学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显得不突出、不重要，乡村学校自然而然成为被遗弃的对象；另一方面，乡村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强，过去普及教育时代有地方上学就心满意足，不论学校多么的没落、不起眼，人们从不嫌弃把孩子们送到于此，让孩子踏上接受现代教育之路，通常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回荡于乡村，不仅让乡村学校充满生机，对整个乡村注入新活力。

然而，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在城市的当下社会，人们绞尽脑汁往城市挤，即便是砸锅卖铁也想办法让子女与城市孩子分一杯优质教育的羹，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显然，即便人们住在乡村也不能阻挡带子女到城里接受优质教育的愿望，这已成为当下我国乡村老百姓千方百计接受优质教育的实践常态。其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乡村学校已无法提供优质教育这一事实，即便能供给，也不敌于城市学校的一半资源，甚至低于中等偏下水平。因此，基于乡村实际教育诉求，优化乡村学校布局、建设高质量高规格乡村学校仍然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途径。城镇化浪潮似乎淹没了乡村学校存在的价值，气势凶猛地城镇化浪潮正在淘空乡村，把乡村人口大规模赶往城市的历史性进程中，乡村学校显得那么的微弱、无助和不起眼，甚至到被遗弃的边缘上徘徊。然而，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明起源的基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脊梁。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7] 中国社会不能改变农耕文明作为国家文明起源基础的事实，耕读文明仍然是中华文明跻身于世界文明之林的重要资源和特色。

换言之，国家在未来长期一段时间致力于改进和解决“三农”问题，具体改变农村面貌，建好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民文化素养，农业社会逐渐向现代化推进；让农民安心住在农村家里、舒心在农村生活，不想离开农村农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其实质也是延续这个建设农村工程的改进和优化。据 2021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总数约为 8.7 亿人，居住农村人口总数约 5.1 亿人，占总人口的 36.11%。换言之，相当一部分人口仍然居住于乡村，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依然是我国缩小贫富差距和社会全方位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乡村学校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载体，其扮演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农村学校布局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方便学生就近入学；既要防止过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现‘空心校’。”[8]4] 乡村学校是办在农牧民家门口的学校，“是农民上得起的学校，是农村家长信任的学校，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学校。” [9]5] 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优化必须找准其调整结构的内在动力和教育逻辑。首先，乡村学校布局调整要遵循国家政策文件与乡村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总体纲要。以《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确立的 "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 体制为基础，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2012）中 " 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学校 " 的刚性约束，形成政策执行的二元校验机制。一是海拔 3000 米以上地区严格执行 " 乡镇初中全覆盖 " 条款；二是可以参照青海省果洛州 " 马背教学点 " 经验，对游牧区实施动态教学点备案制；三是借鉴东部广东省 " 一村一园 " 模式，将学前教育纳入校点布局整体规划，如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通过民族歌舞传承室与幼儿园功能复合，实现文化传承与教育普惠双赢。

再次，一方面通过校车补贴、远程教育资源共享等方式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如甘肃定西县实施交通成本 543 分担机制，使农户年均教育支出减少 1200 元；另一方面对保留的乡村小规模学校进行低碳化改造，采用光伏供电、循环教材等绿色措施，西藏那曲地区的光伏校车项目已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 12 吨。这种经济节约与生态友好的协同路径，既保障了教育公平，又践行了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理念。

最后，家 - 校 - 社协同治理是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为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提供了三重价值：一是立足乡土需求（如内蒙古季节性校点随牧群迁徙），二是降低制度成本（甘肃定西543 交通分担机制），三是激活社区资源（重庆武隆校舍改造为复合空间利用率达 78% ）。构建起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动态优化的长效治理机制。

项目基金：四川民族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基金《甘孜州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教育逻辑与实施路径研究》（编号：X Y ZB2304SA）

作者简介：罗绒曲批，四川民族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与民族教育。

5 罗绒曲批 ， 田泽森 ， 凌娜 ， 吴凯 . 现状还原与问题辨析：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甘孜州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反思 [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23（05）.

6 消失的乡村学校——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N]. 社会科学报，2012-11-29.

7 霍梅俊 ， 王腾飞， 石云龙， 范丛颖，杜军 . 后疫情时代高等农业院校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路径分析 [J]. 海外英语，2023（17）.

8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2018-04-[2018-05-02].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91366.htm.

9 王艳芝， 张春莉， 王琪. 乡村高品质学校改进的向度、困境及策略[J]. 中国教育学刊，20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