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遵义会议精神的四重维度分析

1935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探索中铸就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1]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遵义会议精神的内在意蕴，明晰其何以成为中国革命重大转折坐标点上的特有精神硕果，以熔铸于中国共产党人血脉里的精神伟力在新的历史阶段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绵长的精神活力。

一、“坚定信念”直指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之维

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类历史就是这二者辩证发展过程的不断展开，从而确证了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指向下能够变成现实的必然逻辑。同时在革命斗争前途的上升性、光明性毋庸置疑的前提下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是曲折、迂回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所以，坚定信念就是要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以对共产主义的坚韧执着不断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实现到达共产主义彼岸的冥冥之志。

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到精神形成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坚定革命事业必胜信念的考验，又是无产阶级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胜利果实。1933 年至 1934 年，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陷入低潮。但党内的广大领导干部和指战员始终坚定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在回顾过去四次反围剿胜利中恢复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位置。在遵义会议上，党的领导人在注重纠正军事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左”倾错误的同时也特别防范悲观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发生和蔓延，正如会议决议指出当下的困境 “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要坚信“胜利必然是我们的。”[2]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于绝境中凭借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成功扭转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二、“坚持真理”蕴含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维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客观理解与科学总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具有绝对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有条件的，具有相对性。马克思主义需要在不断发展着的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坚持真理”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求主体的主观认识要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并继续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

中国共产党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下实事求是的展开革命实践。遵义会议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析中国革命现实境遇、解决红军生存的现实关键问题，在实践探索中生成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中国革命何去何从提供基本的方法策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战略大转移初期的损失惨重证明，脱离革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决无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正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

三、“独立自主”内蕴依靠“自主能动性”的实践之维

独立自主，首先“独立”意味着事物的存在是有区别于他者的独立个体，其次“自主”则说明事物的外部矛盾并非主导事物运动的主要因素，而是其自身的内在矛盾主导着它的运动。所以，独立自主的核心就在于凭借自己的意志和内生动力来立足生存和谋求发展，即个体、组织从本国实际出发拿定自己的主意，做出自己的道路选择，推进自己的发展，实现自己的目的。

共产国际为“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指导，起到“监护人”作用。但这种“监护”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制约，甚至于共产国际的粗暴干涉以及“空中楼阁”般脱离实际的指挥使得中国革命几近夭折。占领遵义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成为我们党自己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己决定党的领导人的起点，形成了“独立自主”的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谈道：“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4] 从此，党和红军凭借独立自主的能动性彻底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四、“团结统一”改写“党的命运”的辩证法动力之维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是充满矛盾的过程。团结形成发展的过程就是以团结作为解决矛盾的出发点、在反对错误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团结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过程。所以，“团结统一”在实践中的运用就是要求我们要善于在分歧、对立的局面中寻求统一性与相似点，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在彼此联系中架起以团结统一为手段取得实践胜利结果的关键线。

遵义会议重新推举并正式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对党内民主团结的恢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遵义会议上，党内同志团结起来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针对党内错误倾向与错误思潮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力求围绕红军生存的严峻问题与中国革命大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党的意志，铸就了“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正如会议决议强调“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5] 除了注重全党内部的团结与行动的协调一致之外，党还密切团结群众、联系群众，红军所到之处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而且给予群众关心帮助，赢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

参考文献

[1] 李忠杰 .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J]. 红旗文稿 ,2024,(11):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一卷 ) [M]．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9:591.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 红军长征 . 文献

[C]. 北京 : 解放军出版社 ,1995.

[7] 毛泽东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111-112

[10] 新华网八十年后为何重提遵义会议精神 [J]. 理论与当

代 ,2015,(03): 53.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中央档案馆 .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 12 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