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铣《大学》改本研究

崔铣（1478—1541），字子钟，一字仲凫，初号后渠，改号少石，后定号洹野，河南安阳人，明弘治乙丑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明史·儒林传》有传。铣自幼即聪慧好学，年十五，“讲太极图，通周易，能筮”1，至青年，志趣儒学，孙奇逢《中州人物考》曰：“明经修行，毋慕高虚，毋泥训诂，其志毅然以洙泗为师。”2 嘉靖初年，因进谏君主近贤远佞，去官，居家十余年，作后渠书屋，读书讲学其中。明世宗嘉靖二十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赠吏部尚书，谥“文敏”。后学称其为“后渠先生”，对其道德文章赞曰：“渊淳清邵，卓然巨儒。”其著作有《桓词》十二卷、《章德府志》八卷、《文苑春秋》四卷、《士翼》四卷、《读易余言》五卷等。

《大学》文本的论争自宋二程起，二程兄弟表彰《大学》，谓之“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也。”但二程受宋代疑古风气之影响，认为当时流行度郑注本《礼记·大学》文本（即古本《大学》）存有错简或阙文，便对其进行相应的文字次序调整；程颐更是将《大学》三纲领中的“亲民”改为“新民”，以牵和己说；自此，学者妄改《大学》的风气盛行，宋明以后诸多《大学》改本滥觞。

南宋朱熹在二程《大学》的修改上有更进一步进行删定。首先便是将《大学》分出经传章次，以“三纲八目”为“经”，释“三纲八目”的文字为“传”，“传”又分十章。朱熹注，“经”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肯定《大学》是由曾子以及其弟子等人共同完成的。其次，朱熹关于《大学》文本最大的改动是依据三纲八目补作了“格物致知传”，将这一补传置于“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之后，“所谓诚其意者”之前，形成了自“释三纲”、“释本末”到“释八目”的完整传文系统。这种“移文补传”的做法，一方面确定了《大学》作为儒学“性命之书”的面目性格，以及他在理学内思想价值源泉的地位；另一方面突出“格物致知”在《大学》三纲八目和理学内圣外王价值序列中的基础地位，使之成为《大学》一书的核心概念。3

而朱熹这一改本便成为当时最为普及的版本，且为官方所认同，但在儒学内部也引起了相当的不满与批评。明代中后期以后，诸学者队朱子改本的争论日渐增加，尤其是王阳明倡导古本《大学》（即郑玄所注《大学》）以后，争论更是与日俱增。

王阳明提出的《大学古本》并非全新话题，是15 世纪后期政治和社会变动，以及理学群体中相应发生的学术风气变化和长期的学术积累密不可分的。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社会变迁和诸如“土木之变”的重大政治、军事冲击以后，明朝士大夫精英的学术思想世界产生了重要改变，他们开始反思、批判政府所提倡的宋儒学说的合理性，要求进行改革，寻求补救方案。有抱负的学者开始渴望拥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当代问题的良方。4

在此背景下，作为官学的朱熹学说及其经典基础受到认真检讨，明代学者们皆“窜易古经书以就己意”，对大学文本次序进行了辄加调整增删，相继出现了蔡清改本、季本改本、李材改本、高攀龙改本，崔铣改本、葛寅亮改本、王世贞改本等，后又出现了影响巨大的浙人丰坊伪造的政和石经本。

朱熹和王阳明二人均从《大学》文本上入手，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理学学说，使得晚明时期学者纷纷加入《大学》文本改订的行列当中去，并借助《大学》文本的改动来抒发自己的理学主张和思想。

二、崔铣的《大学》改本文本结构

朱熹在重订《大学》时，不仅仅将《大学》本身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并且在“本末传”后补定了“格致传”一章，使得《大学》文本内容与郑注本和二程改本产生了很大不同。而崔铣的《大学》改本一改前人的风气，摆脱程朱等人的影响，开始主张不分经传之体的，遵循王阳明复古本的提倡，将大学文本改订为仅“六大段文字”而已，使《大学》文本内容与格式恢复如汉学时期的样貌。

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经义考》一章中著录有崔铣《大学全文通释》一卷，即崔铣改本之书，此一卷所著内容主要是崔氏对于《大学》要旨的定义；而《续提要》中则作《大学全文》，此书今虽未见，但高拱《问辨录》、高攀龙《大学首章约义》、毛奇龄《大学证文》等书中，均对崔铣改本有所著录。而高拱《问辨录》中将所记载的崔铣改本题名为“旧本”，是由于高氏将崔氏改本误解为郑注古本，并对其进行解读。朱彝尊云：

永乐时纂修礼记大全，并中庸大学文删去之，于是诵习章句者，不复知有戴记之书。

崔铣改本初不为世人知，直至明末时，高攀龙于东林书院中宣讲方才始知名。但因高拱名气之故，世人皆不知此为崔氏所著，而视其为“高氏改本”。5

高攀龙本尊信古本，但得崔本后，极为推崇，便改尊此本，先后著大学《大学知本大义》《古本大学题辞》《大学首章约义》《大学首章广义》等，为之解说宣扬。高氏《大学首章约义》所载崔氏改本如下：

第一章“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处包括了朱子传一章的“八条目”，且将“知之至也”移至一章之后。

第二章“诗云瞻彼淇澳....民之所不能忘”，此一章节是崔氏改本用心之处，将修身与求学紧密联系一起，得以从中体现其理学思想观。

第三章“诗云於戯....此以没世不忘也。”此乃传之二章节。

第四章“康诰曰克明德....与国人交止于信。”此乃传之一章第五章“子曰听讼....此谓知本”为朱子传之三章。

第六章“所谓诚其意者....故君子必诚其意”此乃传之五章，为格致补章之后。

第七章“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以义为利也。”此为传之六章。

崔铣最为程朱一派的学者，虽在《大学》文本格式的改订上突破了原有了枷锁，大胆地将自己的理解加注其中，但在义理的理解上，仍未出程朱学说的范畴。“格致补传”虽然在改本中被删去，但“格物致知”这一要义依然为崔氏所重视，这也是程朱学区别与陆王学的一大要点。在高拱《问辨录》中所记载的崔氏《大学》改本中，崔铣将古本中“诗曰周虽旧邦”一句改作“诗云周虽旧邦”；而古本诚意章中“诗云瞻彼”至“子曰听讼”六节，不更其序，移至“此谓知本此为知之至也”之下，所改仅有一端。崔氏为其改本作序释曰：

大学其作，圣之的乎。莫先于本末之知，莫急于诚欺之辨。是故：知本之当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于格物；知末之当后，故充格物者，斯极于平天下。约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诰诸文，徵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体，全矣。6

而朱子也将“格物”作为《大学》的要义，要求诸学者着重学习，在书《四书章句集注》中曾作释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由上可见，崔氏将《大学》一文的要旨放“格物”上，且“格物”为本，视其君子“平天下”的“根源”，这一点与朱子所宣扬的“格物致知”说并无分歧。

此处崔氏何强调的“诚”乃“诚欺之辨”的“诚”，与朱子所描绘的“诚”有所不同，朱子将《大学》中经传的第五、六章定义为“诚身”，“诚身”是特指文中的某一章节内涵要义；而崔氏在此所诉说的“诚欺之辨”则是指在届时诸多《大学》改本中文章中能否其要旨是否与程朱等人的主张有所背离，崔氏所作《大学》文把全篇重点放在格物之上，将朱子所宣扬的“格物”一说再次宣传开来，而且在文本上突破了以往学者拘泥于朱子改本的传统，在改本和文义解释上又都附上自己的见解。

三、崔铣《大学》义理探讨

理学自北宋时期开始兴起，一般认为在南宋朱熹时达到成熟。明代开国，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实现从思想上统治人民这一目标，他们将目光放在了程朱理学上；由此程朱理学在思想界逐步取得独尊的地位。崔铣自十岁起便开始读《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为崔铣的学术思想打下了基础，其理学思想保留在《读易余言》中，但《大学》作为明代中期理学思想斗争的主阵地，崔氏页对其也进行了充分的理学分析。崔铣作为程朱一派的学者，其义理思想主体未脱离朱熹学说的范畴，“格物致知”理论依然受到其重视；但在理气关系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复杂化，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背景下，崔铣就王阳明等心学家的学术学说或主张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大学》一文位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前页章节，又是朱熹“用力深处”，而王阳明宣扬的心学思想也是以回到古本大学为标语的，因此《大学》一书成了“心学”与“理学”两派之见交锋的主阵地。

崔铣曾将当时的心学兴盛的状况记载在《太宰罗公七十寿序》中：

弘治中，士厌文习之萎而倡古作，肆起者，乃厌经训之卑而谈心学。是故，慨颜后之失传，申象山之独造，创格物之解，剽禅寐之绪，奇见盛而典义微，内主祥而外行略矣。7

由上可见，崔氏是站在传统程朱理学的立场上对心学加以批判的，也从侧面反映出心学在当时迅猛发展的，传统朱学衰微这一态势。

崔氏在《大学全文通释》一卷中曾针对此现象注：

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诚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义，涣然矣。实乎此者诚也，歧乎此者欺也。

由上可见，崔氏对当时流行的众多改本所持基本态度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符合程朱等人所宣扬的《大学》思想的核心宗旨，而其宗旨则是“格物致知”一义。

知本之当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于格物；知末之当后，故充格物者，斯极于平天下。8

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做一补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也。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9

朱子将其义理思想的核心修养论放在其著作《大学》前章之中，并且作注解释其重要地位，后世学者们莫不以此为标准。崔氏作为洛学一派的学者，自然谨守这一根本原则，但在其改本中所呈现的形式，却与朱子并不一致。

崔铣改本关键在于第二章处，其文本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能后而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至善之所由止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戯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力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诚其意者以下旧本新本同，但旧本无传之几章几说。10

首先从文本结构来看，崔氏古本脱离了朱子以来经传之说，文本仅仅八大段而已。：崔铣将“此谓知本，此为知之至也”移至“治国齐家”章后，用意在于突出朱子“格物”说的重要性。崔铣在《松窗寐言》中有解释到：

学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圣，乃曲涂也。1

崔氏将“志道”视作求学者的学习的要旨，在其《大学》改本所呈现的效果便是将“大学之道”和“修身齐家”的视为学者求学的关键所在，因此将“此谓知本”移至“治国修身”章节之后。而后又引“淇澳”一章，为在说明君子求学，本在修身，修身而后可治学。崔氏的将其修身之道解释为：

修己者，验天理人欲之消长；治国者，审君子小人之进退。

“君子小人之进退”对应的乃是《大学》中“絜矩”章也，“天理人欲”则是城主以来所宣扬的理学核心概念。崔铣此处将“修己”“治国”落实到具体文本与具体行为当中去，《大学》文本格式深刻体现这一倾向，将朱子等人的经传之分重新编撰，以义理解释为核心来编排答问文段顺序，使其在不脱离程朱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又能体现出崔氏本人所表达的思想内涵。

崔铣的理学思想虽然主要保存在《士翼》与《读易余言》之中，但《大学》作为明中期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其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不可忽视。崔氏本人所作《大学全文》虽今所未见，但在高拱、高攀龙、毛奇龄、胡渭等人的著作中都曾有过载录，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崔氏《大学》的关键。

结语

崔氏大胆改写朱子定的经传之分，将《大学》文本格式恢复至传统古本格式，借此宣扬其所认定的核心宗旨。崔铣将“诚意”章移至“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章节之后，笔者认为，崔氏此作有两用意，一来是对当时所兴起的“心学”之说进行理论批判，以当时王阳明所宣扬的“古本”《大学》为刻度的主张来反对当时肆意篡改《大学》的行为；二来是对朱熹等前辈学者的主张进行批判性继承，在没有改写其核心概念的前提下，将朱子等人学说赋予新时代的特色，给予其更多的变化性，以此来提醒年轻学者们求学时莫不拘泥前人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