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三重淬炼：新时代党员的干部信仰、党性与发展定向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 1935-1948 年驻延安时期，面对日军侵略与国民党封锁双重压力，通过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大生产运动克服经济困局而凝练的革命精神，其具体内容包括坚定不移地追求正确政治方向，勇于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实际、持续开拓创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内容 [1]。

一、基因存续：延安精神传承的变与不变辩证法

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2]。延安精神何以在新时代持续释放实践能量？核心在于把握其永恒内核与创新载体的辩证统前者确保精神血脉不断流，后者实现时代适应性转化。

（一）永恒基因：精神内核的跨时空稳定性

马克思主义信仰构成延安精神的定向基因，其生命力体现为持续的中国化进程。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指导思想，新时代则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者均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理论自觉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有清醒的政治方向，从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维一脉相承。

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基因发轫于延安整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中痛斥“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强调“有的放矢”的研究态度。该基因在新时代具象化为《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2023 年），要求聚焦真问题、深扎基层。历史反复验证：1958 年“大跃进”因背离实事求是遭受挫折，而改革开放坚持实践标准取得辉煌成就，证明此基因是政党永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二）载体创新：精神表达的代际适应性

制度载体呈现螺旋式进化。延安“三三制”政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 年）首创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结构，其包容性基因在新时代升华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从边区农民“豆选”参议员，到人大代表“家站”听取民意、基层立法联系点直通最高立法机关，民主参与形式持续丰富，但政权的人民性本质从未动摇。

奋斗伦理符号完成创造性转化。大生产运动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 年）的垦荒精神，在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中焕发新生。三五九旅开辟南泥湾与当代科研团队突破北斗导航核心技术，虽实践形态迥异，却共享自力更生的精神密码。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则延续于中国援非医疗队、新冠疫情期间援鄂医疗队等行动，彰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当代生命力。

二、时代镜鉴——延安精神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教育的价值维度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坚持“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3]。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1935—1948）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思想旗帜，更在新时代党员干部教育中展现出超越时空的价值维度。

(-) 信仰铸魂：延安精神作为坚定" 四个自信" 的思想基石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抵御内外意识形态冲击中建构起成熟的信仰体系。面对抗战初期" 亡国论 "" 速胜论 " 的错误思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剖析战争规律，将民族解放斗争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形成 " 信仰—理论—实践 " 的逻辑闭环。延安时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的大生产运动，彰显了党在困境中开创发展道路的实践智慧，这与新时代" 四个自信" 中的道路自信形成历史呼应。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员干部更需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陕西延安南沟村通过 " 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 " 模式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正是将 " 为人民服务" 宗旨转化为乡村振兴实践的当代样本；在科技创新领域，" 两弹一星" 精神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印证了信仰引领下的国家战略定力。这种价值塑造机制，使延安精神成为抵御 " 精神懈怠危险 " 的核心支撑，推动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交锋中坚守 "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的信仰根基。

（二）党性锤炼：以延安精神为标尺透视党员干部本质差距

延安精神的党性维度集中体现为 "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 的自我革命品格。1942 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尖锐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建立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 的党性锤炼机制。这种历史镜鉴在新时代仍具现实针对性：对照延安时期 " 理论联系实际 " 的核心要求，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存在学用脱节现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简化为文件宣读，未能像延安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样，实现理论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目前，少数干部仍存在" 官本位" 思想残留：延安时期张思德 "为人民利益而牺牲" 的精神，与当下个别干部在疫情防控中搞" 层层加码"、漠视群众诉求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历史教训表明，1943 年延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强调的 "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工作方法，恰是破解当前基层治理 " 悬浮化 " 问题的钥匙。如延安时期通过 " 三三制 " 政权建设吸纳群众智慧，新时代浙江 " 枫桥经验 " 的数字化升级，本质上都是对延安精神中 " 群众路线 " 的创造性发展。这种历史对照机制，使延安精神成为丈量党性纯度的标尺，推动党员干部在 " 照镜子、正衣冠 " 中正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差距，实现从 " 被动整改 " 到 "主动锤炼" 的党性升华。

（三）方向校准：延安精神蕴含的方法论与新时代使命践行

延安精神的方法论内核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提供了精准的历史方位坐标。1938 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 "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命题，蕴含着对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这种思维方法在新时代转化为对 " 两个大局 " 的战略判断。延安时期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 的路线斗争经验，与新时代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坚持 " 底线思维 " 具有方法论同构性：正如 1941 年延安军民在物资匮乏中开展大生产运动，当前党员干部在科技 " 卡脖子 " 困境中更需传承 " 自力更生 " 的奋斗精神，将华为等企业的自主创新实践视为延安精神在科技领域的当代诠释。延安精神中的担当品格在新时代体现为 " 国之大者 " 的使命践行。1947 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以 "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 的战略远见扭转战局，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与新时代脱贫攻坚中的" 精准扶贫" 战略形成呼应。

从延安窑洞的油灯到新时代的数字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精神力量引领实践突破。延安精神所蕴含的信仰力量、党性标准与方法论智慧，不仅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教育的宝贵资源，更是破解 " 大党独有难题 " 的历史钥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唯有将延安精神的价值维度深度融入干部教育体系，才能锻造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 先锋队 "，使百年大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永葆生机活力。

三、现实困境与系统破局：党员干部精神蜕化的病理剖析与延安精

（一）症候扫描：信仰、党性、方向三维蜕化的现实图景

党员干部精神蜕化本质上是理想信念与政治品格的异化现象，在新时代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病理特征。

从信仰维度看，理论武装悬浮化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停留在碎片化摘编层面，未能形成系统性认知框架。部分干部将理论学习视为应付考核的任务，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原著的研读仅满足于摘要背诵，缺乏结合当代实践的深度思考，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认知仍停留在口号层面。理想信念模糊化则体现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认同弱化，个别干部在公开场合以“理想太遥远”为由淡化政治信仰，甚至在社交媒体发表与党员身份不符的言论，折射出精神支柱的动摇。价值追求功利化更显突出，部分干部将“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为权力服务”，在岗位调整中计较“油水多少”，在项目审批中奉行“利益优先”，将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谋利工具。

党性弱化层的症候直接冲击党的执政根基。宗旨意识疏离化表现为“官本位”思想回潮，一些干部将基层调研异化为“打卡拍照”，如某县干部在乡村振兴考察中全程未下农田，仅在村委会会议室“听汇报、看展板”，与群众需求形成“物理隔绝”。组织纪律松弛化则体现为对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变形，个别单位“三重一大”决策表面走程序、实则“一把手”说了算，如某国企党委会议记录显示，重大投资项目未经充分讨论便由党委书记“拍板”，事后补签会议纪要现象突出。斗争精神钝化更值得警惕，部分干部面对错误言行奉行“好人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中甘当“旁观者”，甚至对歪曲党史的言论不制止、不批评，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锐度。

方向偏离层的问题直接影响执政效能的政治属性。政治站位模糊化表现为对“两个维护”的理解表面化，某地级市在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中，仅对曝光问题“点对点”整改，未从“国之大者”高度建立长效机制，导致同类问题反复出现。政绩观异化则催生“形象工程”泛滥，如某地为打造“网红打卡地”，斥资数亿元建设脱离实际需求的仿古街区，竣工后商户入驻率不足 30% ，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浪费。担当能力退化集中体现为面对复杂矛盾时的“避事心态”，某县在处理征地纠纷时，干部因担心“惹麻烦”而层层上交问题，最终引发群体事件，暴露出在风险挑战面前的履职能力短板。

（二）病理溯源：精神蜕化的发生机理

思想感染源的核心在于理论武装的“夹生饭”现象与价值坐标的偏移。从历史维度看，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的“理论和实际脱离”问题，在新时代以新形式再现。当前党员干部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存在“三多三少”：读通俗解读多、读原著少；记金句名言多、悟思想方法少；应付考试多、解决问题少。价值坐标偏移则与市场化进程中多元思潮冲击密切相关，西方“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社交媒体隐蔽渗透。

日常监督失效则体现在“八小时外”监管真空，某地级市纪委监委统计，2023 年查处的干部违纪案件中， 72% 的问题发生在工作时间之外，而单位党组织对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的了解主要依赖个人汇报。此外，问责机制软化更削弱了制度刚性难以形成震慑。环境毒素侵的深层原因在于市场理性对政治生态的僭越与异化。消费主义对奉献精神的解构呈现隐蔽化特征，部分干部将“艰苦奋斗”曲解为“不懂享受”，在公务接待中追求“档次排场”。

圈子文化对组织纯度的侵蚀更为严重，某省查处的“塌方式腐败”案件中，涉案干部普遍存在“拜码头”“入圈子”现象，将党内关系异化为“老乡会”“同学会”的利益纽带，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此外，网络空间的负面舆论对干部精神状态的影响不容忽视，个别自媒体恶意解构英雄模范形象，如抹黑“焦裕禄式好干部”的典型事迹，在党员干部中造成“做多错多”的消极心理暗示。

（三）靶向治疗：基于延安精神的三维赋能体系建构

首先，基因唤醒系统。固本培元的精神重塑工程信仰激活机制需回归延安时期“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四史”教育场景化渗透可借鉴延安窑洞课堂的沉浸式教学经验，在井冈山、西柏坡等革命老区建立“行走的党课”实践基地，通过重走长征路、体验延安大生产等活动，让干部在历史现场感受信仰力量。新时代思想转化案例库则需聚焦脱贫攻坚、生态治理等实践领域，如整理“千万工程”中党员干部运用“两山”理论的具体案例，用鲜活实践诠释理论的真理力量。价值纠偏机制需要构建延安精神的当代镜像。“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镜像教育可选取张富清、黄文秀等时代楷模与延安时期“扁担县长”唐洪祥的事迹进行对照，通过“事迹展播—情景模拟—反思讨论”的三段式教学，让干部直观感受“权为民所用”的本质内涵推动价值坐标的校准复位。

其次，肌体修复系统。修身正己的党性再造工程检视诊疗机制需建立符合延安精神的评价标尺。“延安标尺”党性体检清单应包含宗旨践行度、纪律红线感等 10 项核心指标，应制定可操作、可考核的具体细则。体检结果实行“红黄蓝”三色预警，对连续两次“黄色预警”的干部启动组织约谈，与延安时期“惩前毖后”的方针形成历史呼应。组织净化机制需要创新整风运动的当代形式。整风式民主生活会应严格执行延安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会前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广泛征集意见，会中开展“真刀真枪”的批评，避免“老好人”现象。基层微腐败靶向清除行动可借鉴陕甘宁边区当时的严厉举措，聚焦乡村振兴、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小切口”专项整治。

最后，导航校准系统。笃行致远的实践转化工程能力淬炼机制需重构延安时期“实践出真知”的培养模式。重大斗争一线挂职制度应参照 1947 年延安干部“下乡土改”的经验，选派年轻干部到信访维稳、招商引资等攻坚一线担任“项目专员”，明确“解决 3 个以上实际问题”的硬任务，挂职期满由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测评。推动党员干部把延安精神与人生发展、生命情感、价值追求、理想目标结合起来[4]。从历史纵深看，党员干部精神蜕化问题本质上是政治生态“免疫力”弱化的表现，而延安精神所蕴含的信仰力量、制度智慧与实践方法，为新时代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源头活水。唯有将延安时期“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治理创新深度融合，才能构建起抵御精神蜕化的“免疫系统”，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参考文献：

[1]高宝军 . 延安精神和老西藏精神的传承价值研究 [J]. 西藏研究 ,2024,(04):136-144+163-164.

[2]杨峻岭 , 刘思源 . 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时代弘扬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Z3):30-32.

[3]毛泽东选集 : 第三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1991

[4]加春阳 , 薛念文 . 新时代提升延安精神传播效度的路径思考 [J]. 人民论坛 ,2022,(03):10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