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为职业教育的有效开展与长远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022 年，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1]（以下简称《专项培养计划》），从总体思路、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流程等方面为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指明了方向。那么，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的价值与挑战何在？如何有效推进现场工程师的培养？这些问题亟需在理论上加以澄清与解答。

一、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的逻辑探析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加快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强、能够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现场工程师是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适切性、更好地满足产业对高素质人才需求的必由之路，也是针对性地解决当前人才供给短缺问题和人才供求错配问题、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政策逻辑：现场工程师培养是落实国家政策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崛起，构建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但这也为我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端锁定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2]，且对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能够适应流水线生产的工人。但是，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职业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这使我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与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培养面向技术岗位的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成为满足当前和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本世纪以来，教育部于 2010 年提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培养创新能力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各类型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十八大以来，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于 2018 年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 的意见》，以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2022 年，《专项培养计划》提出了要“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从上述政策嬗变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培养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已成为贯彻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具体体现。这一政策逻辑背后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加强对现场工程师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形势，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能支撑与人才支持。

（二）历史逻辑：现场工程师培养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这是党和国家对我国发展新阶段、新形势特点的精准判断和高度概括，而各领域各行业高质量发展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由之路，职业教育也不例外。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是服务于产业发展的一项关键任务，其培养模式的特殊性表现在依托中国特色学徒制，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具备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专业人才。然而，在现阶段真正高质量地培养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仍是一项重大挑战，需要在培养目标、教学方法、课程设置、评价体系以及师资队伍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地调整。同时，这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进受教育者技术创新、研发、转化和运用等方面能力的发展，使其能够胜任现代产业高度复杂的技术需求。这种培养方式有利于推动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和特色化发展，更好地适应时代需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社会逻辑：现场工程师培养是优化人才结构与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

从国际通行标准来看，人才可以分为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又可进一步分为工程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过去，职业教育主要侧重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与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张阶段的需要相符合。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产业对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和工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如果职业教育继续采用以往的培养模式，就会导致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失配问题的发生。其中现场工程师便是工程应用型人才，其职责不仅仅是进行具体的技能操作，更要具备在工作现场进行设计与决策的能力。

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宏大战略，以大力营造崇尚技能、以劳动为荣的社会氛围，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对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这一特定人才类型而言，其不仅强调在现场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更注重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其不仅是技能的传承者，更是高端技术设备“疑难杂症”的现场处理者。这种“理论 + 实践”的高素质人才将技术与实践相结合，为支撑和推动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当前，各省市积极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工作，通过实践探索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现场工程师培养经验。然而，尽管在初期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各地仍然普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加以表征和破解。

（一）顶层设计亟需优化，培养标准尚不明晰

虽然《专项培养计划》的出台为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提供了底层政策和制度依据，但是在宏观规划布局上仍然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保障、政策支持、现场工程师学院的组建等方面仍然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制度的支持，严重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整体功能的发挥[3]。培养标准是教育全过程的指挥棒，是决定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质量，决定着教育能否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当前，由于现场工程师的培养仍处于“试行”阶段，培养标准的制定仍然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因此现场工程师培养缺乏相应的质量评价标准，难以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闭环。此外，在标准的管理方面，仍然缺乏一定的督查机制，对此迫切需要加快标准制定与评价体系建设工作，明确管理与监督机制，加强标准的宣传与贯彻。

（二）校企协同合作不畅，中国特色学徒制难以开展

在校企协同系统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良好协同是确保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却面临着协同合作不畅等问题。在协同理念层面，企业作为育人主体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企业对于生产设备的提供和优秀员工的派遣缺乏动力，对于生产设备的老化与贬值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在非生产时间也不愿提供设备供学生使用；由于担心企业保密技术的泄露等原因，企业对于推荐具有核心技术的老员工担任教师存在担忧。除此之外，职业院校也未能根据产业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建设严重滞后 [4]。在实际执行层面，中国特色学徒制的开展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校企合作必须平衡学校和企业双方的利益诉求。企业在提供生产设备和派遣员工方面存在抵触情绪，限制了合作的深度开展。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学徒制及其政策支持存在不足，专项经费紧缺以及落实不到位、缺乏统筹协调机制、法律约束和激励措施不健全等问题对企业开展学徒制的热情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了学徒制的正常进行。

（三）开放水平程度不高，招生招工对接矛盾

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承担着供给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开放程度及其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场工程师的培养质量与效果。然而，当前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动态开放程度仍然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人才培养目标和过程等方面均相对封闭，未能及时反映技术发展需要与产业人才需要的变革，过度强调学生的“职业人”角色而非“能力人”角色，导致学生在职业生涯中无法针对多变的社会情境自觉地进行角色重塑。其二，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招考目标模糊且执行资源配置不足，省域之间差异较大，考核标准缺乏一致性和有效性，未能充分发挥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入口把关作用。其三，职业院校希望选拔的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较好学习能力的学生，而企业则希望招收能够直接上手操作、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员工”。两者期望的不同导致了标准的不一致，学校招生与企业招工对接存在矛盾。

（四）师资队伍建设薄弱，数字化转型进程有待加快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相比于以往的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目标层次更高、复合型更强，不仅要求受教育者具备工匠精神、精湛的操作技能、深厚的工艺理解，还需要具备卓越的管理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这对于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但是，部分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十分薄弱，教师的实操能力与理论水平均存在严重不足 [ ]，且教师对于企业实践的积极性不高，企业人员兼职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机制也难以有效落实。总之，职业院校教师队伍仍然未能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要求相匹配，支撑力度不足。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这一要求。教育数字化转型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数字化技术赋能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和课程内容的更新迭代，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方向。然而，在教育实践中，许多职业学校不仅在自身数字化课程、实训与管理系统建设等方面较为迟滞，而且工程实践的数字化变革也未能及时进入课程与教学。即使一些学校在数字化教育方面加大了投入，但普遍忽视了工程技术数字化在教学中的转化与应用。

三、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实践路径

为了确保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具体落实，需要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等各方共同参与，明确各自的主要职责与核心任务，实现政府引导、企业支持、学校培养、研究机构创新的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引导、资源支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企业提供实际工作场景和需求，学校负责培养过程的实施，研究机构则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引导，使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真正能够贴合产业需求、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为培养高素质人才贡献力量。

（一）优化顶层设计，强化监督保障

为确保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有效性和适应性，首要任务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入研究产业、职业和专业的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制度与政策，为确保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提供制度基础。

首先，健全现场工程师职业资格标准。完善职业资格标准不仅有利于科学地开展人才评价与人才选拔工作，还能够为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与实施提供指导。因此，健全现场工程师职业资格标准应是优化顶层设计的首要环节。对此，政府应组织相关专业领域的理论专业、技术能手、院校教师等组成科研攻关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系统、开放、动态、分层、分类的现场工程师能力标准与框架结构，并将其纳入职业资格证书体系 [6]，从而满足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才需求。其次，强化监督指导保障教育有效运行。省级相关部门需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强化对现场工程师培养的跟踪监督。同时，设立专家委员会，对职业院校办学情况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等工作进行科学评估与指导。职业院校和企业在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材编撰等方面需加强合作，并接受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以确保培养过程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最后，加大现场工程师培养的财政支持力度。教育部门与相关部门应共同研究出台支持计划，设置专项经费，对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同时，政府也可以设置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示范院校，加大表彰力度，及时总结成熟的培养经验并加以推广，激发职业院校的办学活力。

（二）深化产教融合，建强师资队伍

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产教融合是提高现场工程师培养效能的必由之路；而教师水平不仅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也决定了产教融合的实际效果。总之，产教融合的本质之一便是师资队伍的融合。

首先，加快现场工程师学院建设。由于现场工程师自身能力素质发展具有独特规律，因此，应充分依托现场工程师学院这一载体，确保职业院校、应用本科院校与企业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7]，实现真正的校企双主体育人。此外，在现场工程师学院的专业体系建设中，要以市场逻辑为基础，深入了解产业集群的形态特征，充分考虑区域产业集群对现场工程师人才的需求特点与需求结构，确保专业设置与实际需求高度契合。其次，推进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政府、学校和企业应建立形成协同合作机制。对于政府而言，应增加资金供给和政策引导，激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资源建设，并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确保资源共建的过程中各方合作的合规性。对于学校而言，其作为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与受益者之一，需要全面评估自身的办学条件和设施设备，确保硬件条件能够满足与企业合作的需求，并在资源共享过程中通过课程、教材和数字资源的不断开发与更新，使其更贴近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于企业而言，其积极参与是资源共建的关键环节，也是当前的薄弱环节，企业应提供实践教学场地，以及设置实习岗位和教学岗位等，在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用人需求。最后，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从职业院校的角度来看，一要加强教师岗前培训，在确保教师具备充分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同时，帮助教师了解最新的行业趋势；二要完善在职教师研修机制，包括定期的教学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等，不断更新教师的教育理念，提高教学水平；三要鼓励教师参与合作企业的岗位工作，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积累经验，与企业工程师共同解决生产与服务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加深校企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理解。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一要选派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充实兼职教师队伍，为学生提供更为贴近实际的教育培训；二要加强对学徒培养、实践课程的指导以及学生顶岗实习的监管。

（三）重构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模式

课程是学校人才培养的“施工图”，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因此，课程的质量直接决定了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人才培养质量。

首先，优化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方案。职业院校需要加强对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提高培养方案的科学性；根据学生的发展实际和产业需求，针对不同专业和岗位对现场工程师的要求，有针对性地精细化地确定培养方案。其次，分类构建针对性强的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应着力于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专业基础课应着力于初步培养工程技术理论与技能以及工匠精神；专业核心课应根据企业岗位要求，培养学生的职业行动能力；专业选修课则应根据产业发展需要与学生兴趣，着力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最后，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企业和学生应签订学徒培养协议以明确学徒的身份与权利，使学徒既是学生也是职工，能够享有相关的待遇。企业应为学校提供现场工程师学徒岗位，同时，职业院校也应加强实践教学，统筹安排实习、实验等实践环节，确保学生能够体验到各种工程现场的情景[8]。

（四）聚焦数智协同，推进专业改造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数智化理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教育过程的数智化，二是数智技术的教育化。当前，许多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已经在教育过程的数智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如何推动工程领域的数智化技术进课堂、进教材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在理论与实践中加以解决。

一方面，推动专业课程的数智化重构。专业课程是知识与技能习得的基本载体，应将实际工作中的数智化业务与环节融入专业课程。同时，构建数智化的专业教学资源库，引入专业数智化软件，实现学习情境与实际工作情境的有机融合，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另一方面，促进师生数智素养的提升。加强相关研究工作，深入探讨数智化教育在推动现场工程师技能形成与发展方面的内在机制，使数智化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学效果，为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将教师与学生数智素养作为重要评价与考核指标，开发师生数智素养的评估框架，提升教师数智化教学水平和学生数智化技能水平。

四、结语

新时代，职业教育需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充分发挥类型特色与专业优势，加快培养现场工程师，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技能型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持，为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队伍做出积极贡献。为此，职业教育应当持续深化自身改革，优化顶层设计、加强产教融合、重构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模式、建好师资队伍、推进数智转型，多措并举成为培养高素质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重要引擎。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 . 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 现 场 工 程 师 专 项 培 养 计 划 的 通 知 [EB/OL]. 2022-09-15[2024-01-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11/05/content_5724757.htm？eqid=d3423bd70005e0e20000000664565881.

[2] 邱亮晶 ， 来文静 ， 雷前虎 . 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四重逻辑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44（11）：43-48.

[3] 槐福乐 ， 常熙蕾 ， 吕清 .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困厄与发展路径—— 基于一般系统论的视角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44（26）：6-11.

[4] 曹留成 .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高质量培养价值、问题与改革策略研究 [J]. 教育与职业 ，2023，（03）：52-58.

[5] 徐丹 ， 叶萍 .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44（26）：17-20.

[6] 付达杰 ， 张炜 ， 潘建峰 . 面向现场工程师培养的高职工程教育适应性困境、取向与路径 [J]. 职教发展研究 ，2023，（04）：65-71.

[7] 李博 ， 褚金星 . 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 [J]. 教育与职业 ，2023（07）：107-112.

[8] 刘康 ， 徐辉 . 职业本科院校现场工程师培养的逻辑向度、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J]. 重庆高教研究 ，2023，11（06）：65-76.

［基金项目］湖南省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培养面向数智化的现场工程师团队人才：一项混合研究”（项目编号：2023D047）

［作者简介］邓晨曦（1980—），男，湖南衡阳人，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机器学习技术、模式识别技术与计算机专业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