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中的身与天下

“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意为对内修善其身，对外治理天下的理想抱负。道家在大众视野里有一种“出世”之感，尤其是和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对照起来。但是深读道家经典《老子》可以发现，其围绕着现实社会，不仅对个人修有所引导，更对治理天下提供了方法指引，这正是《老子》中所蕴含的“内圣外王”之道，虽然书中并未直接提出“内圣外王”这一术语，但是其通篇整体都有对内在修养和外在实践的平衡做了指点。《老子》中的这一内外兼顾的特点给后世道家道教研究“内圣外王”思想奠定了基础。

一、《老子》“道”之品质

在具体讲述《老子》的“内圣外王”之前，需要通体掌握《老子》中“道”的特征品质，因为整本《老子》正是围绕一个“道”而展开的，“道”作为整体最高价值指向，是万物所遵循的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1]修身治家、治国平天下之法，全在“道”中有据可查，有理可循。

我们观察 “道”可以从道之形和道之神两个方面来看。首先，道之形即“道”的外在形态，先从“道”这个称呼看起，为何“道”被称呼为“道”，“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二十五章》）就连“道”这个名字都是勉强为之定义，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再来看“道”的外在，在十四章中，就有形容“道”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求的，让人捉摸不透。“道”没有具体的形体，因而《老子》认为其不可名状。“有物浑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待，可以为天下母。”（《二十五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虽然“道”是无法名说的，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这几句将“道”的恍恍惚惚的状态和它的确有其用结合在一起。

其次，我们看“道”之神，也就是它的内在品质。总体来说，“道”的品质特性可以分为几点：

第一，“道”具有自然性。它带来的是消解人为干预，回归自然本性。中国哲学注重对宇宙本源的追问，《老子》中给出“道法自然”这一说法，作为最高地位的“道”也是遵循着自然，“道”的自然性贯穿整本书，体现到各个方面，同时延伸运用到社会治理上。“道”的自然性体现在它的生成上，“先天地生”；也体现在它的运行上，“周行而不殆”。除此之外，“道”的自然性还体现在它对待万物的态度上——公平无偏爱，奉献不求回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五章》）这里传达的就是因任自然的想法，区别于儒家所强调的有差等的“仁爱”，《老子》更提倡的是“不仁”。无差别地爱万物，同时也不求回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五十一章》）不抱有目的性的爱万物，是“道”之自然母性的体现。

第二，“道”具有辩证性。这种辩证性的特点打破了物与物之间的对立斗争，包容事物的对立统一，促进了万物之间的和谐共处，同时也传达了物极必反这一哲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二章》）说明美与丑、善与不善之间的相伴相生，接着又举了更多的例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以一种平等正常的眼光看待这些互为对立面的概念，并不因其美而善待，也不因其丑而厌恶，只是说明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概念，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往好的方面发展，即是相互对立的两方可以相互转化，“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三十六章》）讲述通过对立面可以达到目的。往不好的方面发展，便是物极必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福祸相依相生，若是处理不得当，便会导致坏的结果。

第三，“道”具有实践性。“道”落实到具体现象界时，就体现出了它的实践性。尤其是当“道”落于个人人生和人类社会上时，便出现了“德”，“德”是“道”具体运用于现象界的体现。它给人类个体实践活动的方法以及社会应当如何运行提供了规范指导。《老子》讲“道”不仅从宇宙观出发，宏观讲述“道”的至高性，而且还具体到修身和治理天下上，给个人提供理想人格的指引，给君主提供社会治理的方向。从自然之“道”过渡到社会人生、政治理事上。不仅人类社会离不开道，道也离不开人类社会。离开事物无所谓道，而人认知事物一旦落入具体规律性，也不是根本的道。[2]所以道也依赖事物存在，无事物不成道之贵。

二、内圣——《老子》中肉身与精神的两面修养

“内圣”指的是人的内在的修养，覆盖肉身与精神两大层面，即身体需要得到良好的养护，同时精神也需修养到达一定的境界。这两大层面可以从前文所说的道之形与道之神来看。

《老子》提出要重视身体大于重视名利。“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声名、货利和生命比起来，名利终究是外在的，老子认为只有生命、身体是根本，一味地爱名追利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当然，重视生命也不是让我们做过多的维护生命的工夫。“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五十章》）将生命之路化为两条，生路只占三分之一，死路却占三分之二，其中一半是先天直接导致的短命之路，另一半是由于走入歧路，是一种间接的死路。这一歧路是由于人们过度追求了生命，奉养过度所导致的。因而，在外在和内在上来说，老子主张重视身体，淡视名利；在单独内在来说，老子又不希望人们为了生命行事过多。比起追求肉身的长久，精神上的不朽更值得追求，“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三十三章》）

《老子》中有理想人格——圣人，对于圣人的描述，书中这样写：“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二十章》）在这一章中，“我”即是圣人的代表，老子将“众人”与“我”做了对比，在这里，“众人”是一种沉迷俗世世界的普遍化存在，常常背离了“道”的路径，而“我”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不论世俗如何，紧循“道”的清醒独立的人。众人与“我”在同一个世界，但是两方又像是最疏离的关系，相互看不到对方，众人不见“我”以及“我”所追求的“道”，“我”也视众人以及他们所追捧的俗俗世界无谓，刻画了一种熙熙攘攘的五彩斑斓的世界中，有“我”淡然如素色般独立存在的画面。这一章中没有明确提出众人应该怎么做，但能从其中看到老子的态度——不赞成人们沉迷世俗，因为世俗是多变的，只注重声色货利是违道而行的，众人应做到如“我”般甘守淡然，这才是追求得道的做法。“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这一章较之二十章，更直接地指出物欲对于人身体的伤害，从反面弊端告诉人们不要沉迷眼花缭乱的俗世。

《老子》突出“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这一心性修养观。道之形是虚空的状态，不是说“道”是不存在的、远离人和物的，而是一种不带私心的，平等看待万物的一种状态，学习“道”的这种虚静，在心性修养上，方能知道观照实物本来的面目，不被私欲情感所左右，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落实到实践上即是需放下主观执着，让心灵像镜子一样澄明，自然地反映万物不妄动。这种虚静的状态，源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的观点。“道”是最初的存在，最初它本身就是虚空的，而人是依“道”而生，人最初是婴儿，《老子》认为人应当“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保持最初干净的心境。心性修养的最终是到达与“道”合一。“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五十六章》）通过消解内心的矛盾与分别心，达到与万物和光同尘的和谐状态。

三、外王——《老子》政治上的无为而治

“内圣”必然发而为“外王”，二者是一体的。[3]“外王”可以说是“内圣”的进一步扩充，扩至家、国、天下层面。“外王”要求个体将自己的内在修养运用到社会治理上，从而实现治国理想。《老子》的治理国家之道可用“无为而治”来概括。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三十七章》）本章认为治国、治理天下要遵循道，侯王要持守道，让万物自然发展，同时要用道及时镇定发展过程中不正当欲望。可见“道”对于治国、天下的重要性。依据道的指示，《老子》还对治理国家提出具体的要求：

首先，《老子》强调无为而治，让国家自然而然地处于和谐状态。治理国家要用道，用道之法，《老子》提出应该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在《老子》看来，为道是必须的，作为一国之主的为政者更需要体悟道，“以至于无为”可以看出《老子》认为统治者为道的目标——无为而治。老庄提出“无为”理念，意在说明，统治者应当采取一种不干涉主义的立场来治理国家。[4]在第十章中，明确指出：“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有道的人应当无为地行事，不言地行教。为政者治国应当遵循道，爱护人民、教化人民要走无为无言的路径。

根据为政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老子》将君主为政治道的状态分为了四种：“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十七章》）最好的君民关系是人们只知道有为政者的存在，君王的存在并不会干涉到人民；其次，是人民拥护爱戴为政者，为政者的存在感逐渐强化；稍差一点的关系君主，人民畏惧君主，这大概是由于君王过多的展现了自己的权力，压迫到了人民；最差的关系，是人民轻视侮慢君王。以我们当今为例，所谓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政治关系，在老子那里就叫做官民关系，或“民”与“上”的关系。[5]君主一定的行为对应着一定的社会氛围、国家风气。良好的君民关系需要君主做到“希言”，老子在十七章提出“悠兮其贵言”，第二十三章中提到“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都是在告诉为政者不不要过于干涉人民，尽量少施加声教法令，让人民自然而然的发展。“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因此有道的人会遵循“无为”，激励人民的自发性。

其次，朝政之风要端正。“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二十六章》）《老子》指出君子不应物质上的享受而轻率躁动，同时发出疑问：身为大国的君主为什么却如此轻率躁动呢？可以感受到老子对于当时为政者沉迷娇奢物质生活，纵欲过度的担忧感慨。同样针对当时朝政不正之风，“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五十三章》）老子极力批评了朝政人员贪图享受，不顾下层人民饥饿艰难生活的腐败之气，实在有违“大道”的指示。“重”“静”对应着安定平和的社会风气，“轻”“躁”对应着享欲轻慢的社会风气，为政者首先要做到“静”，“清静为天下正”。

四、小结

《老子》中，老子以“道”作为最高价值指向，无论是修身还是治国，都应该遵循“道”。“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足以见得道的至高性，依据“道”的价值指引，《老子》提倡修身要重视生命本身，善于养护自己的身体，遵循自然，对于世俗的声色货利要少私寡欲，保持清净质朴，纯洁自然的生活。除了由人和物构成的有形世界外，还有一个处于在有形世界之上的，超越的无形的“道”的世界。《老子》说的是修身，更是修道。始终有一个最高参考目标——“道”，人们应当依据“道”修养自身，最高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也是按照“道”行事的，他更像是“道”在人间的化身。总体来说，老子认为修养当做减法，普通人要减少欲望，为政者要减少干涉人民，以“无为而治”作为治理之道。“内圣外王”与《老子》核心主张高度契合，强调内在的虚静少欲和国家无为而治的状态，进而实现国家和谐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20.

[2] 路永照，陈依凡.物与欲：老子道论展开的中心问题[J].理论界，2023，（08）：23-30.

[3] 卫怡.论老子的“内圣外王”思想[J].中华老学，2023，（02）：196-204.

[4] 张志焱.《庄子》内圣外王思想蠡测[D].西北师范大学，2015.

[5] 武铁传.老子政治思想与当代政治文明的互通[J].求索，2009，（06）：91-92+152.

作者简介：何景（2000.11-），女（汉族），安徽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